生态文明视域下湘西少数民族的制度性生态民俗

制度性生态民俗是指以制度规则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民俗,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相对于普通生态民俗而言,具有规范性、补充性和调整性等典型特征。以调整对象和规制目的为依据,可将湘西的制度性生态民俗大致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主要调整“人-神”关系的自然禁忌型生态民俗,如苗族的枫树禁忌民俗;二是主要调整“民-民”关系的村民公约型生态民俗,如禁止越界砍伐林木的苗族榔规;三是主要调整“人-天(自然)”关系的技术规则型生态民俗,如侗族的“林粮间作”民俗。在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应增强对制度性生态民俗的文化自觉,推进湘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民间法的变迁与作用——云南25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民间法分析

本文的材料是 2 5个调查组关于民间法的调查 ,表现了 2 0世纪 5 0年代以来一个个微观社会 (村寨 )中民间法的产生、运行和变迁的情况。本文要揭示的是这些微观社会中民间法的变迁过程和作用。

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之反思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和冲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是无法避免的现象,系统阐释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现状,进而为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找合宜的调适路径,对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转型期农村法治资源的发现、重组与良性互动

作者将农村作为一种社区分析空间，并将法治具体置于其中，利用各种分析或理论框架对其展开讨论，目的在于发现农村法治资源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探讨农村社会与国家在互动过程中法治资源的重组及良性互动。

民间法的限度

民间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规则,与国家制定法一样,具有自己的生存限度。民间法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强制性、传承性等鲜明的特点。与此相联系,出于对自然的原初的敬畏与恐惧、社会化了的行为尺度、乡土社会的正义观以及类同于国家法的暴力构成了民间法的效力来源和基础。民间法同样发挥着法的作用,只是与国家制定法在作用的内容、方式、方法、强度和向度上存在着差别。

民间法研究的使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掀起了一股民间法研究热潮。但民间法研究的使命何在一直暗昧不明,这不能不制约民间法研究的深入和民间法的复兴。当代民间法研究应当肩负探寻民间法的话语系统,推动民间法的合法化,引导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以及重建社会信任系统四大使命,其中,尤应对民间权威给予充分关注,通过对其积极引导和有效规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研究使命的践履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民间法视野中的村规民约——以河北省某村的民间调查为个案

村规民约对农村的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在想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村规民约都起到了维护农村规则之治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村委会制度和村民自治的完善,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村规民约。从制定法的角度来看,村规民约并不属于正统的国家法律体系,只能归入民间法的体系中。在民间法的体系下,村规民约有着其特殊的构成、性质和作用。

论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能贡献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民间法因其地域性、民族心理性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密切关系,使其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具有发挥主导作用、形成主动全面保护、"三同时"保护和等边保护机制的可能性。但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冲击、大量能工巧匠的减少及民间法自身的缺陷,极大地削弱了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应摒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顾代价的消耗,充分发挥民间法的优先适用效益,切实保护好传承人并建立有效的传承模式,依托民间法建立有效的外附激励机制和公平激励机制,设立专门基金会等,以发挥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

试论民间法在解决婚姻家庭纠纷中的作用

我国在解决婚姻家庭纠纷中,出现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国家法对纠纷的解决有统一性和强制性;民间法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中以其灵活的、民众广泛接受和认可的方式发挥出了独特的作用。国家可以通过整合传统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来协调二者的关系,以建立一种以国家法为价值取向、以宽容原则为基础的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方式的纠纷解决模式。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探究——一种基于法律渊源视角的考察

通过法律渊源之视角,发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尤为密切。近代以前,不少国家的成文法典完全就是民间法的汇编;近代以后,虽然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立法群体专业化、组织化水平不断改进,但国家法中还是予以民间法一定的认可。民间法与国家法共生、共长于同质的文化土壤,二者有着共同的对于和谐秩序的价值诉求。因此,只有理性把握好二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立法、司法实践。

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下司法公信力研究——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视角

国家法和民间法遭遇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单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而罔顾民间法的存在,即使该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在国家制定法层面上是公正的,最终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未必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判决。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在灵活中追求相对规范,在差异中寻求适度统一,在利益冲突中达到协调,使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和效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这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真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形态与现代化——以云南少数民族村寨为例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能忽略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现代化问题。面对现代型的国家制定法的冲击,民族民间法将怎样完成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化呢?本文试图从分析传统的少数民族的法律形态以及法律文化的特点入手,借用法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分析进路,对少数民族法律的转型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在民族民间法向现代型法律的转化过程中不能忽视本民族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初论民间规范对法律方法的可能贡献

民间规范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制度事实”,对法律方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基于此种问题意识,对民间法可能对法律方法的贡献的研究,应该是有益的。由于司法活动中的法律方法多样,这里只对法律方法之于法律渊源、价值(利益)衡量、判例和判例法形成方式、法律论证的可能贡献做出了简要的描述。可以肯定,民间规范对其他法律方法也一样会有可能作用。对此,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逐步探讨。

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批判性理解——兼论社会控制概念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可能

概念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同时具有促进和制约研究的辩证属性,因此需要对概念进行反思。“习惯法”、“民间法”这两个概念对于挑战和批判“法律中心主义”具有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习惯法”、“民间法”概念定义过于宽泛,使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不能很好地对不同性质和不同运作方式的规范进行必要的区分,从而导致这种研究范式具有局限性。在法学研究中,可以尝试用“社会控制”概念来弥补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不足。

民俗体育文化价值演进规律研究

以民俗体育文化价值演进为切入点,研究其演进规律,认为民俗体育的本体存在是其演进基础;文化价值认知是其演进根本动力;同时指出了民俗体育文化价值演进的两种主要模式即主线复合式和价值对流式演进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民俗体育价值演进原则。研究最后认为现代我国民俗体育文化价值应当彰显其文化生命力与价值活力,完成历史赋予它的文化和价值使命。

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现实互动与历史变迁——中国西部司法个案的透视

在中国西部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呈现出纷繁复杂、迷离扑朔的局面。其至少可概括为六种互动形式。系统阐释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中国西部的互动现状及其变迁趋向 ,进而为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找合宜的调适路径 ,这对西部乃至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2002-2005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极为关注国家法之外的习惯法、民间法的研究,并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一研究热点的出现表明,法学理论研究逐渐走出价值呼唤和法条注释的初级阶段,日益摆脱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依附,脱离单纯的法制浪漫主义情结,开始从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中找寻法律秩序的本土资源,读解中国人生活秩序的文化意义,探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民间法研究不仅拓宽了人们对法律的认识视域,而且其对社会学、人类学、诠释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的借鉴更为法学研究带来清新的学术风气。本研究报告通过对民间法研究成果的综述,追溯这一学术研究动向的发生过程,回顾和总结其中主要的学术热点,评述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发展和学术贡献。

论刑事和解与民间规范

刑事和解,是我国正在倡导和试验的一种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究竟根据什么规范处理、分配刑事和解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问题,是刑事和解的重要前提。民间规范如果一旦获得刑事和解主持人、当事人在行为上的遵从、接受和心理上的确信、认同,则可以被援引为刑事和解中当事人权利义务分配的根据。不同类型的民间规范,具有不同模式的权利义务配置方式,但这都不影响在刑事和解中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配。国家有关刑事和解正式制度的建立,应关注民间规范的参与,关注对民间规范的吸纳。

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 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

对东北四所监狱"民事转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调查显示,现代乡村社会存在一类特殊的纠纷:第一,它的广泛存在,标志着民间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败;第二,它也没有被国家法系统处理和吸收。本文通过对结构性访谈中7个案例的详细剖解,检视了这类纠纷背后乡村秩序的可能图景。与传统的民间法理论的预设相反,国家法秩序的"外来性"是地方性社会中日渐增多的"陌生人"获得保护的可能途径。然而,国家法的实践依赖于基层政治运作,其调整功能取决于民间秩序的配合,民间秩序整合的失败迫使国家法直接面对个人的实质性需求,而其调整无力反过来增加了个人对国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将失望导向对国家法独立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豪强化"的危险可能在乡村社会出现:"强力人士"依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的力量;借助国家法和国家政权在权力来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