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朝鲜文人宋翼弼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次韵是一种特殊的接受方式,李氏朝鲜著名文人宋翼弼《龟峰集》录有次韵李白诗歌8题13首。这13首诗特点突出,表现为对李白原诗主题的继承与翻新,对清静避世思想的接受,对家国情怀的接受,其背后是他对李白诗歌自觉的学习和与李白相似的人生遭遇。通过对李白诗歌的次韵,宋翼弼完成了对李白诗歌经典作品的选择,并成为李白诗歌在李氏朝鲜传播的重要一环。

《诗经》韵律翻译策略探察--以詹宁斯、许渊冲译本为例

韵律是《诗经》翻译的重要问题。韵律是中英文诗歌的共同属性之一,就《诗经》英译而言,韵律具有可译性是可以肯定的。然而,《诗经》翻译究竟用韵与否,主要取决于译入语诗学规范和译者的价值取向。从《诗经》翻译史来看,译文一般都重视韵律的翻译。韵律翻译的具体策略从原文韵式出发,可分为顺应原文韵律和适当变通韵式;其基本原则是不以韵害义。但是,翻译韵律是十分困难的,译者所能做到的至多是再现原诗的韵式,要在译文中求得更微观层次上的一致,一般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不必执着于追求原诗与译诗在韵律上绝对一致,而是要更多地着眼于译诗自身的音韵之美,着眼于译诗的韵律与译诗的意境的和谐与统一。

也论五律、五排声律的定型——杜审言“首功”说质疑

没有诗歌写作的年代考查,仅靠诗歌符合格律的百分比统计,从而认定某一人是诗体定型的最重要的诗人,这是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初唐时期重要的诗歌格律理论文献,对律诗的形成影响甚大,而且正是那些理论文献成了诗体逐渐形成的年代标志;在理论的指导之下,不少诗人遵循格律规则写作,对诗体形式的确定产生了重要影响。杨炯的诗歌,对研究五律、五排定型的年代很有价值;杜审言虽然是代表人物之一,但相对于百分之百符合格律的初唐诗人群体来说,他的"首功"是难以认定的。

儿化词语注音与规范化问题

《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儿化词语注音不统一的现象反映出儿化韵问题的研究与语言调查的不足。以在校大学生为对象的两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人对于儿化词语使用场合的认知是基本正确的,但儿化词语语感仍不够准确;影响被调查人对儿化词语判断的最重要因素是地域即方言因素。设置普通话的儿化韵音位、制订儿化词语的分级标准、完善《纲要》对儿化词语的处理方法、关注普通话儿化词语的变化等是儿化词语规范化需要做的工作。

从诗韵视角看“诚斋体”的生成路径

杨万里对诗歌用韵问题有独到见解,在诗歌创作中也有丰富的用韵实践。杨万里抵制次韵唱和,为“诚斋体”营造了自由的生长空间;而他有意识地坚持创作韵式新颖的辘轳体、进退格,则进一步拓展了“诚斋体”的容量,从而丰富了“诚斋体”的内涵。前者是基于反拨江西诗风的现实需要,后者是源自以“晚唐体”纠宋诗之弊的诗学理想,二者共同为“诚斋体”的生成路径规定了方向。

高校现代汉语普通话韵部系统处理法评析及建议

在可寓目到的26部高校现代汉语教材中,仅有13部涉及到了对普通话韵部知识的讲解,且对押韵问题的认识普遍存有不足。从现代诗歌的押韵实践和普通话语音变化实际来看,十三辙或十八韵均不宜作为普通话的押韵系统。黄廖本《现代汉语》虽能及时跟进学界研究动态,但对押韵问题的介绍也明显有悖于押韵实际。从普通话的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出发,推出较具解释力的普通话的押韵标准,即“有尾韵中,韵基相同;无尾韵中,韵基相同或相近”,依此可得出普通话分韵十二部等相关结论。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押韵艺术探析——兼与苏轼、杨万里的次韵追和相比较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体现了极高的押韵艺术,完美地达到了“韵随意转,天然凑泊”的艺术境界。苏轼与杨万里的次韵追和,虽步武陶韵却并未被其所限,而是成功实现了创新与突围,彰显了各自独特的艺术个性。陶辞、苏辞与杨辞虽然使用的韵字及其顺序几乎完全一样,但所表现的内容与表达的情感却构成了三种完全不同的范型:陶辞是名副其实的“归去来兮辞”;苏辞实际上是“归不得兮辞”;杨辞则是“不愿归兮辞”。苏辞、杨辞由于基本沿用陶辞的押韵结构,故将陶辞的押韵艺术展现得更为鲜活、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