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民事诉讼法》中的网络侵权管辖研究——兼论涉外民事诉讼管辖规则

我国现有网络侵权纠纷地域管辖规则难以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利益的平衡、司法资源与秩序利益的平衡、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2023年《民事诉讼法》以适当联系为补充根据扩大了平行诉讼的可能性,以先受理和不方便法院的混合规则强化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涉外网络侵权纠纷管辖规则的不确定性。国内和涉外民商事纠纷管辖规则均为民事诉讼管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具有民事诉讼本质和涉网特征,由此构成了网络侵权纠纷管辖体系的重塑动因。为解决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差异、新兴权益保护的迫切需求、管辖规则与其他诉讼制度的衔接问题,应根据涉网程度不同,重塑“非网—弱网—强网—专网”的多层次管辖体系,以平衡网络侵权纠纷主体诉讼能力的差异,实现法院案件审判全流程的制度衔接,兼顾国内与涉外管辖规则的有机结合。

国际法治中的跨国司法对话与中国的因应

伴随着全球司法议题的变化和司法理念的革新,跨国司法对话越来越广泛地发生于法院之间。根据参与对话的法院在国内和国际法律体系中的相对地位高低,跨国司法对话可分为横向对话、纵向对话和混合型对话三大类。跨国司法对话能够促进国际义务的接受和执行,并提升国内判决的说服力。在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我国司法被赋予了积极参与构建涉外法治的新使命。为扩大中国法院及其判决的国际影响力,应当完善中国法院开展跨国司法对话的实践路径,具体包括:深化通过跨国司法对话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不断提升我国涉外案件的国际影响力和鼓励中国法院积极与外国法院开展互动交流。

清代前中期宫廷西洋人的外语服务述论

以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洋人活跃在清代前中期的北京宫廷,为皇帝提供各类服务,外语服务即为其中之一。宫廷西洋人以皇帝奴仆的身份,为欧洲各国使团访华、中俄外交谈判、教皇特使访华等外交事务提供翻译服务。为了在华传教事业,宫廷西洋人利用其译员身份助力或干扰欧洲使团访华活动,有意交好俄国使团成员,谋求中欧陆路交通可能性,但该群体的确无能力和意愿影响传统外交朝贡制度框架。此一时期宫廷西洋人还参与雍正朝内廷拉丁语学馆的教学工作,乾隆朝《华夷译语》“西洋译语”的编撰工作。清代前中期诸帝无意建构中欧交往及语言文化沟通长效机制,作为皇帝奴仆的宫廷西洋人也很少在服务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从上海地方法院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法制近代化(1927-1937年)

江苏上海地方法院是近代上海区域法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该院在江苏上海地方审判厅的基础上改组设立。作为法制近代化产物的新式法院,不仅没有获得系统性制度和资源的支撑,反而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郑杨案”的发生更是使得法院一度陷入困境。沈锡庆接任院长后,面临案件数量激增,司法行政事务繁杂和涉外案件众多的艰难处境,通过其积极努力一一作出了应对。上海的特殊地位常引来中外各方势力在此博弈。上海特别市建立后,更出现与江苏省的省市之争,使得江苏上海地方法院身处夹缝之中,处境日囧。然而在有限的空间中,其仍实现了华界法制的全面近代化并协助收回了租界法权。

洋漆与仿洋漆及清宫外来金漆艺术影响再探讨

中国传统漆艺的发展悠久,在古代涂料技术史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对周边同属天然生漆产区的各国漆艺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然而来到明清之际,却出现了一个自外而来的、对中国金漆艺术发展产生带动作用的独特现象。其时从宫廷向民间扩散开来的“洋漆”与仿“洋漆”潮流,近年来陆续受到了学界的关注,但许多学者认为洋漆是来自日本的漆艺、仿“洋漆”则是对“洋漆”的模仿。不过,清代“洋漆”替代此前流行的“倭漆”主要并非因为忌讳,而是由于清代“洋漆”涵盖的范围更广。尤其是仿“洋漆”,更是展现出了清宫金漆艺术的华洋混合的趣味,与杂糅的清代艺术风格同气连枝。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背景下“国际法不确定性”对国际法教学的启示

国际法不能为具体案件提供唯一、正确的答案,被称为“国际法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国际法语言的开放模糊,而且国际法规则系统外的国际法体系化缺失、国际法参与者对国际法的主观建构都是“国际法不确定性”的因素。“国际法不确定性”要求国际法教学能服务于解决现实问题,这契合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目标,在认识国际法层面上,避免国际法万能论或国际法虚无论的陷阱。由此,国际法教学应揭示并回应“国际法不确定性”。在理论教学方面,国际法课程以应用为目标且以国际法渊源为基础架构教学内容,培养国际法的论辩思维;在国际法教学中运用交叉学科知识或单独设置交叉学科课程,助益于理解他者对国际法的影响。在实践教学方面,案例教学法可运用于国际法课程教学中,也可以单独设置国际法案例课程,该课程与国际模拟法庭、涉外法律诊所等实践课程一起以真实的情境呈现“国际法不确定性”。

菲律宾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在国际民事司法协助中 ,外国法院判决有其特定的含义。菲律宾《法院规则》明确规定了外国法院判决的效力。一位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倍受尊敬的菲律宾权威列举了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要件。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不需要提起任何诉讼 。

外国法院判决中台湾的法律地位

在涉及台湾法律地位的典型判决中,外国法院基本上遵从"政治问题"原则、"一个声音"原则及"一个中国"规范进行判决。在外国法院判决中,台湾当局丧失了或缺乏代表中国的权利,其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行为能力和管辖效力得到部分认可,台湾当局的诉讼当事人能力有时也被接受,具有一定程度的权宜性程序行为能力;台湾的法律身份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于台湾的主权权利也被尊重;所谓"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国家地位"并不被支持,也不具有一般性的实体权利能力;台湾在某些判决中得以参照适用"功能性豁免权",但这些不等于法院默认或支持所谓台湾"事实独立"及其主张。

我国人民法院应当设立劳动法庭

劳动争议案件具有不同于民商事案件的特点,无论从审判理念、审判模式、法律适用、审理效果等方面分析,由民事法庭审理劳动案件具有多方面不妥。我国劳动争议数量巨大,司法审判任务重。可以参照德国、以色列等国劳动法院的经验,在中国的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劳动法庭,待条件成熟后设立作为特别法院的劳动法院,专司劳动案件审判。劳动法庭宜聘请雇主、工会相关人士与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更专业地审理劳动案件。

“一带一路”倡议下互惠原则在中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领域的适用

中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依据包括国际条约和互惠原则。由于中国尚未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且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数量较少,互惠原则在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的适用尤为重要。然而,中国国内法仅规定互惠原则是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依据,并未涉及互惠原则适用的具体内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议明确互惠原则的内涵及适用目的、互惠原则的适用标准和证明责任分配,且适当扩大互惠原则适用的例外情形,提高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效率,保证"一带一路"倡议下互惠原则在中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领域的顺利适用。

中国崛起、对外关系法与法院的功能再造

中国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新近实施了一系列可以被认为是蕴含着新的重大司法政策的措施,即中国法院试图通过强化参与对外关系助力中国的和平崛起,从而实现中国法院的功能再造。对外关系法框架不仅为中国的这些最新司法实践提供了整体性的解释,更重要的是为推动中国法院进一步参与对外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比较法借鉴。中国特殊的对外关系法角色结构可以有效降低法院参与对外关系时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使中国的法院发挥许多其他国家的法院所不具备的功能。不过,强化中国法院参与对外关系还需要观念、制度与机制等方面的支持。

CBA联赛竞赛改革案例诊断与优化

为助力CBA实现"世界一流职业联赛"的宏伟目标,为民众提供更优质的竞赛产品,为联赛决策层进一步优化竞赛制度提供有效建议,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方法对CBA联赛2014-2015赛季竞赛改革案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CBA联赛竞赛改革目标包括竞赛公正性、观赏性、均衡性、健康性、独特性5个方面;(2)主教练申请录像回放制度促进了联赛的公正性,弥补了裁判的误判,但仍需完善;(3)第四节单外援制度使国内球员上场机会增加,但观赏性下降,增加了有亚洲外援球队实力,但降低了中游球队竞争力;(4)裁判委员会制度实现了俱乐部对裁判的自主管理,但仍需配套相关措施;(5)教练制止运动员冲突不力连带处罚制度效果明显,但治标不治本。建议:增加录像回放种类与次数;理性对待三外援制度;尽快建立裁判申诉仲裁委员会和制定《CBA职业裁判员薪酬标准及各类保障制度》;实行球员赛场暴力防控专题培训考核和多部门联席会制度,做到违纪处罚实施的及时、精细、科学和多样。

中国加入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规则差异与考量

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旨在通过加强司法合作增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公约采用混合模式,从三个方面:即被选择法院的义务和程序、未被选择法院的义务和程序、被选择法院所作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在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承认和执行领域建立统一的规则。中国深度参与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谈判。作为全球的贸易大国和正在建设的法治大国,中国需要构建开放型的涉外审判机制,提升国际法律服务市场,推动判决的全球性流动,从而为当事人的国际民商事活动提供确定性的法律环境。当然,加入公约需要我国进行利益上的综合权衡,并作出一定的制度上的安排。

美国涉外情报监控法院制度研究

[目的/意义]美国1978年颁布的《涉外情报监控法》建立了涉外情报监控法院制度,但因该制度存在诸多问题难以发挥制约情报监控权的功能。如何改革该制度以平衡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保障遂成为美国涉外情报监控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方法/过程]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规范分析等方法,分析涉外情报监控法院制度的建立、发展和社会各界对该制度的批评及回应。[结果/结论]研究表明,该制度存在缺乏对抗性、秘密性、法官选任不合理和缺少必要知识信息等问题。2015年《自由法案》虽力图通过改革解决上述问题,但结果不尽人意,进一步改革的呼声不断。美国涉外情报监控法院制度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相关制度的改革有所裨益。

论涉外庭审中译员与英语水平有限的外籍被告人的交际策略

在审理涉及母语为稀有语种但具有一定英语水平的外籍被告人刑事案件过程中,法院不得不使用英语这一通用语种作为庭审的口译语言。面对这类外籍被告人,译员需关注有关的语境因素,采用得体的交际策略和技巧,才能完成庭审的交际任务,使庭审得以正常进行。

尼日利亚法院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理论与实践

管辖权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是一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必须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尼日利亚法院通常依被告或诉讼标的物"出现"或"位于"其管辖权范围内、传票能够送达被告、被告接受法院的管辖或当事人之间的管辖权协议为由对涉外民商事案件行使管辖,对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尼日利亚法院通常适用法院地法,不过,在当事人选择了解决争议的准据法时,尼日利亚法院会尊重他们的选择。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制度改革探析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自设立以来,因其国际视野和重要战略定位,得到各界高度关注。与国外同类机构一样,如何通过优化审判职能,完善审理机制,塑造成为国内外当事人解决纠纷的优先选择,是国际商事法庭必须认真对待的制度性问题。通过对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卡塔尔金融中心民商事法院等新兴国际商事法院(庭)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以下制度创新改革设想:一是完善管辖制度,现阶段可增加规定构成“实际联系”的情形,并探索构建离岸诉讼管辖规则。二是探索多元化法官制度,现阶段可探索聘请中国籍香港法官参与审判,下一步可考虑引入外籍法官,提升国际商事法庭的吸引力与竞争力。三是优化审级制度,在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案件的基础上,增设内部上诉机制,同时设置合理的上诉条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庭审口译的异化和归化——以目的原则为视角

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在法庭审判当中,势必会涉及诸多民汉双语庭审口译问题。文章基于真实的维汉双语庭审语料,对新疆庭审口译中的异化和归化做了初步实证性分析,讨论了庭审口译人员是如何在目的原则的指导之下,有目的地分别采取异化和归化的一系列翻译方法的。文章得出了一个尝试性的结论:新疆庭审口译所遵循的最高原则是目的原则,翻译目的决定着整个庭审口译的全过程,异化和归化只是实现翻译目的的策略和手段,并由翻译目的所决定,它们并不相互排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最后,针对新疆庭审口译的现状,对于如何加强和改善新疆庭审口译工作,文章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

现阶段CBA联赛竞赛中的亮点、问题与优化方略

为推进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改革和品牌建设,运用文献资料、录像观察、专家访谈等方法对现阶段联赛竞赛中的主要亮点和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CBA联赛现阶段的主要亮点是四川、新疆分别成为历史上第5、6支总冠军球队,联赛呈现广东、新疆、辽宁、上海等多极对抗的新竞赛格局,部分国内球员亦有突出表现、超级外援使联赛关注度持续提升,多场比赛已成为联赛品牌对决,竞赛规则持续优化;主要问题是赛场暴力、裁判误判、外援主导比赛、竞技实力"两头大中间小"、赛程安排、球迷赛场不文明观赛。研究建议:防控结合规避赛场暴力、多力整合减少裁判判罚争议、优化规则促进外援与本土协调发展、顶层设计调控球队间竞技平衡、与时俱进优化场次安排、综合施策提升球迷观赛修养。

对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的重新审视——以湖北“三联公司案”为视角

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整个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中最复杂、最关键的阶段。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维护,在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逐渐形成了以条约和互惠为条件的承认制度。美国于2009年8月在中美间没有条约与互惠关系的情况下承认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湖北三联公司诉美国罗宾逊公司产品质量侵权案所做的判决,确认了我国判决在美国的效力。在国际合作日益密切的趋势下,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推动国家间司法领域的合作,切实维护国家及当事人的利益,美国的做法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