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对中外作品的阅读和接受外来影响的特色

沙汀对中外文学的阅读比较广泛,他的冷静客观使他更多地愿意接受果戈理、契诃夫等19世纪俄国的讽刺文学。但他喜欢的、阅读的作家作品并不一定是他摹仿、借鉴的对象。他与鲁迅、老舍、张天翼、钱锺书等借鉴外国文学的具体特点都不同,俄国文学对沙汀的影响不是外在的、显性的,而是内在的、融化在肌理和血脉中的;不是个别的学习、摹仿某一作品,或某一种艺术技巧,而是总体上的接受写实、暴露、讽刺、批判等基本的创作方法和文学精神。果戈理、契诃夫对他的影响是潜在的,而他和谢德林作品的诸多相似则是一种“暗合”,不存在影响关系,是“和而不同”。但沙汀的讽刺成就并没有超过果戈理、契诃夫、谢德林,也没有超过鲁迅、老舍、钱锺书、张天翼。

谈中职语文教学中外国小说的教学

中职语文教材中所选取的外国文学作品虽只是世界文学画廊小小的一隅,但都出自名家的名作,它们既是教材内容一部分,同时也是多元文化的体现。外国文化在语文教材中主要以小说这种文学作品形式出现,如何挖掘外国小说的价值去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立德树人,是笔者主要探讨的问题。

论严英秀小说创作中的外来影响

严英秀是当代甘肃作家中非常具有特点的一位作家,作为一位藏族作家,人们似乎在她的作品中很少发现想象中的民族风情和地域特点。严英秀创作中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最明显的是创作风格上与欧·亨利表现出的近似性和她创作中的女性主题,但是不论是她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融,还是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都体现了严英秀对爱与美的一种坚守,对良善的道德向度的追寻。这种坚守和追寻恰恰证明了看起来并不那么“藏族”的严英秀其实文学创作的文化之根依然是她的母文化——藏族文化。

副文本对中国当代小说外译研究的意意义

中国文学、文化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中国当代小说的外译研究多关注译本正文对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传递层面,对小说外译本的副文本虽已有关注,但还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重视的程度也略显不足。副文本研究对中国当代小说外译研究的意义重大,应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论20世纪托尔斯泰宗教小说汉译的几个问题

托尔斯泰宗教小说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翻译中的文言与白话、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等几对矛盾之尖锐复杂。分析这些矛盾,有助于理解托尔斯泰中国化的曲折历程。

文本的回流:由《东海遗闻》看域外汉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剪灯新话》在东亚汉文化圈的传播与影响问题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可是《剪灯新话》东传后的“回流”作品--《东海遗闻》却少有人知。《东海遗闻》由清末民初文人尹蕴清编译,共收录36篇域外汉文小说,其中有两篇故事取自朝鲜王朝汉文小说集《金鳌新话》。《东海遗闻》作为中国小说被改编成外国小说后重又进行中国化改造的个案,对考察古代文言小说在东亚汉文化圈的跨国传播及文本“回流”现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东海遗闻》与《金鳌新话》的作品比较,重点分析尹蕴清对原文进行的个性化、本土化改编与再创作,并从文学传播学角度,对社会变迁对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

试析《域外小说集》初期的传播困境及成因

《域外小说集》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享有盛誉,但就是这样一部被今人视为开时代风气之先的译作,其在初期的传播和接受却呈现出惨淡的光景。周氏兄弟作为译者十分重视作品的宣传和流通,赞助者蒋抑卮通过特殊的方式来扩大译作的接受人群,而作者的赠书活动也在无形中推动了译作的传播。即便如此,译作的销量和传播还是十分有限,主要原因在于译者语言的僵硬和译作文体形式的陌生化,译作难以满足当时受众的阅读期待,也与彼时图书市场的发展趋势有关。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中所体现出来的超前意识使这部译作成为“将来时代”的经典。

近代小说中的“洋货”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

在漫长的历史中,洋货历来只能以贡品的形式存在。中国人承认洋货制作精美,但更愿意把洋货划入“奇技淫巧”的范畴。鸦片战争后,旧中国在西方炮口的逼迫下开口通商,洋货随之大规模地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人越来越喜爱洋货,很少有人能从物质文明进步的角度反对洋货。在近代小说中,“洋货”不仅受到时髦人士的喜爱,而且成为普通大众生活中的必需品。洋货大批量地输入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王斧的域外题材小说

近代岭南著名报人王斧于1906年从《唯一趣报有所谓》转到《香港少年报》,并在两份报刊上发表了数篇域外题材小说。王斧的域外题材小说表现了他对侦探故事的青睐,在艺术上借鉴西方小说技巧,采用“一人一事”的布局,灵活运用小说序言,巧妙设置悬念,或结局反转,情节注重新奇,体现了“新与旧”交织的特点。王斧的域外题材小说用文言文描写域外的故事,但弘扬的仍是中国精神,表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内涵,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色。王斧通过域外题材小说表达他的忧国意识,实现他借小说来“开启民智、醒世救世”的创作意图,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周氏兄弟与《域外小说集》的译介合作

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从事过一系列的文学和翻译活动:从学太炎先生、筹办文艺刊物、译介外国文学。这些探索和实践为翻译《域外小说集》做了充分的准备。《域外小说集》的译介,不仅是兄弟二人分工合作的翻译成果,更重要的是作品选目和翻译方式突破了晚清的翻译规范,体现了周氏兄弟"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理念。尽管在当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却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广受学术界的关注。

越南汉文小说的异国文化特色

越南汉文小说主要由历史演义类小说及传奇类小说组成,这些小说在体制方面大都采用章回体形式,作品旨趣与明清小说颇为接近,但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本土特色。越南汉文小说的创作环境及作者身份与中国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越南汉文小说并没有像中国小说那样经历过从说话艺术到书面文学的长期过渡,而是直接借鉴和模仿了中国小说创作观念及语言结构形式。但总体上看,越南汉文小说作品的最为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对中国小说叙述方式的悉心模仿,而是大量运用越南的人物、场景及历史文化背景材料,编写出来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故事情节,越南汉文小说异国身份及独特艺术价值也往往表现在这些方面。

近代外国文学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上,在外有列强侵略、内有腐败政府的历史背景下,一批有识之士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欲以文学开启民智,达到救国济民的目的。译介作品数量之丰、规模之大达到了历史上文学译介之顶峰。这些外国文学译本,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拓展了小说家的思想、丰富了小说类型、改革了小说语言、改变了传统小说的艺术创作方法。

《域外小说集》译介研究

置于晚清文学翻译的大背景下,对鲁迅及其弟周作人译介的《域外小说集》从翻译背景、翻译选材和翻译方法三方面进行研究。阐述了《域外小说集》在引进新的文类,选择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作品和采取忠实于原作的直译方法上的开拓意识,为晚清翻译树立了良好的译风,也为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晚清民初小说期刊发刊词与小说观念的新变

小说期刊发刊词携带着晚清民初文人的道德立场与文明构想,从小说审美视野到分类标目的界定,从叙事角度的抉择到叙述语言的锤炼,小说发刊词展现了晚清民初文学丰富多重的文化特性。小说期刊发刊词以其崭新的批评方式存在,部分革新了小说批评的物质载体。从异域参照转向传统文化寻根,透露了小说观念的自我更新和变通化用的文化魅力。

林纾对中外小说艺术的比较研究

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翻译家，林纾在比较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他对中外小说的比较研究，主要侧重于描写对象和艺术手法的比较；他还将自撰小说与西方小说进行比较；尤其是他的“外外比较”，即对外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小说进行比较，更是对比较这一研究方法的一大开拓。

异国背景与许地山的小说创作

许地山的早期作品大多以印度、东南亚等为背景,这不仅赋予了它们神秘奇特的异域情韵,更体现了作家独特的文化心理个性,也与他向往彼岸世界的宗教情怀达成了惊人的"同构"关系,使得许地山的艺术天赋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展示。

试论米歇尔·比托尔的文学创作

法国“新小说”代表人物都致力于对传统小说形式的革新 ,但各有特点。米歇尔·比托尔把绘画和造型技巧 ,尤其是把排印技术和音响效果等形式手段引进了文学创作 ,以新的表现方法和叙述手法间接地表现了他的哲学思考。

李霁野外国小说译介选材与翻译策略的生态理性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李霁野在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方面成就斐然,但作为翻译家的李霁野却很少被研究。本研究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探究李霁野译介外国小说所依赖的生态翻译环境及使用的翻译策略。李霁野外国小说译介的选材主要来自前苏联革命小说和女性主义解放小说《简·爱》等。李霁野译介外国小说的翻译策略主要有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和欧化译。通过研究以期对李霁野的外国小说翻译活动作出较为全面的归纳和提供新的视角。

晚清民国词创作新变:以词论外国小说

晚清民国时期,外国小说被传入国内。不少词人将自己阅读外国小说的经历作为词创作的表现题材,表达对这些外国小说的理解与评价。以民国词人题咏《巴黎茶花女遗事》、《茉莉小传》、《双城记》之词为例,考察晚清民国时期以词论外国小说的创作背景、表现内容和艺术特点,并以此揭示晚清民国词由传统走向现代、由本土走向域外的创作新变。

“危机”与“转机”: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我国外贸企业的纾困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着需求萎缩、订单减少、物流受阻、供应链不畅等多重压力。尽管形势严峻,外贸企业可以利用多种风险防范措施,依然有发展的新动力,如新兴市场依然保持增长,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活力充沛,跨境电商"海外仓"模式异军突起,多式联运方式弥补传统运输方式不足;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外贸企业可以利用宏观政策和微观的多种纾困措施"化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