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围城效应”的文学书写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乡政治、经济、文化多层面分化促使生活于两大空间的人们在生存发展的价值判断、取舍基础上,出现了城乡“围城效应”,促成了城乡空间双向奔赴的文学书写。由乡向城奔赴的文学书写包括学而优入城的政治性和文化性流动、富而入城与入城而富的商业性流动、村民入城的生活性空间位移,由城向乡奔赴的文学书写包括文人归田梦的精神性奔赴、衣锦还乡的炫耀性奔赴、归园田居的生活性和精神性双重奔赴。唐宋城市转型释放了城市发展的活力,使得城市在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相对于乡村的优越性渐趋加强。城乡关系逐渐失衡也带来城乡“围城效应”的失衡,文学书写中相应地隐含了对城乡文化差异的认同。所以,城乡“围城效应”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双向奔赴,更是城乡在政治地位、经济方式、文化功能等深层次博弈的反映。

唐宋时期丹药疗风初探

唐初炼丹术发生了由成仙到疗疾的转变,最初关注的疾病即是风疾。唐代的疗风丹方多由纯金石类药物制成,尚未大量进入医学文本中。宋代丹药疗风进一步普及和发展,获得医家较为广泛的认可,也成为王室时行的治疗手段。同时,对丹药安全性问题的反思也进入了医家的论域,致使部分医者对金石类丹药进行本草化的改造。

岷州总管府辖区盈缩与唐和吐谷浑关系考察

岷州总管府是唐与吐谷浑从合作走向冲突的产物。武德时期,其辖区由北向南扩大,是吐攻唐守的结果。唐廷旨在建立以岷州为节点连接洮水、羌水流域各州和以武州为节点连接羌水、白水流域各州的防御网络,以保护长安至西域的渭河谷地通道和益州至长安的散关道。贞观年间,其辖区从南向北、从西向东缩小。缩小岷州都督府(由总管府演变而成)辖区,并与松州都督府地域分工,唐廷得以招抚党项,更迭吐谷浑。此辖区盈缩、彼此攻守的形势表明唐、吐关系只能是暂时合作,冲突才是主旋律。

渤海国中央事务机构初探

渤海国中央事务机构基本上沿用了唐朝以三省、九寺和五监为核心的中央事务机构的框架设置。以“院”“局”和“寺”名号对应唐朝中央事务机构的“三省”,并采用与唐朝中央事务机构名称相近、相关的名称来命名。与唐朝制度相对,诸寺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长贰官为“卿—少卿”的诸寺为第一层次;长贰官为“大令—少令”的诸寺为第二层次;长贰官为“令—丞”的诸寺为第三层次,反映了各层次在国家政治中的不同地位。

唐代胡风文化对杌凳类坐具形制影响研究

本文旨在研究唐代胡风文化盛行背景下杌凳类坐具形制的发展特点及与其的内在关联。以唐代胡风文化背后的社会风气作为切入点,探讨当时坐具形制创新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其次结合相关文献典籍、绘画、壁画艺术等背景资料,分析胡风影响下唐代杌凳出现的创新形制与变化特征,并由此进一步剖析杌凳类坐具文化适应现象中呈现的内在特点及规律。结果表明唐代杌凳大致经历了由低型到高型、固定到灵活、箱板式到框架式的演进历程,胡风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唐代杌凳类坐具的发展,但在文化交融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选择适应性和自主性。本文立足于家具文化研究视角,探究了民族文化碰撞融合中唐代杌凳类坐具的“胡化”与“汉化”现象,为时下多元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意义。

韦应物“涉医”诗歌研究

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创作了大量的“涉医”诗歌,包含理法与养生、种药与制药等内容。韦氏“涉医”诗歌的写作意、象合一,情、理浑融,体现了对医理药性的深刻了解,其创作现象与特点,是唐代文士通医趋势的体现;通过对其创作成因、文本呈现形态及相关旨趣进行全面分析,可以为中国医学史、医药文化史研究提供更多内容及细节。

从唐风到宋韵:唐宋桃源图变异的文化解码

本文主要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一是考证唐宋时期桃源图的创作和传存情况。初步统计,唐五代有八种,宋代有二十五种。二是分析桃源图在唐宋时期的变化,认为世俗化和生活化为其变化主流,但神仙主题并未消失。因此,唐宋桃源图之间存在着复与变的关系。三是论述唐宋桃源图之所以发生变异的可能原因。桃源图是社会和文化各要素在图像中的凝结,解开结点可以看到图像背后隐含的错综复杂的事物关联。四是从时空、有无、图文、动静、虚实这几对关系中,深掘唐宋桃源图变异现象所蕴涵的图像学价值和意义。以桃源图为特定考察对象,不仅可以深入理解和认识陶渊明及其作品在唐宋时期的图像传播和接受,而且通过比较,还可知唐风与宋韵在桃源主题绘画中的不同体现。

晚清中俄边界族群与珲春边疆的治理——以《珲春档》及《珲牍偶存》为解析中心

晚清新的东北亚格局下,以图们江区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边疆与周边”的国际区域;在晚清珲春境内的图们江区域,特殊时期、特殊地域形成了特殊而又颇具规模的中俄边界族群,其中的六类群体引发的中俄边务彰显边疆治理与周边地区的互动,此种历史场景下,珲春边疆的治理超越了边界而呈现出“涉外性”特征,从中展现边疆、边界、周边三个理论概念的因应关系。此说衍生于以图们江为中心的近代东北亚区域,是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一种新思考,其重要启示在于建构中国边疆学的话语体系,既需要一种综合、系统与辩证的理论方法与视野,也需要全面、具体的实证研究与科学验证,否则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难以扎实推进。

李贺诗歌与唐代外来文明

唐代国际交流频繁,并对异族风物多所延纳并容。美国汉学家谢弗所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一书中就记载了18类1、70余种唐朝的外来物品,其中所涉及的唐代诗人诗歌中的外来风物以李贺最为突出。李贺诗歌中大量描写了唐代外来风物诸如胡床、胡乐、香料、毛毯、丝织品等。李贺诗歌中大量描写外来文明,缘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李贺处于特定的历史时代而产生了猎奇和追忆盛世繁华的心态;二是李贺苦闷的心理造就了他对宇宙人生等形而上问题的思索,外来物品充当着他认识外在世界的媒介;三是李贺与韩愈、孟郊等人的交往,使他的诗歌染上了一层虚荒诞幻的色彩,这也是他诗歌中大量出现外来风物的一个原因。

唐高宗时代朝鲜半岛剧变与高丽的应对——兼论高丽灭亡的原因

唐高宗在位的7世纪60年代,朝鲜半岛出现百济灭亡、唐罗留守军与百济复兴军鏖战、白江口之战,以及随后的高丽灭亡、新罗统一等一系列大事件。面对唐朝联合新罗对百济的军事行动,处于唐与朝鲜半岛交涉重要一方的高丽,由于要应付唐罗两方持续压力,内部矛盾激化,故对唐罗联合灭亡百济应对乏力,对百济复兴军覆亡作壁上观,白江口战时又企图坐收渔人之利默默缺席。在朝鲜半岛剧变的关键时刻,高丽由此前的强硬、高调变为碌碌无所作为,进而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作为弱小的政权,当面对强大并处于上升阶段政权之时,一味采取强硬策略似并非最佳的策略选择。高丽与唐关系中前后截然不同的对应措施,导致最终灭亡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从夫妻关系看唐代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放的时期，其“开放性”不仅表现在皇朝内政外交等方面，而且还生动而具体地反映在家庭内部夫妻关系等方面。唐代夫妻关系上的开放，以及丈夫对妻子人格意志的尊重和行为上的宽容，为整个封建时代所少有。

唐代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述论

唐代留学生在数量上有明确规定,新罗赴唐留学生为每次2人至12人不等,日本约为每次3人至4人。留学生食宿由唐王朝统一供给。留学生主要由鸿胪寺负责接收和管理,他们入唐后会被安排进入国子监六学馆中,与中土学子一起修习经籍文史、算学、书学、律学等专门知识,其中以入太学习业者为多。留学生归国有既定程序,必须先上奏唐廷,获准后方可还国。若得不到唐廷准许,不能私自归国。

《新唐书》的“四夷传”与唐代的民族史志研究

唐王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帝国,唐王朝不但能够很好地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还能够与海外的民族或者民族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正是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新唐书》以超过以往正史的丰富内容以及庞大的文献体量,记载了所有唐朝直接统治、间接管理的民族,以及唐朝人目光所及的海外民族,以民族史志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发展画卷。

试论秦汉时期中国体育的对外交往

在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研究认为秦汉时期中国不仅有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而且出现了体育的对外交往,其交往的国家向东有日本和朝鲜,向西则有中亚、南亚以及古罗马地区;其交往的途径既有官方的通道——使团,也有民间的自发行为;其交往的主要载体是战争和商贸活动;其交往的文化表现是既有输出也有输入;其交往的结果是在相交相融中丰富和发展了古代中国和世界的体育文化。

唐代官吏赃罪述论

《唐律》中官吏赃罪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唐律》规定了六种赃罪 ,除强盗和窃盗两种赃罪外 ,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和坐赃的犯罪主体均为官吏。另外 ,属于窃盗赃罪范畴的监临主守自盗主体也是官吏。《唐律》对官吏赃罪规定了广泛的范围和严厉的刑罚。惩治官吏犯赃是唐代以法治吏的重点 ,唐代对官吏犯赃采取从重惩罚政策。由于唐代官吏赃罪的以上特点 ,使它成为排除异己、打击政敌的有效武器。

陈寅恪先生“胡化”、“汉化”说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把胡化、汉化的问题视为中国中古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抓住这一关键环节，解释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胡化”、“汉化”说，是陈先生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中古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一学说在５０年代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今天重新学习、研究他这一学说，吸取其精华，对于我们匡正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浅薄浮躁的学风，尤有特别的意义。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论唐宪宗、穆宗时期的唐蕃关系

唐宪宗、穆宗时期,吐蕃在经过德宗贞元年间唐朝、回鹘、南诏的联合抗击之后,国势渐衰,已不能再对唐朝构成严重的威胁,至穆宗长庆初年,最终与唐朝举行了罢战言和的长庆会盟。而唐、蕃关系的改善,又为唐朝剪除关东叛镇、重树中央权威创造了相对稳定的边疆局势。

从宿卫制度看唐朝的民族关系

唐朝经略边疆推行了一种宿卫制度。在民族交往中,唐蕃双方都利用此制度来对对方施加影响,其中唐所得利益最大。宿卫制度虽能收一时之效,但它强调华夷之别必将导致民族离心,并非长治久安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