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广南西路的三大博易场和海南岛的对外贸易

宋代广南西路得到相当程度的开发。南宋时,广南西路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尤以横山寨、永平寨、钦州三大博易场和海南岛为其典型代表。横山寨是交通西南诸国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孔道,贸易内容主要是"广马"。永平寨、钦州,一由陆路、一由水路与交趾发生外贸联系。其中钦州的蜀锦、蕃香交易更蔚为大观。海南岛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主要从事转口贸易。

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宋朝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明州是宋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明州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发展成为宋代重要的地方经济区域中心,对当地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促使宋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并对市舶司官员的考核进行了严格规定,同时经济发展使商人地位得到提高,商人可入仕为官。此外,海外贸易的发展还对明州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南宋海上丝路贸易法探析及其启示

南宋"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经济贸易格局引发了中国中古史上的"经济革命",或称"现代社会的开端"。现实迫使宋代立法进一步继承并发展唐律中罗马法的"万民法"原则,它表现在"化外人"条款的国际私法总原则继续被确定;"蕃商"贸易的法律地位和婚姻财产继承关系被认可,"外国死商财产"被保护;《市舶司条例》与罗马海商法的一脉相承等方面。南宋海上丝路贸易法给我们今天的历史启示是: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原理仍有其可取性;罗马法的"万民法"原则在当今依然有效。

海外贸易发展与宋代明州经济结构的变迁

宋代是我国古代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重心的南移,航海技术的进步,宋代明州的海外贸易得到快速发展,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的港口。海外贸易的日趋繁荣又促进明州区域经济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粮食生产的发展及其商品化;经济作物种植范围的不断扩大;制陶业和造船业的发展;市镇的兴起和大都市的繁华。

童贯——北宋末年对外政策的思想者与执行者

童贯的对外思想深刻影响了北宋末年的对外决策,因此童贯不仅是徽宗时期对外决策的执行者,更是对外政策的思想者。童贯有着强烈的开疆拓土的思想:他"联金灭辽"的思想、和平统一燕云、输财赎地等思想都变成了现实的对外政策,并且由他本人具体执行。童贯的这些对外思想,严重脱离实际,打破了北宋与辽多年的总体外交平衡格局,加速了金进攻北宋的进程,最终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亡。

略论宋元时期泉州蕃商

宋元时期,泉州在海外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与海外众多国家有着商贸往来,居泉蕃商为数不少。这些蕃商不仅带来了海外奇珍,而且也带来了绚烂多彩的域外文明,丰富了泉州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泉州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

以1901年为基期的晚清云南商品流通总量估计

蒙自、思茅、腾越的开关和红河水路的开通为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制度条件,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正逐步走向瓦解,商品流通规模进一步放大,云南逐渐被纳入全球市场体系之中。铜、锡、鸦片、棉纱、棉布、食盐、茶叶、粮食、生丝、百货构成大宗流通商品,以1901年为基期,可以估算出晚清云南商品流通总量约为1746万两白银。

晚清广州外贸的特征与独特现象

晚清全国进出口贸易重点北移上海,广州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的比重下降。逐步形成了进口贸易受到全国及广东替代市场的分流而萎靡,主要出口商品生丝注重产品质量和产品创新受到国际市场追捧,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广州外贸商人经营有方的广州外贸特征,三者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在全国外贸严重入超的背景下广州外贸长期稳定出超的独特现象。

宋初市舶司“不以为利”辨——兼论宋朝海外贸易收入的变化趋势

南宋著名学者陈傅良对北宋初海外贸易收入的一个判断长期没有受到质疑。他认为宋初朝廷设置市舶司不是为了增加收入 ;在开征进口税的初期 ,政府外贸收入还很少。本文从宋朝外贸收入结构、设置市舶司的政治背景、管理人员组成等方面对此提出了批评。

宋朝涉外法律钩沉

全球一体化使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入,涉外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完善。相类似的情况在古代也是国家重要管理内容,宋代的涉外法律继承与完善了唐代相关法律,可以反映古代涉外法律与对外关系之间的联系,了解我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宋朝的涉外法律特点突出,适应了城市结构、生活方式等的变化,有民事法律刑法化特点,在确保主权的前题下,有利于融合的发展。

韩江商路与明清景德镇青花瓷外销

内陆运输线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无法回避的课题,也是中国陶瓷史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话题。景德镇青花瓷是明清时期外销瓷的主角。明代末期,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景德镇青花瓷的内陆运输线由传统的大庾岭商路转向相对偏僻的粤东韩江商路。宋代以来的盐粮内输,元初开辟的隆昌至潮州驿路都是明末清初景德镇至潮州线路的基础。明清海禁时期,韩江口走私贸易兴盛,南澳岛是著名的走私贸易港。借助考古发掘和历代典籍证明,明末清初韩江商路是景德镇青花瓷外销的内陆运输通道。

宋代行会初探

宋代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繁荣时期,宋代行会是官府与客商博弈中延续发展起来的。宋代坐贾势力壮大,代替了汉唐以来客商独霸市场的局面,使中国古代的城市行会在宋代形成一种本地同业商人的市场垄断组织。宋代,同业商人组织的行接受官府的要求,筹办所需的用品,属于行的商人顺次担当供应需用品的任务。商业行会的重要职能表现为统一商品价格;限制竞争;应付官府科索。行会组织又有自身互助合作的性质,并成为了联系政府与商人之间的纽带。

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初探

从商品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海外贸易政策3方面探讨了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

林则徐对外贸易思想的新认识

林则徐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经典,单一形象被广为宣传,但是其思想的其他方面往往被忽视,特别是对外贸易思想。林则徐的奏章、私函、日记等文字记录,显现林则徐很早就认识到了正当对外贸易与经济数据统计的重要性,其思想和觉悟的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其所处时代。但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局限,造成他的认识无法公开表达,更无法成为推动当时中国现代化改革的动力。

晚清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

晚清时期的对外经贸是在国门的开与关的碰撞和交织中缓慢发展的。晚清执行的是外国列强强加的和由于本国经济畸形发展而不得已采取的对外经贸政策。晚清开从国外借款的先例 ,同时又开准许外商来华投资设厂的先河 ,晚清从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发展到多口对外通商 ,对外贸易的产品和国家较清初都有较大的变化。

宋代对外贸易专卖与管制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宋代对外贸易,采用严禁民间“非法贸易”、严格限制图书交易、禁约走私兴贩、严禁擅自出海贸易、规定对外贸易商品品种、严惩官吏走私等措施,不仅增加了宋朝政府的财政税收收入,而且也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我国经济已高度融入国际经济的当今,可借鉴宋代对外贸易专卖与管制思想,充分保护萌芽的民族工业,保护国家税收资源,提高我国企业的整体水平,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

不彻底的“以洋代常”:晚清九龙关的章程、制度与实践

为了解决“封锁香港”问题和实施洋药税厘并征,中英通过谈判,决定由外籍税务司建立九龙关取代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控制的新香六厂,负责管理粤港间的民船贸易。这通常被视作洋关侵夺常关权力的一个重要节点。但受制于复杂的地缘环境、经费和人力不足等因素,税务司并未能按计划对原有机构进行全盘改造。新建立的九龙关保留了大量原新香六厂的员工,并基本沿袭了其税则和办事流程。洋员名义上统领全关事务,在工作实践中却依赖华员,且难以对他们进行有效监督。九龙关取代新香六厂并未推动贸易管理制度的革新,“以洋代常”存在着不彻底性。

再论宋南海神东、西庙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

学术争鸣有助于澄清历史事实。赵立人《南海神庙史实辩正》一文提出拙文《宋南海神东西庙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四点商榷意见,本人认为其观点有争论和商榷的必要。其一,赵文忽视《市舶条》等外贸制度,混淆国内贸易管理机构'都税务'、'市务'与国外贸易市舶司的区别,其结论扶胥镇'在宋代为外贸港口'所用史料和解读有误;其二,广州南海神西庙始建时间与北宋南海神不断显灵的背景有关,洪圣王庙既与'东祠'同文对比出现,自然为南海神西庙无疑,赵文判断西庙方位参照物互换,存在偏差;其三,从宁宗开禧至南宋亡,广东海上丝路日趋式微的观点正确,赵文运用和解读史料不当。

宋代两浙路市舶司补探

宋代两浙路市舶机构的沿革变迁经历了前市舶司时期(978～989年)、市舶司时期(989～1166年)和后市舶司时期(1166～1275年)三个阶段。其中温州、秀州市舶务废止于嘉定元年(1208年)之后而非庆元元年(1195年)之后。两浙路市舶司废置频仍原因众多,但相当程度上是受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影响:两浙路的对外贸易国主要是高丽和日本,二者较弱的贸易实力导致两浙路市舶收入较低;而贸易实力较强的南海诸国主要活跃于广南、福建,大幅分流了两浙路的市舶收入。以上情况相当程度上是受航线航程影响。不同于广南、福建二路广州港和泉州港一枝独秀的格局,两浙路区域经济发达,市舶港口多点开花。两浙路虽市舶收入有限,但在外交、军备、金融、文化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中世纪帆船贸易时代,经济发达并不一定等同市舶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