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法治人才的分类与培养模式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建设”。涉外法治人才包括涉外法律人才和国际法治人才。他们因工作侧重点不同,职业素养和外语能力要求也不一样。涉外法律人才与国内其他类型的法律人才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适用中国法律解决具体问题,只不过涉外法律人才因其工作的涉外特点,还要了解相关国家的法律和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国际法治人才是适用国际规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解决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除了熟悉相关国际条约,国际法治人才还必须精通国际通用的工作语言。涉外法律人才用他们的法律专业知识化解各类涉外纠纷,推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国际法治人才在处理好国与国关系的同时,还要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共同繁荣的使命。

论涉外法治关系的法理结构及实践意义

本文从一个全新的法理视角来阐释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定的“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政策术语演变背后的法理依据,并对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之一的“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法理内涵进行了创新意义上的解读,其基本分析方法就是打破了传统法理学使用的法律关系概念的逻辑界限,用法理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的法治关系的概念来分析“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关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主张应当把制定法规则与法律秩序效果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性地判断一个主权国家的法治状态,不能仅仅将研究视野停留在制定法规则占优势的传统法理上。本文在分析法治关系概念的建构功能时指出,在涉外法治关系体系中,法治关系的构成要素至少应当分为九个方面,包括法律规则要素、法律关系主体要素、法律关系客体要素、法律关系内容要素(主要是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时空要素、法律关系手段要素、法律关系目的要素、法律关系效力要素和法律关系秩序要素。上述九个方面的法治关系构成要素只要其中一个类型的要素中包含“涉外”因素,那么,这种法治关系就具有了“涉外法治关系”的特性,就必须从整体上来协调法律关系中的法律规则与法律秩序之间的价值要求,统筹基于传统法律关系理论形成的“国内法治”与根据法治关系理论产生的“涉外法治”,以具有实效性的“法治”价值来保证涉外法律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全球胜任力教育的研究生课程体系改进

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功效不显、作用不彰的问题表明现行涉外法治人才的教育以及课程体系存在不足,未能把符合多元国际社会需要的全球胜任力涵盖其中。作为既能胜任竞争也可胜任合作的多维度能力,全球胜任力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必须具备的能力,因而是我国新时代法学教育需要增强的领域。目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研究生课程体系普遍注重的是国际规则的知识与技能传授,却不够重视国际视野的提升,未能把全球胜任力有效地涵盖进去。在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改进上,应当对“强化模块课程”加以调整,增加蕴含全球胜任力内涵的世界法律文化、比较法、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专题课程,并将“素质提升课程模块”的讲座模式调整为相对固定的“讲座教授+”模式,注重涉外法治人才视野与价值观的提升。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及对策——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背景

随着我国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涉外法律事务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地方高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统筹“两个大局”与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时代背景下,面临着教学资源不足、教师队伍建设不完善、课程设置不科学、培养机制未精细化、协同培养未全面展开的困境。面对此困境,需要夯实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完善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机制,在满足社会对涉外法治人才需求的同时,提高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

论涉外法治话语的界面研究

涉外法治话语,即由有关涉外法治思维、涉外法治理论、涉外法治实践等涉外法治要素系统构建的法治表达,其理论研究、人才培养与实践推进皆需要科学的方法支撑。界面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或者某学科内部分支界限,并在其间形成良性互动与融合的研究方法。涉外法治话语的界面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并且借鉴不同学科或层面的智识资源,采取多元与立体的视角、方法、工具等,致力于解决涉外法治话语理论与实践的种种问题。应当运用界面研究方法,对涉外法治话语展开深入研究,以助力我国法治建设与涉外法治话语权的提升。

以涉外法律服务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向与路径

涉外法律服务是涉外法治工作的关键一环。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需强化政府提供的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为“请进来”的外国企业和公民提供法治化营商环境。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公民,既要加强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涉外法务工作,为海外中国企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还要鼓励和支持中国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走出国门,把法律服务延伸到境外或国外的中国企业和公民,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与此同时,要以培养高素质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为依托,不断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量,为日益增长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提供充足有效的涉外法律服务供给,实现涉外法律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有效平衡,实现涉外法律服务效益的最大化。

更高水平开放需适配高端涉外法治研究和运用人才

为了获得更高水平开放,需要对标高水准国际经贸规则,更高水平开放的重要途径是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型开放。更高水平开放需适配高端涉外法治研究和运用人才,国际法治人才是适配涉外法治的高端人才。高端涉外法治研究和运用靠高端涉外法治人才来实现。我国高端涉外法治研究和运用已经取得一定成就,但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供给与政府运用需求的供求关系有所失衡;学术研究水平与实务运用能力存在一定脱节;学术研究投入与实战效果产出似乎不成比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我国高端涉外法治研究和运用人才能力的培养:定向扶持为政府涉外决策服务的高端涉外法治运用型智库人才;重点扶持为政府提供涉外法律服务的高端涉外法律工作者队伍;设计培养学以致用的涉外法治运用高端人才的课程体系。

自贸港背景下高校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路径

在海南自贸港背景下,海南与世界各国之间交流合作日益频繁,涉外法律问题日益凸显。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涉外法律人才的内涵、需求及人才培养目标与优化路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应从拥有完善的知识结构、有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需要较高的外语能力等四个方面设定培养目标。在此基础上,从英语语言的角度提出高校人才培养的两条优化路径:初级阶段,普及法律英语;中高阶段,实施双语法律教学。

英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启示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现阶段还存在涉外课程覆盖面不全、缺乏针对性培养方案、涉外实践教学能力不足等问题。英国法学教育长期位居世界一流水平,本文分析了英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及法学教育体系的完备性和多样性、法学专业人才的多元化培养、涉外法学教育的实践性和专业性等方面特点,通过对格拉斯哥大学的案例分析,提出增加涉外课程、推动境外实习、增设多元化考核模式等方案,为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

独立保函视域下“欺诈”概念的本土化重述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颁布的《独立保函司法解释》以“列举+概括”的方式构建了欺诈例外的规范体系。学界广泛质疑概括式兜底条款突破了独立保函欺诈的界限,或成为司法机关任意止付保函的制度漏洞。这一质疑源于兜在条款用语不当引发的误读。不同于学界的质疑,司法实践中兜底条款在我国法院的适用方式趋于保守。解释论视角下,独立保函语境中“欺诈”的内涵特指欺诈故意,区别于民法体系下欺诈的概念。兜底条款中“权利滥用”的情形实则被纳入“欺诈”之范畴,这一逻辑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得以验证。独立担保的制度价值在国内规范层面和司法实践层面均得以维护,与国际惯例的精神相契合。从立法技术角度考量,有必要加入定义性条款释明独立保函欺诈的内涵是欺诈故意,将兜底条款中“滥用”的措辞替换为“主张”,避免用词不当引发的误读。

新时代中国涉外法治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育研究

以六所高校为样本,检视样本高校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育方面所显现的不足,认为高校需要在找准自身定位与对接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培育涉外法治人才对本国与外国的理性情感,正确处理“法律英语”与“法律+英语”的关系以及本国法与外国法的互动关系,通过“角色扮演”等多种方式来调动涉外法治人才的学习潜能,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促进国家多层次、全方位、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

“一带一路”背景下涉俄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加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是落实“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涉俄法律人才培养是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持续推进“一带一路”与深入推进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背景下,培养通晓法律外语、涉外法律知识、掌握涉外技能的法律人才,是确保我国“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为了解决我国涉俄法律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和困境,应积极拓展涉俄法律人才培养领域的覆盖面,逐步增加人才培养数量,健全涉俄法律人才分类培养目标体系,更新培养理念,优化涉俄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设置,突出实务特色,健全俄罗斯法师资及教材,创新教学方法,为我国储备涉俄法律人才,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涉外法治的理论促动

涉外法治不仅仅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实践领域的工作任务,它同样也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良好的涉外法治理论解释有助于将涉外法治工作中的具体要求思考清楚、论述透彻。理论界的高水平总结归纳、分析论证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于涉外法治地位与意义充分认知、达成共识,而且有利于吸引更多高水平的人才投身于涉外法治的工作领域,在涉外立法、涉外执法、涉外司法等各个方向提升工作水平,深化涉外法治的服务和遵守情况。提升规划和参与设计施行涉外法治工作的能力,并且改进参与涉外法治的能力,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积极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进程,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新时代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理论旨归及其创新发展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对此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把法治专门队伍建设好,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进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确保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要研究解决制约政法工作的体制性、机制性、政策性问题,深入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克服“本领恐慌”,努力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队伍。要促进作为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力量的法律服务队伍,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驾护航。

法律博士“涉外法治”专业领域设置的必要性

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课题。为满足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构筑国际合作竞争优势、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建设、培养高质量法律研究生的需要,设置法律博士专业学位涉外法治专业领域势在必行。该举措符合设置法律专业领域的基本要求,法律专业硕博学位体系的初步建成、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先期探索也可为设置涉外法治专业领域奠定基础。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策略的辩证思考

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新时代法学教育的使命和责任。华东政法大学牵头成立上海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教育联盟,坚持“破”与“立”相统一,探索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创新人才培养方案;探索打破高校与社会的壁垒,推进法学教育与法治实践融合;探索打破高校之间的壁垒,搭建开放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平台,构建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推进高校警务英语教学改革培养涉外警务人才的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国际间合作的加深,涉外警务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为了满足这一需求,高校必须重视警务英语教学的改革工作。当前,警务英语教学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教材内容不实用、教学方式单一等。因此,高校要找到推进警务英语教学改革的有效对策,如优化教材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平台和机会,以培养更多优秀的涉外警务人才,满足社会对涉外警务人才的需求,促进涉外警务工作的持续发展。

精准服务国家战略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精准服务国家对外战略,西南政法大学在全面总结与归纳传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经验的基础上,聚焦中国—东盟法治合作、海外利益安全、国际人权斗争、涉外争端解决四个方面,集聚校内校外、国内国外的优质资源,推动了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共同体的形成,探索了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方向与路径。

“外语+数字”模式下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我国目前急需涉外法治人才,创新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已是当务之急。通过研究现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发现,课程教学的语言与专业的融通是难点,学生的实践经验不足是痛点。为了解决这两大难题,借助“外语+数字”模式,通过跨文化交流的构建,虚拟教研室、虚拟仿真实践平台的建设,教师信息化持续培养等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模式,加速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在外语与涉外法学专业方面的深度融合,从而提升人才培养的实践质量,并加速推动人才培养向社会服务的有效转型。

涉外法治的系统思维

在系统思维的框架下分析和探究涉外法治,需要全局性地把握涉外法治的时空方位,既看清涉外法治的外部环境,也看到涉外法治具体工作内部的框架体系。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回应了我国治国理政的时代要求,有助于协调构建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促进强国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而且有利于实现世界和平、安全、繁荣、宽容、环保的良好秩序。涉外法治的工作体系主要体现在:第一,国家跨境法律制度的完善,包括国家在跨境立法、执法、司法、促进守法等方面的努力,以及充实法律的工具箱,依法进行国际维权。第二,国际法治合作和制度竞争,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升其法治化水平和正当性程度。第三,提升国家的法治话语和叙述的水平,通过法治方式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声誉,展示中国作为法治大国和文明大国的形象,使中国理念与行动受到更加广泛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