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贸港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现代化建设路径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试验区提升战略”。建立健全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是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的重要保障。目前,海南自贸港在构建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主要面临缺少国际一流仲裁与调解机构、尚无专门性立法、法治保障体系尚待完善等问题。为此,海南自贸港需要积极借鉴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充分发挥调解作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多种途径,使民商事纠纷解决更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全面提升海南自贸港民商事纠纷解决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我国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现代化建设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修改与应用

《民法典》采纳“民商合一”编纂体例,在形式和内容上使得民商事法律科学化,从而为民商事审判体系化适用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根据。《票据法》是传统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法典》颁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出相应修改。本文坚持司法解释的初心,主张区分《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和民法物权上的票据质押,认可民法权利质权中票据质押所具有的独立应用价值,并对民间票据“贴现”后续问题及其与民间借贷质押效力之分野,对票据质权保护路径之选择诸问题详加阐述。

和平发展与国际私法

运用逻辑思维方法,研究国际私法在国际和平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一样,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社会发展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和平发展环境下,国际私法具有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的功效、协调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功能以及构建国际民商事秩序的功用。国际私法在自己所属的国际民商事领域发挥着其他法律部门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之建构

"一带一路"建设所覆盖的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解决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民商事争议不能仅靠我国自身提高涉外司法水平、提高涉外仲裁质量的方式实现。现有国际争议解决机制对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而言,存在一定缺陷和不足。我国应当有针对性地积极发起和倡议建设新的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采取双边和多边协定并行的方式,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就民商事司法协助达成普遍性的协议;推动联合仲裁和建设沿线国家间的国际仲裁机构;推动采用多元化争议解决方式,实现联合调解和国际调解中心调解的法律执行力。通过多层次的系统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也以此作为我国贡献给世界的公共产品,为跨国民商事争议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尼日利亚法院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理论与实践

管辖权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是一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必须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尼日利亚法院通常依被告或诉讼标的物"出现"或"位于"其管辖权范围内、传票能够送达被告、被告接受法院的管辖或当事人之间的管辖权协议为由对涉外民商事案件行使管辖,对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尼日利亚法院通常适用法院地法,不过,在当事人选择了解决争议的准据法时,尼日利亚法院会尊重他们的选择。

论民事纠纷刑事化防范体系的有效构建

在厉行"依宪治国"的当今时代,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民事纠纷刑事化是与法治理念背道而驰的司法实践。仅凭现行制度中公安机关的自我约束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并不能有效根治和防范这一顽症。要想根治和防范这一顽症,就必须基于法治理念构建有效的防范体系,进一步改革并完善我国的具体法律制度设置。只有这样,民事纠纷刑事化的根治和防范才有可能落到实处。

无序冲突与理性选择——现代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式的比较研究

社会主体在民商事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的社会冲突。人类为了维持存续以及谋求合作与发展 ,在法律内外 ,规制了许多解纷止争的方式。如何防止退化、防止违法 ,从本根上集中研讨和把握诉讼和仲裁之中、之外的和解、调解的黄金规则 ,整体上把握和有理性地选择诉讼或者仲裁 ,警醒社会主体力避选择这些方式时的盲目性 ,是一个有济世之功的不小的课题。

ADR制度对完善我国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式的启示

ADR制度最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之后因其具有快捷、低成本、减少对抗、保密等特点盛行于世界许多国家。ADR的主要模式为协商、调解、仲裁、小型审判、早期中立评价、简易陪审团审判。建立多元的、赋予当事人更多选择权的多种民商事争议解决制度。

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及其法治化重构

民商事纠纷解决实践中,行政调解发挥着独特作用。但源于观念、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制约,其实践运行确遭遇着正当性备受质疑、公正性难以保障、权威性易遭贬损、规范性可能被破坏等诸多窘境。法治化重构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是摆脱窘境、充分激发该机制应有社会功效的不二路径。从基本原则、适用范围、运行程序、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主持人的资格以及其与民事诉讼、仲裁等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关系等方面对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的法治化重构进行分析。

行政调解范围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范围是行政调解制度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实践运行的前提和基础。现行立法采用“法规”、“规章”形式授予行政主体民商事纠纷调解权有悖行政法治原则,应统一采用“法律”形式授权;具体列举行政调解民商事纠纷事项的作法限制了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范围的应时发展,钳制了行政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有违法的灵活性原则,须采用抽象概括式界定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的范围;仅正面规定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范围的作法,逻辑上无法周延,也为行政调解权的恣意任性留有极大弹性,还需从反面厘定民商事纠纷行政调解的否定范围。

检察机关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以检察机关服务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展开

从监督是检察机关的立身之本出发,首先对前两批包括上海、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民商事纠纷解决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自贸区民商事纠纷因整体占比高、爆发速度快、涉及领域新而成为司法关注重点。随后对四自贸区内审判、仲裁、调解等渠道的探索实践进行了介绍,概括出现有纠纷解决的基本方案,并总结出相较于解决渠道、规范明确、司法服务的大力推进,自贸检察虽有监督职能,其监督力度却面临“空”“泛”“软”的困境。随后再从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的源头治理、多元治理、依法治理的实践角度分析了化解困境的可行性,最终借鉴经验总结出从源头出发监督调解,用多元方式监督仲裁,依法律规定监督审判是强化检察监督行之有效的具体路径。

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国际协同治理——以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为视角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知识产权的跨境流通,也导致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越发复杂与频发。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经常会产生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问题。要妥善解决争议,特别是促进判决在相应国家的承认与执行,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国际协同治理。但国际协同治理的进路艰难,且存在诸多困境。我国应该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国际协同治理的路径,寻求加入国际主流规则体系实现自身诉求,适当转变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互惠原则弥补条约层面的缺失,开展多层次的国际合作,探索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治理模式,引领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国际协同治理。

论仲裁权限扩大到专业性调解组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只有依据仲裁法设立的仲裁委员会有权对民商事纠纷进行仲裁,其他纠纷处理组织无权利用仲裁解决民商事争议。为了完善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借助民间力量推动仲裁制度的发展,有必要扩大仲裁权限的享有主体,赋予一部分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权限。赋予专业性调解组织仲裁权的必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仲裁民间性的本质要求、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需要、实现仲裁服务向基层延伸的需要、实现调解与仲裁有效衔接和相互协调的需要。赋予专业性调解组织仲裁权还需要配备相关制度,包括设置专家鉴定委员会、建立法律适用的律师咨询制度、建立仲裁员培训制度、建立仲裁机制运行报告制度等。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间民商事争议调解机制研究——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法律制度联系为出发点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至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因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相关活动进行中当事人之间产生了数量较多的民商事争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推进与发展,此类矛盾数量将日益增加。我国作为倡议发起国,参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制定国,预计加入该公约。本文根据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等综合分析,提出更加适用的围绕调解这一手段展开的争端解决方案,对于加入《新加坡公约》继续予以考量,这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友好往来,且能为国际社会的类同民商事争议得道更好地解决提供路径和参考。

习惯法解决民族地区民事纠纷途径分析——以乡村振兴为背景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就成了乡村振兴重点关注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应紧紧依托于乡村主体。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更好地解决村民与村民、村民与其他主体间的民事纠纷对促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少数民族习惯法长期在民族地区乡村的民事纠纷解决中发挥巨大作用,通过分析其适用优势和不足,探寻习惯法尤其是民族商事习惯法在民事纠纷中适用的优化途径,有助于实现促进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双重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跨境ODR机制的构建

起源于ADR的传统ODR机制下并不包含法院内在线解纷程序,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狭义的程序范围限定已不能再满足争议解决的实际需要。而今,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开展背景下,有必要在新的ODR程序内涵设定下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跨境ODR机制构建,以有效处理日益增长的丝路跨境民商事纠纷。但丝路跨境ODR机制的构建又面临着约束性法律依据欠缺、已有跨境ODR平台建设水平不足、多元化解纷程序协调对接不畅等障碍和挑战,因此有必要通过“加紧推动相关约束性国际与国内法律政策制定”“推进国际化、多元化的‘丝路ODR'平台建设”“推动以司法解决为最终程序的协调对接制度建设”等措施予以推动,以最终构建出能够惠及全体沿线国家和人民的多元化跨境解纷机制。

我国电子商务纠纷诉讼管辖权问题研究

二十一世纪伴随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电子商务交易也越来越频繁,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经济产业支柱之一。但是交易量日益迅猛增加的电子商务使得其纠纷也越来越频繁,而且由于互联网的特征,使得传统的民俗诉讼管辖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笔者在本文中通过对电子商务以及诉讼管辖问题的提出的研究,分析了国内电子商务纠纷所出现的问题,从而针对性的提出了完善我国电子商务诉讼管辖的策略,以促进电子商务纠纷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进一步完善,且为此类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和依据。

地方国际商事法庭制度设计:挑战与前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设立了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中级人民法院下辖的国际商事法庭。两个层次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无疑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不断涌现的涉外商事争端提供了新的制度性公共产品。然而,相对于前者,后者的制度设计尚存在诸多问题。地方国际商事法庭专属制度供给缺失,尤其是现行涉外民事诉讼制度对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存在较多掣肘之处,不能满足地方国际商事法庭解决争端的需要。可以适当借鉴以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为代表的域外经验,结合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实际情况,调整部分涉外民事诉讼理念,完善涉外民事诉讼制度,创新与地方国际商事法庭相适应的专属制度,优化地方国际商事法庭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增强其灵活性和开放性,提升我国的国际司法形象,保障地方国际商事法庭发挥应有功能。

便利营商视野下的营商民事司法改革——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中的“解决商业纠纷”为视角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将“执行合同”调整为“解决商业纠纷”,需在“执行合同”制度史分析上把握“解决商业纠纷”的内涵并分析两者异同。营商民事司法构造包括营商与民事司法的关系、营商民事司法制度理念、营商民事司法程序机制等,可视为法系融合第三波。我国营商民事司法改革表现良好,“解决商业纠纷”指数下我国营商民事司法面临新的挑战。未来中国民事司法应深度参与全球法治营商交流,形塑公共产品属性与司法规律相契合的民事司法功能观,建构裁判请求权下的“法院—当事人”关系,促进民事司法改革系统集成,有品质地减少纠纷解决耗时,构建外向型营商司法评估指数,以电子诉讼规则构建引领全球法院自动化,在新一轮全球营商司法评估中起到应有作用。

民商事案件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解读《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民事案件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诉讼外解决民商事纠纷的方式。我国民商事案件纠纷解决主要集中于法院,造成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之间的利用不平衡。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能缓解诉讼压力,为当事人提供经济、便捷的纠纷解决方式,体现社会和谐精神。建立适应我国民商事纠纷现状和当事人需求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需要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的有效衔接,以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仲裁等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