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Has No Leniency on Drug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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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研究省域中观尺度的毒品犯罪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对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云南省129个县区单元的毒品犯罪案件为数据,采用GIS统计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引力模型分析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差异格局和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构建由经济水平、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毒源地影响、地形复杂度组成的毒品犯罪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以空间杜宾模型开展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云南省毒品犯罪率呈显著的空间差异格局,高犯罪率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2)云南省各区县毒品犯罪在全局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与空间集聚特征,昆明市主城区—周边各区县以及云南边境各区县间的毒品空间关联网络强度较高;3)毒源地影响因素最为显著,呈显著负相关,距中缅边境(毒源地)距离与毒品犯罪率关系呈拉长的“倒S”型走向分布曲线,表现为大幅度下降、小幅度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此外,经济水平对云南省毒品犯罪差异呈著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为正向影响。

走私毒品罪的扩张适用与理性回归

随着全球毒品情势的变化,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在立法及司法上都呈现出扩张适用的现象与趋势,虽然《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纠正了走私毒品罪中药毒不分的问题,但并未突破走私毒品罪“跨境即构罪”的机械认定标准,实践中仍存在将吸毒行为的准备行为、吸毒行为的衍生行为认定为走私毒品罪等问题,引发了类推解释、客观归罪等诸多悖论。究其原因,既源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下,对国内外市场逐渐融合的客观事实、毒源差异淡化的现实情况及毒品认识鸿沟日益加深等毒情变化的忽略;也来自于罪名理解上将不同语境中的走私内涵相混淆,即将行政法语境、走私犯罪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中的“走私”概念相混同;还源自毒品走私目的认定难等现实困境。实际上,刑法对于毒品管控的目的不在于消灭,而在于防范毒品流入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因此,回归到刑法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之下,从犯罪概念的三性统一、毒品犯罪客体的融贯性、选择性罪名的同质性及流通经济学的要求上出发,不难发现,走私毒品实际上是毒品交易链条从生产(供应)端到消费(使用)端的流通环节,其实质作用在于消除地域鸿沟、拓宽或制造毒品交易市场、提高毒品交易效率,需以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其构罪与否的实质判断标准,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发生跨境的客观位移为认定依据。由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应以行为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依据,在立法或司法上对走私毒品罪处罚范围予以理性限缩,即对于主观上不具有希望或放任毒品外溢目的、客观上不具有毒品外溢风险的行为,不宜以走私毒品罪认定。

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刑法规制的困境与出路——以《昆明会议纪要》为视角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药品、毒品和化学的多元属性,贩卖此类物品在司法认定及法律适用上需要坚持更高的要求和标准,紧扣认定罪名的构成要件。贩卖毒品罪的适用条件模糊、“代购型”贩卖等特殊贩卖行为所产生的认定争议,以及妨害药品管理罪与非法经营罪适用混乱导致的定罪偏差,是刑法规制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破解前述现实困境,应以主观目的之认定为重要依据,明确贩卖毒品罪中“明知”在先、“治疗疾病”在后的主观判断顺序,并综合考量具体行为的违法程度,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协调统一理念的指引,提出相对应的路径优化建议。在具体优化路径方面,从药品性质、销售对象和方式等角度出发,为主观目的之认定提供客观参考标准;整理“代购型”贩卖、网络销售两种特殊贩卖行为的刑法规制思路,厘清所涉及的走私、贩卖毒品罪和非毒品犯罪之间的认定逻辑;妨害药品管理罪与非法经营罪中关于“许可”的具体指向不同,应以此为基点辨析两罪的适用界限,并深化构成要件的理解,为该类案件的办理提供参考。

论药品犯罪中“假药”的认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假药的概念之后,如何认定药品犯罪中的假药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该问题是一个典型的行刑衔接问题,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对其解决具有指导意义。违法相对论是对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最贴切的理解,因此,既不能赞成药品犯罪中的假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完全一致的观点,也不能肯定可以完全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独立认定药品犯罪中假药的观点,而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质危害性判断。一方面,只要某种药品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即使其对人体健康有实质危害性,也不属于药品犯罪中的假药;另一方面,若某种药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但不会给人体健康带来实质危害,那么,也不能将其认定为药品犯罪中的假药。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现状检视与防治路径

毒品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已得到国际社会公认。当前我国毒品犯罪主体日益朝着低龄化的趋势发展,治理未成年人涉毒品犯罪问题形势严峻。未成年人是国家未来与希望的承载者,有效防治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便成为义不容辞的时代任务。未成年人走上毒品犯罪道路是其身心发展特点、社会环境影响、刑罚手段运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此,要有效遏制未成年人涉毒犯罪,必须坚持“个体-社会-司法”“三位一体”的综合防控体系。在个体维度,创新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在社会维度,强化对娱乐场所的监管,完善未成年人社会救济机制;在司法维度,拓宽刑罚替代措施,坚持惩教并重的理念。通过协同各界力量开展综合治理措施,有效预防并减少毒品犯罪的发生,助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毒品洗钱犯罪的立法竞合及其完善

由于行为类型的立法设定原因,我国毒品洗钱犯罪与相关犯罪会产生多重法律竞合关系,包括与运输毒品罪等上游犯罪的法律竞合,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等毒品犯罪的平行竞合,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洗钱罪的下位竞合。这种法律竞合关系,多数属于交叉式竞合关系,个别属于包容式竞合关系。对毒品洗钱犯罪与相关犯罪的法律竞合采取绝对的重法优于轻法原则,极大地压缩了毒品洗钱犯罪的存在空间。未来,我国应当从立法上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9条的毒品洗钱犯罪。

我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特点及侦查对策研究——以2017—2021年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当前,生产、销售假药犯罪形势日益严峻。应用统计学方法,运用Spss27.0、Excel等软件基于2017—2021年788份涉网药品安全犯罪裁判文书以及1510名被告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呈现犯罪地域性特征突出,数量显著减少,犯罪人以青壮年为主,文化水平特征突出,犯罪团伙地缘性、家族式特征突出,药物来源涉及种类复杂多样,危害后果两极化,量刑特征较为突出等特征。分析得出生产、销售假药犯罪侦查存在以下问题:犯罪主体团伙化,亲密性高致使案件突破难;假药成分多样、鉴定复杂,犯罪认定难,取证难度大;量刑轻刑化趋势致使犯罪屡禁不止。对此提出如下几点侦查对策:深挖犯罪线索,以“三维”信息打开假药案件突破口;加强综合侦查研判,以犯罪人社会关系摸排犯罪网络;组建专业侦查人才队伍,科学设置“预检分流”环节,健全药品保管制度;全面收集主客观证据,厘清各犯罪主体责任,提出合理量刑建议;提高资源保障力度,搭建合作交流平台,构建多元共治体系。

新精神活性物质“毒品化”处理的法理不兼容性研究

新精神活性物质长期被作为毒品看待,但这与毒品犯罪的行政犯属性相矛盾。事实上,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的法律属性和规范属性不在同一层面,在是否应当管制,列管的方式、边界上也与毒品有重大差异。简单地将制造、贩卖、运输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行为直接认定为毒品犯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甚至有可能违反宪法和立法法。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涉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定性和定罪量刑的困难和矛盾,在将其认定为毒品犯罪的同时,或采用法定最低刑处理,或认定为未遂犯和不能犯。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并不兼容,不能将列管不明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等同于毒品,更不能将未列管的物质认定为毒品。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新精神活性物质应当秉持理性和审慎态度,跳出固有的“毒品化”思维,使其回归其药品及化学品的本质属性,这是解决新精神活性物质定罪量刑疑难问题的关键。

毒品犯罪既遂与未遂认定的若干问题

毒品犯罪的既未遂形态认定,是长期以来司法工作中的难题,在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之下如何合理认定此类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是最主要的毒品犯罪类型,本文重点分析这四种行为的既未遂形态认定。其中,对走私毒品罪,宜区分通关走私、绕关走私和间接走私三种类型确定不同的既未遂标准;对贩卖毒品罪,一般以买入毒品作为既遂标准,并据此归纳出常见的既未遂情形;对运输毒品罪,原则上以起运为既遂标准,但对起运的理解不能机械化;对制造毒品罪,以制造出毒品半成品或粗制毒品为既遂标准。同时,毒品犯罪案件中部分既遂、部分未遂的情形较为常见,但实践中对其处理规则重视不够,本文一并提出处理意见。

药品犯罪的法教义学分析

“陆勇案”凸显了对药品犯罪认定的固有缺陷;新的《药品管理法》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之虽有所改观,但也仍有新的问题须解决:新增设的妨害药品管理罪和修改后的生产、销售、提供假(劣)药罪,应明晰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再对构成要件作实质解释;“假(劣)药”的概念内涵应在参照新《药品管理法》的基础上独立判断。“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既有限制妨害药品管理罪处罚范围之功能,又有连接生命健康和药品管理秩序法益之作用。确定药品犯罪的罪数,需厘清药品犯罪之间和药品犯罪之外这两类竞合关系。

暗网毒品犯罪的治理困境及对策

暗网中的毒品犯罪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其交易过程高度隐匿而追踪困难;交易平台再生力强而难以根除;产业链遍布全球,不同国家之间在管辖权立法、金融和物流监管政策等方面不统一。面对暗网毒品犯罪的席卷之势与治理困境,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技术研发,在法制和技术层面强化对暗网毒品犯罪的预防;通过加强对暗网交易、支付结算、货运寄递等环节的监管以及传统侦查手段的运用,对暗网毒品犯罪实施有力打击,从预防和控制两个方面实现双链条治理。

组织网络吸毒行为的类型化认定研究

组织网络吸毒行为认定的根本依据是法律规范,既往规范的历史沿革为审视条款的出台背景提供了参考依据,《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应运而生为组织网络吸毒行为的类型化认定奠定了规范基础。组织网络吸毒行为的认定存在实践案例判法不一、组织行为界定不清、罪数关系认定不明等问题。在类型化认定的逻辑导向下,诱导型组织网络吸毒行为构成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罪;容留型组织网络吸毒行为在满足“场所”的私密性与可控性特征的情况下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适用以目的行为构成犯罪或可归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为前提。组织网络吸毒行为的罪数判定应当综合考量毒品犯罪与网络犯罪,并以“行为个数”和“牵连关系”为判断要点,在对比轻重罪的基础上合理适用处断规则。

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规范内涵:属性、辨析与路径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引起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争议。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删除了“依照《药品管理法》”认定假药、劣药的罪状表述,但这并不能否定该类药品犯罪的法定犯属性。妨害药品管理罪与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均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时代下的法定犯,二者既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又有各自的违法评价范围与评价重心,不可混淆。在药品认定标准与前置法脱钩的规范背景下,刑法上假药、劣药的认定虽仍以《药品管理法》第98条为形式参考,但更应当结合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独立判断假药、劣药的实质范围。

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法官运用经验法则的研究

在刑事诉讼中,毒品犯罪由于证明难度较大,法官往往需求助于经验法则,通过经验法则的运用以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经验法则在毒品犯罪案件证明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事实认定与证据评价两方面。在事实认定领域,经验法则主要作用于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推定;在证据评价领域,经验法则主要被运用于评价毒品犯罪中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真伪。尽管经验法则在毒品犯罪中的运用具有重要价值,但因经验法则的运用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法官在毒品犯罪案件中运用经验法则还存在一些误区,如运用不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经验法则的运用范围不当、缺乏完善的程序保障经验法则的运用,以及封闭式运用经验法则等,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规制。因此,在运用经验法则时法官需要遵循一些原则,并规范经验法则的运用程序,以及规范裁判文书释理和赋予辩护方以经验法则为由上诉的救济权利等,以保障毒品犯罪案件中经验法则的合理运用,有效发挥经验法则在诉讼中的独特价值。

“制度与技术”双重困境下毒品犯罪侦查之应对

当前毒品犯罪呈现网络化、物流化,贩毒门槛不断降低的新特点,这些新特点势必增加毒品犯罪侦查的难度。对法律规定理解的不一致,执法手段的不规范,进一步影响毒品犯罪打击的成效。在打击毒品犯罪中,公安机关面临制度与技术的双重困境。只有坚持顶层设计,规范侦查行为,才能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

重大药品安全事件中网络舆情对刑事立法的影响研究

[目的/意义]探究舆论、司法与立法之间的演进规律,建构舆情治理的司法、立法反馈方案。[方法/过程]文章以“陆勇代购抗癌药品案”“长春长生假疫苗案”为样本提取舆情数据,采用SnowNLP方法、逻辑回归模型(LR)和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的集成模型,对舆情情感特征和内容特征进行定量研究。将研究结论与利用ChatGLM、ERNIE 3.0预训练语言模型抽取出的刑事一审生效判决文本信息整合对接,分析网络舆情对司法及立法产生的影响。[结果/结论]在药品安全事件中,存在社会舆论率先影响司法调整,进而以司法实践推动立法回应的趋势,呈现出“舆论—司法—立法”的阶梯式演进规律。

提供假药罪的违法构造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原先“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基础上新增了“提供假药罪”的犯罪类型。对提供假药罪的违法构造进行厘清,行为主体方面,针对怎样划定“药品使用单位”和“药品使用单位人员”的分水岭,可以借助既有的法律规定来判别;行为对象方面,对假药的认定既要考虑医学方面的实际治疗效果,又要考虑药品本身是否具有其“应当具有”的有效药物成分,以及相关成分及含量是否符合我国药典的硬性规定。假药与劣药之界分,应当重新加以考量区分假药与劣药的标准——将假药认定为不具有应有的治疗作用并且转化为有损人体健康的产品。

超大型城市检察机关毒品犯罪治理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国际毒品犯罪形势加大了我国毒品犯罪防控压力,也对我国毒品犯罪的种类、形式、手段、分布产生影响。超大城市毒品犯罪整体下降,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为主,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占比增加,中心城区毒品犯罪案件占比相对校多,但存在总体数量减少和向郊区转移的趋势。检察机关参与毒品犯罪治理面临从传统的依托刑事检察职能的“打击”逐渐走向四大检察综合履职的“治理”和从打击供应为重点向打击供应和需求干预并重的两个方面转变。从“供给侧”治理毒品犯罪面临国际毒品犯罪激增压力和依法严厉惩治毒品犯罪“边际效应递减”困境;基于毒品刑事犯罪案件办理面临新毒品种类增多和贩毒方式转变所带来的查处难、取证难等挑战;从“需求侧”探索毒品犯罪治理路径面临更重任务。应借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建立对毒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模式;依法严厉惩处毒品犯罪同时,从“需求侧”开展毒品犯罪治理;加大对新型毒品犯罪和利用网络实施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大对毒品替代物质的监管力度,建立涉毒品犯罪信息共享平台。

不作为型容留他人吸毒的认定路径与规则--以莫某某容留他人吸毒案为切入点

我国已将不作为型容留他人吸毒司法犯罪化,这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但应注意防止该罪在司法适用中的不当扩张;认定该罪的不真正不作为犯,关键在于确定不作为的作为义务来源。对作为义务的判断不能只停留在形式层面,还应对其进行等价性实质判断;只有与该罪的作为行为具有同等违法价值的不作为行为才构成犯罪。不作为型容留他人吸毒构成犯罪的认定规则,应以不同行为主体为区分;只有对吸毒场所具有绝对的、现实的、排他性支配地位的主体,在未履行法律法规、职业、经营等所要求的制止、举报义务时,才能成立容留他人吸毒罪的不真正不作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