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的权益损害与征地纠纷——基于全国31省被征地农户的调查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期,农民权益受损、征地纠纷日益突出。合理测算农民权益受损的程度、征地纠纷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全国31省(区、市)91村638户被征地农户的调查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征地纠纷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征地过程中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处置权、收益权和社会保障权受损严重;农民个体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对征地纠纷没有显著影响,农民权益是征地纠纷全面而充分的影响因素。因此,在构建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体系和改革征地制度时,要从影响征地纠纷的农民权益因素着手,尊重农民的意愿,保障农民的权利,尽可能减少纠纷现象的发生。

企业的敌意并购与反并购策略分析——以“宝万之争”事件为例

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着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成熟,未来敌意并购可能变得频发,成为未形之患。所以,我国的企业必须事先有所了解,有所防范。本文介绍了敌意并购在我国的发展进程,对敌意并购与反并购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和评价,选取"宝万之争"事件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宝能集团敌意并购的动机和方法,以及万科集团反并购的对策,进而得出防范敌意并购的启示,最后通过揭示反并购活动的意义,希望能引起企业的重视。

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劳资财务公平评价研究——来自2004—2011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薪酬收入不公平诱发劳资纠纷,有损社会公平正义。以生产要素相对集中程度,按终极控股股东不同,选取我国沪、深A股2004—2011年国有与非国有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国有公司普通员工薪酬收入比重呈上升趋势,而非国有公司普通员工薪酬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非国有公司普通员工单位薪酬创造的营业收入高于国有公司,国有与非国有公司高管薪酬收入比重呈上升趋势。研究证实我国非国有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普通员工存在劳资财务不公平现象。

仲裁:解决我国期货纠纷的最有效方式

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建设具有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是国家的一项方针政策,但传统的期货纠纷诉讼方式存在许多弊端,阻碍了这一政策的落实。采用仲裁方式解决期货交易纠纷有其独到的优势,符合我国国情且与国际通行的做法接轨,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期货纠纷仲裁制度是国内期货市场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仲裁应当成为解决我国期货纠纷的最有效方式。

试论双重股权结构制度在我国的应用——基于“宝万之争”

万科与宝能系的股权争夺引起了对于股权结构的讨论,从而提高了对于双重股权结构的关注。双重股权结构是一种将现金流和控制权分离的股权结构,突破了同股同权的限制,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在我国使用这种股权制度也存在着一些阻碍。文章以宝万股权之争为案例,探讨了双重股权结构制度的相关影响和在我国的应用情况,并对此提出了建议。

“罪”与“非罪”：股权纠纷,还是职务侵占？--评枝江法院一审马立新职务侵占案

对于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伪造文件等方式"占有"他人股权的行为,实践中开始出现以职务侵占的刑事路径进行规制的现象。"占有"他人股权能否构成职务侵占罪,在司法实践和学术界中均存在着争议。问题的核心在于能否将个人股东股权界定为职务侵占罪的对象—"本单位财物"。"占有"个人股东股权,虽然使得他人股权所代表的财产利益受损,但就公司而言,其所能够支配的财物并没有减少。通过对马立新职务侵占案的分析,可以看到,法院混淆了"股东股权"与"公司财产"两个概念,错误地将"原本属于股东的股权"理解为"属于公司的股权",错误地将"公司股东的股权"理解为"公司的财物",导致原本属于民事范围的"股权纠纷"被错误地纳入到刑事领域。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中的数据保护规则演进与中国应对

数据是“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的关键要素,数据权益是新时代发展的权益,数据规则是平衡“区域”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杠杆。数据规则涵盖数据流通规则、数据本地化规则、数据保护规则等。《“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通过设置机密数据保护实体与程序条款确立了“区域”数据保护规则,其数据分享优先下有条件的数据保护规则设计引发承包者及利益攸关方就海洋数据权益保护的激烈讨论。海洋数据权益保护关系全球海洋治理与国家海洋权益实现。立足于我国海洋强国战略,从维护数据权益、优化数据利益分配、健全数据争议解决机制角度深入参与“区域”内数据保护规则制定,为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海洋数据保护规则构建与完善贡献中国观点恰逢其时。

涉外婚姻家庭案件中股权纠纷的法律适用研究

由于我国涉外案件识别规定过于简单,识别标准模糊,并且涉外股权纠纷冲突规范尚属立法空白,涉外婚姻家庭案件出现围绕股权等投资性财产引发的争议,案件在实践中出现了多元定性与法律适用的司法现象。为此,应完善我国夫妻共有股权的实体法规定,厘清家事与商事冲突规范的调整范围,运用分割识别方法明确前者仅解决股权中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股权人身关系的法律适用归后者调整,为我国涉外婚姻家庭涉股权纠纷案件的司法审判提供统一裁判指引,化解司法乱象。

股权纠纷引发的信用风险处置中政府的作用发挥——以山水集团为例

受股权纠纷和经营权争夺等因素影响,山水集团发行的债券到期无法按时兑付,导致后续一系列信用风险发生。本文以山水集团风险处置的全过程为研究对象,结果验证了政府引导开展合作博弈的有效性及其作用机制,即企业内部因股权纠纷等非合作博弈会导致内部失序乃至爆发信用风险,政府的适当干预可以引导利益各方有序开展合作博弈,弱化企业内部纷争,进而提高博弈效率,有效处置信用风险。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政府应切实履行防范化解企业风险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合理引导、果断介入企业信用风险处置的政策建议。

立法转型期外商投资企业股权纠纷的法律适用

"三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等商事主体法的重合与冲突给外商投资企业纠纷的法律适用造成了困难,在《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不再涉及企业组织与运行的规定,与《公司法》明确分工的情况下,外资企业的法律适用需要以问题的政策性与自治性为区分标准,政策性问题以外资法为主导,自治性问题以《公司法》为主导。而诸如涉外隐名投资与涉外股权转让等复杂性法律问题融政策性与自治性为一体,并且不会随着立法改变而改变,需要在区分的基础上兼容适用两类法律。

民事诉讼电子化的目标与路线

人民法院的五年制改革日渐倾向以司法效率为价值重心,优先应对案多人少的效率危机。民事诉讼的电子化改革应当是对民事诉讼基础理论和现有制度冲击最小的改革方式,同时有希望成为缓解乃至终结民事诉讼人案矛盾最快的解决途径。在效率层面,无纸化网络办公、自动化生成结果、智能化辅助决策提供了节约和加速的双重效能;在公平层面,智能化的科技应用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基本程序。为了审判质效的共同提升与相互促进,民事诉讼电子化改革应当走向步调的统一性、目标的均衡性、举措的公开性、内容的明确性。

论外商投资合同法律效力争议解决

本文所称外商投资合同法律效力争议,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外商在中国境内直接投资签署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及其变更的法律效力所产生之争议,也包括外资并购合同法律效力产生之争议,还包括外商投资中企境外企业所签署的合同法律效力所产生之争议。本文意图通过对上述三种不同形式的外商投资合同法律效力所产生之争议的不同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找出正确的解决这些争议的方法,以供业内人士、仲裁员、律师参考。

法院调解与民事诉讼价值的冲突

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法院调解制度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颇多争议,如现行法院调解制度与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之间,尚存在诸多冲突之处,特别是现行法院调解制度与公平正义及效率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在现行"嵌入式"的法院调解制度与民事诉讼法的程序不可逆性之间的冲突,与诉讼公平性及可靠性之间的冲突,以及与诉讼的隐形成本之间的冲突。只有真正从制度改造入手,才能真正保证法院调解制度的合规性。

提升公司内部治理能力的思考——以国美股权之争为例

本文以国美股权之争为例,分析我国民营企业内部治理问题存在的高层激励、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权力界定等问题,并基此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提升公司内部治理能力。

股权二分模式下股权让与的挑战与应对

在传统概括转让原则受到冲击,实务中对新类型疑难案件尚未达成统一裁判意见的情况下,立足于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股权的概念、性质、特征进行规范分析,以及从学理上对股权变动的身份、财产、效力予以阐释,论述股权二分模式具备现实可行性,即股权转让中有关身份法律关系交由公司法调整,有关财产法律关系交由债法调整。此外还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如确定非典型性担保的合法地位、细化商事登记内容以及促进公司治理合规等等。

万科控制权之争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启示

在公司治理内涵的基础之上,论述了万科控制权争端始末,并最终得出启示。旨在改善公司治理实践方面提供一些理论基础。

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纠纷的司法实证研究——基于129份裁判文书的整理分析

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是国家政策赋予农民的一项新型权利,旨在保障广大成员的集体资产权益,并切实增加每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但伴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涉及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纠纷的案件数量却与日俱增,而囿于相关法律规则的严重缺失,法院面临着成员自治权限不明、股权配置标准多样、股权享有主体争议、股权权能实现受阻等司法裁判困境。通过明确司法机关的介入范围、遵循成员权逻辑分配股权、坚持成员个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明晰股权权能实现的规则,为司法机关化解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纠纷提供应对之策,从而维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

股东资格认定的制度检讨与理路调适

股权登记是股东取得股权最为重要的方式,在现实中,股权纠纷大多因没有登记或由于实际投资与外观表现不一致所引发。股东之间作出的有关股东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未触及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发生争议时,不必一概否认,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然而,作为涉众的公司因其具有团体性和管理性,须保护公司主体的独立性以及外部交易的安全性,股东资格的确定也要依循外观的形式要件。在当前公司立法未明晰认定规则的情形下,实务中的股东资格认定很难形成共识,仅凭自治保护或外观要件认定股东资格都难以彰显法律之正义。要从双重维度考量,调适认定理路,明确原始取得的登记必备事项和继受取得中受让人的登记请求权,重视股东名册的登记作用,理性区分内部文件的自治性与组织性。

股权纠纷的司法应对——鲁南制药股权之争

鲁南制药股权纠纷很典型。上世纪90年代,中国对有境外投资者的国内企业提供税收优惠。鲁南制药为享受税收优惠,由境外的鲁信公司持股25.7%股份。后鲁信公司将此股份转让给凯伦美国公司。凯伦美国公司通过新设公司和信托方法对此股份进行数次调整。此25.7%股份发生争议,并引起广泛关注。该股权纠纷争议反映出来的三方面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其一,鲁南制药股权纠纷的焦点是股权归属问题;其二,股权纠纷直接关系到公司控制权的归属,进而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其三,本案股权纠纷反映了海外信托存在的风险,该案中信托的整个流程和结构有缺陷,对受托人约束机制不完善。鲁南制药从历史上看脱胎于一家国有企业,因此其股权纠纷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企业成长的一个典型缩影,鲁南制药股权和信托设计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对我国很多企业都具有警示意义。

股权激励收益是否具有劳动报酬属性之法律认定:基于149个劳动关系相关股权激励判例的类案分析

现实中,股权激励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员工收益的一部分,股权激励收益是否属于劳动报酬目前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争论,性质认定的分歧影响着纠纷的程序选择和实质解决。现实中员工方倾向于将股权激励收益作为劳动报酬进行争取,具有股东身份和金融产品属性是股权激励案件不被认定为劳动争议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判例分析发现,案例中大多数股权激励中的"股权"并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享有股权激励也并不是成为股东,尤其是虚拟股权激励中的"股权"主要是作为绩效奖励的计算依据存在,股权的名义不应成为对其性质进行认定的直接依据。对于股票权益相关的股权激励,其具有的金融产品特征也不能成为否定其劳动报酬属性的决定性因素。现实中,需要排除形式上的干扰依据劳动报酬的内涵判断股权激励收益是否属于劳动报酬。具体提出以下两项判断标准,即股权激励是否具有体现劳动对价性的绩效条件和体现劳动关系从属性特征的履职要求,如果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则股权激励收益应具有劳动报酬的特点,相应纷争应属于劳动争议,在具体的案情判断中应对导致股权激励权益不能实现的调岗、解雇、辞职等劳动关系状况的发生原因进行综合考量,以使得被激励者的相关权益能够得到公正有效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