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宫廷西洋人的外语服务述论

以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洋人活跃在清代前中期的北京宫廷,为皇帝提供各类服务,外语服务即为其中之一。宫廷西洋人以皇帝奴仆的身份,为欧洲各国使团访华、中俄外交谈判、教皇特使访华等外交事务提供翻译服务。为了在华传教事业,宫廷西洋人利用其译员身份助力或干扰欧洲使团访华活动,有意交好俄国使团成员,谋求中欧陆路交通可能性,但该群体的确无能力和意愿影响传统外交朝贡制度框架。此一时期宫廷西洋人还参与雍正朝内廷拉丁语学馆的教学工作,乾隆朝《华夷译语》“西洋译语”的编撰工作。清代前中期诸帝无意建构中欧交往及语言文化沟通长效机制,作为皇帝奴仆的宫廷西洋人也很少在服务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论“敕撰三集”中的渤海使——以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的诗赋外交为中心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始于奈良末期的日本与渤海的诗赋外交是我国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这种外交方式的产生还受到唐代文治之风的影响。平安初期赴日的渤海大使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之间的诗赋外交则是渤日交往史上的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渤日唱酬诗大多被天皇下命编撰的"敕撰三集"收录。尽管王孝廉献诗给日本天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廷一厢情愿的"上国观",但渤日文人之间的"赋诗相赠"却是建立在相通的汉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交流、情感沟通和文化融合。

晚清宗藩体制的终结对“洋人的朝廷”形成的影响

先秦时开始萌芽、产生的华夷文化观,历经汉唐宋明各朝代,到清朝形成了完备的“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养成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恋意识。近代以后,这一包含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的体制开始解体,到1895年甲午战争后作为制度层面的朝贡制度终结,而作为心理层面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华夷观念,直到《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才被恐洋媚外的心理所取代,在晚清统治集团和民众的心理上才彻底终结。于是清政府执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方针,在政府机构设置、政策上均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影响“洋人的朝廷”形成的内在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