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资源生态效益横向补偿的实践探讨——以山东省临沂市为例

森林生态效益横向补偿是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机制。文章以山东省临沂市开展的森林生态效益横向补偿实践探索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临沂市设立了由县(区)缴纳生态补偿资金和市财政配套资金构成的市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池”,赋予森林覆盖率价值指标,以年度市级森林覆盖率为基线,设定相应资金流出标准、流出方向、流向范围等技术规范,从而构建了森林生态效益横向补偿技术体系基本框架。临沂市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施三年来,发挥了良好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但同时还存在森林质量指标和林木成材率指标细化不足、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奖补资金拨付方面的问题,文章分析上述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基于矿场历史数据集的生态环境损害期间损失研究

为研究广东西部某矿场多次非法占用林地行为累计造成的支持服务、调节服务和供给服务等生态环境损害期间损失,以追究其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结合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方法,采用历史数据集为基线,研究了案例矿场占用林地行为造成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结果表明,其行为造成支持服务期间损失约117万元,调节服务期间损失约499万元,供给服务期间损失约41万元,期间损失总价值量约657万元,此部分期间损失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追究生态破坏行为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但同类案件却往往因调查研究难度较大、数据获取难等原因往往未被追偿。

天然硬阔叶林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与财政补贴方案研究

基于广东省天然硬阔叶林经营数据,根据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理论、天然林山林价等相关研究成果,对不同林龄时点的现有和潜力天然林进行评估,以资源资产化和价值货币化的方式衡量其可实现的各种生态产品价值。在当前天然林保护工程的背景下,提出政府财政补贴作为实现天然林生态产品价值最优途径的建议。该补贴方案可以分为:补贴因生态效能提升导致山林价增值的经济转换价值;补偿或资助由于限伐或停伐导致的经营损失;补助成熟可更新择伐但受限制无法实施的林木经济损失。基于机会成本原理,提出限伐或停伐后科学、公平和公正的财政补贴标准,并与当前实施的标准进行了比较,发现当前标准严重偏低,存在提升潜力的空间。通过实证分析可知:采用的方法科学合理,可为制定和修订生态效益财政补偿政策提供技术参考,并为自然保护地建设中集体和个人天然林木的流转赎买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为自然保护地的生态资产公共价值核算提供实用的方法借鉴。

森林生态补偿机制若干重点问题研究

我国森林资源有限,并且大多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然而森林生态效益的受益者主要是江河中下游地区,一般属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因而如何给森林生态效益提供者实施补偿,实现生态公平,建立森林生态补偿机制显得十分必要,这也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研究提出我国生态补偿政策总体框架和分析评价国内外森林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进展的基础上,对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重点问题进行探讨:界定了森林生态补偿的内涵与范畴;对补偿森林类型进行分类,主要分为防护林、特种用途林两类;对森林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估算,考虑营造林的直接投入、保护森林生态功能而放弃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效益三个方面的因素;培育森林生态补偿市场化途径,加强对私人企业的激励机制,建立基金寻求国外非政府组织捐赠机构支持等办法;开征森林生态税,对征收对象、征收范围、征收依据和税率等进行研究;最后提出森林生态补偿的“三步走”战略,包括补偿基金完善阶段,补偿基金与生态税双轨并行阶段,生态税独立运行阶段。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能够部分或全部实现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体现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等性,动员全社会参与森林生态系统的保育,更好地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能力。本文通过综合分析相关文献,理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概念和范畴,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与政策开展研究和探讨。对森林生态补偿的历程进行回顾,探讨了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进行初步核算,得出补偿标准的范围,以期为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依据。根据以上分析和探讨,提出今后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建议。

关于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几点建议

中央财政在3年试点的基础上,2004年正式建立了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通过介绍我国公益林结构、区域分布及补偿现状,分析了公益林管理与成效,总结提炼各地实施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经验,提出生态补偿制度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以及完善森林生态补偿的相关政策建议。

差异化的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以北京市为例

生态补偿本质是生态系统服务的购买,因此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必须基于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2004年开始,北京市逐步对生态公益林进行生态补偿,但补偿项目仍然采用了一刀切的标准制定模式。森林生态系统因树种和林龄的不同,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存在较大差异。另外,生态公益林所处的区域位置也决定着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挥的稳定性和相对重要性,是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中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因而,有必要基于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量核算,并综合考虑生态系统的立地环境、区域定位和资源稀缺度因素,构建差异化的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方案。依据该方案计算的北京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范围在176元/hm^2到2168元/hm^2,其中延庆区和怀柔区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较高,中心城区和房山区的补偿标准较低。补偿标准的全市平均值为1265元/hm^2,与北京现行山区生态林生态补偿项目的补偿标准相当。构建的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体现了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以及生态服务的区位相对重要性差异,为动态化、多元化的公益林生态补偿方案建立提供了可能。

泾河流域退耕还林(草)综合效益与生态补偿趋向——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为例

采用典型农户调查和地方政府访谈等方法，对泾河流域上游地区的固原市原州区退耕还林（草）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估。并基于退耕还林的效益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后续生态补偿趋势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原州区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显著，其价值量平均为1674．1元/（hm^2·年），按2000年-2004年完成的退耕面积，总效益高达8408.2×10^4元，年，退耕使当地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得到了控制。研究表明，退耕还林对当地农牧生产和农村社会经济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退耕促进了作物生产结构优化和基本农田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另一方面，草食性牧业生产受到了一定影响，农民收入也比预计值偏低。从后续生态补偿的趋势看，延长补偿期限是大势所趋，但补偿标准可适当降低。在补偿方式上，应改为单一现金补偿，并通过流域补偿方式多源筹集资金，同时要加大对替代产业的扶持力度。

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30余年的历史,取得的效益是显著的。进一步明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内涵,总结分析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经验及问题,为建立完善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提供重要借鉴。

森林生态系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伊春林管局为例

通过对生态补偿标准确定依据的比较分析,认为生态补偿应以成本补偿为主,并考虑森林生态区位的重要性,森林生态系统的林分、林龄等自然属性来制定差异化的补偿标准。在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生态区位和森林生态效益调整系数的基础上,构建了森林生态系统补偿标准计算模型,并对伊春林管局森林生态系统补偿标准进行了实证研究。

海南省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

建立森林生态补偿机制能够部分或全部地实现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体现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等性,动员全社会参与森林生态系统的保育,更好地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能力。本研究以海南省为案例,从居民问卷分析和机构调查分析入手,分析生态公益林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讨论建立海南省生态补偿的管理机制。研究表明,大多数农户对生态补偿机制持赞同态度。从总体上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对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农户得到森林生态补偿较低,难以有效地提高农户的生活水平。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林业管理机构和居民面临的共同困难是资金不足,由此带来生态公益林保护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保护与地区经济收入的冲突,耕地面积减少与剩余劳动力的矛盾。在案例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探讨海南省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海南省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步设想,包括科学制定地方性生态补偿标准、构建高效的地方管理机构、提高社区能力建设以及扩展生态补偿多元化融资渠道等。

不同类型生态补偿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的作用

生态补偿作为环境政策工具在环境保护和修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也将起到支撑作用。通过梳理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市场化生态补偿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生态补偿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作用、实现的方式、适用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类型等,认为: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基础资金来源,尤其是针对在生态保护红线以内进行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活动,市场主体无法通过生态保护与修复而实现营利,这时主要靠政府出资的生态补偿来实现生态保护与修复。市场化生态补偿是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之外的重要手段,主要适用于能创造经济效益的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它对于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拓宽生态修复资金渠道和增加资本市场投资渠道都具有重要作用,是生态保护与修复融资的重要发展方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与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各取所长,相互配合,共同致力于生态保护与修复。

基于农户视角的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案例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调节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手段,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实证调查,对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补偿标准实施措施进行了研究。北京市主要通过发放生态林管护工资来实践生态补偿机制,本文选择南口镇为案例,以可持续性生计框架为基础,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山区生态林管护的生计因素,并提出了完善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相关建议。

宁南山区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补偿机制探讨

通过对宁南山区退耕还林还草生态补偿机制存在问题的分析,指出宁南山区退耕还林还草存在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损失补偿困难,补偿机制缺乏针对性、系统性,退耕政策缺乏稳定性,补偿不及时等问题。针对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从资源的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指出应通过建立生态银行筹集资金,应从退耕的全过程寻找补偿的对象,国家应建立专门的退耕还林还草管理机构以提高运作的效率。最后,构建从政策、资金、技术方面共同补偿的较为完善的模式。

贫困地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自愿性影响因素分析:以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为例

生态补偿政策中的自愿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云南省屏边县和西畴县的615份农户访谈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参与条件、参与动力、参与能力和政策吸引力4个维度分别研究退耕还林和公益林政策中影响农户自愿性的因素,为更好地提高农户参与政策的自愿性、提升政策的执行效率提供技术支撑。结果表明,参与动力和政策吸引力对农户自愿性的影响较大;退耕还林政策中,自愿参与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84.4%和15.6%,农户对周围人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有外出打工经历、政策了解程度越深以及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农户年龄和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大则自愿性越低。公益林政策中,自愿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36.0%和64.0%,农户对周围人和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政策了解程度越深,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可以通过有效政策宣传、用市场化手段引入社会资本以适当提高补偿标准、积极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等手段,来促进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政策目标更好地实现。

浙江省重点生态公益林建设及发展对策研究

通过对浙江省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施工作状况及其建设成效的总结分析,指出了当前浙江省生态补偿标准低、群众认识还不到位、经营采伐难度大、管理机构及法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提高林分质量、建立生态公益林管理法律制度等对策建议。

北京山区生态林补偿项目管理机制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和野外调查,对北京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实施背景,总体目标、补偿范围和标准,管理机制和机构安排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其中存在的管理机构能力问题管护效率低;基础设施缺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在政策和规则的公平性;加强社区建设能力;提高基层管理组织的机构能力建设等相关建议。

林农对生态林效益补偿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集体林区林农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集体林区三明市永安、南平市邵武、光泽三地进行的林农实地调查数据,研究林农对生态林效益补偿的受偿意愿,并运用累积Logistic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林农的特殊经历、环保意识、信息获得程度、家庭土地面积、不同区域对林农的生态效益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所以,不同地方应实施不同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护林员选择要有所考察和偏重,补偿金亟待增加,补偿方式有待创新。

试论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政策理论、对象和实现途径

研究了森林生态价值补偿政策基础、生态效益补偿对象选择、补偿原则以及资金来源途径。(1)提出森林生态"效益源"的概念,分析森林生态效益的现实存在形式;(2)从法理的角度,对生态效益国家购买、社会享有与负担、经营者经济受益的政策模式进行了分析,得出森林生态价值不能作为国家行政补偿计量依据的结论;(3)提出了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应当充分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和人口现状的新思路,建立了森林生态补偿标准的函数关系;(4)提出优先征收森林生态补偿附加税的资金政策构想。

海南西部退耕还林还草生态补偿政策的效果评估

根据海南地域特点,通过实地调研,评估了海南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保育环境、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效果。结果表明,85.7%的农户支持退耕还林(草)政策;68.5%的农户基本满意目前的现金补贴标准;退耕还林之后,39.2%的农户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定位不明确;37.0%的农户的陡坡地部分或全部未退耕。指出进一步优化退耕还林(草)政策,对防止退耕反弹,保护环境,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