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修复研究

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主要为封闭、半封闭型湖泊,且滇池、程海、杞麓湖、星云湖、异龙湖被列为治理型湖泊。九大高原湖泊流域由于受自然因素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区域生态环境主要存在山地林草退化、农业农村面源污染严重、入湖河流水生态环境退化、湖滨带和湖体水环境整体不稳定、流域综合监管能力和系统治理能力水平亟待提高等突出问题。针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以提升九湖流域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为导向,以恢复九湖流域水质为核心,从山地林草保护修复、农业农村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入湖河流水生态修复、湖滨带和湖体水环境治理修复、综合监管能力提升五大方面、23个方向出发,梳理集成现有成熟有效的修复技术及整治措施,形成九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修复框架,以期为九湖流域统筹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参考。

基于InVEST模型的贵州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研究进展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不仅是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稳定性评估的定性、定量研究手段,同样其对人类生活的服务功能也具有重要作用。贵州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的省份,生态环境异常脆弱。将多种具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模型应用到贵州省,是近年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国内外涌现出的各类生态服务评估模型中,InVEST模型的开发应用更加成熟,并且在国内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中推广应用。基于上述原因,通过详细阐述InVEST模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应用现状以及该模型的应用局限性和发展趋势,为该模型在贵州的应用与发展提供科学支持,并为后续的石漠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模型相关研究提供部分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云南省生态环境质量与生态修复区识别

[目的]分析云南省生态环境时空变化,识别生态修复优先序,为该省低碳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遥感生态指数(RSEI)研究生态环境质量时空变化及空间相关性,与区域生态系统碳储量及生态保护红线结合识别云南省生态修复优先序。[结果]①22 a间云南省RSEI均值呈S形变化趋势,分别以2005年和2011年作为上升和下降的拐点。②2000—2022年空间上生态环境质量均表现为“西高东低”的态势,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较好,而中部城市群及东部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较差。③2000—2005年受退耕还林政策的影响生态环境质量变好。2005—2011年则因旱灾和建设用地的剧烈扩张导致生态环境质量大幅下降。2011—2016年是旱灾后恢复时段,除中部城市化快速发展地区外,其他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在逐渐恢复。2016—2022年受国家政策的影响,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变好。④云南省生态环境质量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全局与局部自相关。⑤2000—2022年云南省碳储量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22 a间总碳储量减少2.38×10^(7)t,在空间上总体表现为“南北高,中间低”的地带性分布特征。⑥云南省生态修复极优先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及东部地区,约占总面积的18.08%,生态修复优先区及中等优先区则分布较为广泛,约占总面积的70.17%。生态修复一般优先区主要位于普洱市等地,约占总面积的11.76%。[结论]云南省2000—2022年生态环境质量在时空上均呈现一定规律,在此基础上进行生态修复区划分,因地制宜地治理生态环境,推进云南省生态及低碳的可持续发展。

青海省生态修复关键区识别及修复分区划分

[目的]基于“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治理思路识别生态修复优先空间抑制生态退化,是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方法]以青海省为研究区,通过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重心迁移反映城市化进程,定量评估2005—2020年7项生态系统服务、生态敏感性和生境退化度,提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簇—生态敏感性-生境退化度”识别生态修复优先空间,将内部缺陷和外界胁迫相结合,划定5类生态修复优先区并提出相应修复策略。[结果]青海省2005—2020年产水深度分别为125.1,106.9,80.0,135.4 mm,水源涵养深度稳定在15 mm左右。粮食产量由1.42 t/hm^(2)提升至2.02 t/hm^(2),防风固沙能力由2.42 t/hm^(2)提升至4.59 t/hm^(2),土壤保持能力由85.90 t/hm^(2)下降至65.30 t/hm^(2);青海省生态系统服务簇可划分为生态宜居和谐簇、水土耦合协调簇、生态源地保育簇、自然生态修复簇、防风固沙功能簇5类。基于双变量自相关识别生态恢复优先点结果可知,青海省主要关键生态恢复点和自然生态恢复点面积分别占5.26%和2.55%,其中关键生态恢复点和生态宜居簇增加区域在空间上分布基本吻合。[结论]青海省生态修复优先区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荒漠地区、高海拔山区、水源地和河流沿岸及人类活动较频繁的河湟谷地和天峻县、兴海-玛多—曲麻莱县一带。

云南干热河谷光伏遮阴对花生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目的】探讨光伏遮阴对花生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方法】以云南干热河谷光伏电站为试验区,检测全光照对照区、光伏阵列行间、光伏组件下方光合有效辐射、土壤温度、土壤湿度等微生境指标,并测定花生单株结荚数、分枝数、根瘤数、主茎粗度、荚果长度、荚果宽度、荚果厚度、荚果质量、百仁质量等农艺性状和花生粗蛋白、直链淀粉、粗脂肪含量等品质指标,分析光伏遮阴对花生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结果】与全光照对照区相比,光伏阵列行间光合有效辐射降低了28.67%,土壤温度降低了2.12℃,土壤湿度增加了6.40个百分点;光伏组件下方光合有效辐射降低了95.22%,土壤温度降低了4.21℃,土壤湿度增加了21.01个百分点。与全光照对照区相比,光伏组件下方花生分枝数、根瘤数、单株结荚数、荚果质量、百仁质量、荚果长度、荚果宽度、荚果厚度显著或极显著降低,其中单株结荚数降低了61.09%,百仁质量降低了46.23%;直链淀粉含量显著增加了27.02%。光伏阵列行间花生分枝数、根瘤数、单株结荚数、荚果质量、百仁质量和粗蛋白含量等均显著或极显著高于全光照对照区,其中单株结荚数增加了68.33%,百仁质量增加了34.32%,粗蛋白含量增加了19.82%;直链淀粉含量极显著降低了20.64%。【结论】光伏阵列行间花生产量、品质、食味品质均得到显著提升,光伏组件下方花生产量和品质均降低。据此,进一步筛选适宜光伏组件下方生境的典型耐阴或喜阴作物,与光伏阵列行间适生作物间作,有效利用光资源、改善下垫面环境、提高土地产出率。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成效遥感分析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也是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长期以来,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生态系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并导致水源涵养功能有所减弱。自2000年以来,国家在此开展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工程建设,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改善。通过对生态系统现状及变化特征的监测,可实现对生态工程实施成效的评价和主要生态问题的识别,有助于提升生态保护规划建设及管护决策的科学性。本研究以多源遥感数据为信息源,在提取2000—2020年生态系统类型与质量参数的基础上,系统分析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系统结构、质量现状和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近20年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系统整体以高盖度植被为主,生态系统状况良好。整体上生态系统结构和质量的多年变化幅度均较小,生态系统基本稳定,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局部地区草原退化、沙化和沼泽面积萎缩等生态问题依然存在,生态保护与建设仍处于关键阶段,建议针对生态系统退化区域加大力度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贵州省主体功能区生态质量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贵州省作为我国西南部省份,生态本底脆弱敏感,如何守好发展和生态底线是亟须探讨的问题。本文深入探索贵州省不同主体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功能时空异质性及其驱动机制,以期能为进一步完善主体功能区政策提供参考。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综合运用熵权法、地理探测器对贵州省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生态功能时空异质性进行评价。研究表明,贵州省不同主体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具有明显的趋同性;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质量呈协同增长态势;国家政策对协同增长驱动作用显著;宏观政策的引导实现了贵州省发展与生态同步推进,但贵州本身的主体功能区定位和差异化政策并没有体现出来,未来发展要进一步考虑差异化政策的体现。

甘肃省不同生态功能区草地资源综合评分及其原因分析

根据甘肃省自然气候的地域分异性规律,将全省草原划分为甘南高寒草原生态功能区,祁连山-阿尔金山山地草甸、草原生态功能区,河西走廊荒漠草原生态功能区,黄土高原干旱草原生态功能区,陇南山地草丛草原生态功能区5个草原生态功能区。从甘肃省林草资源现状数据库中,提取草地图斑和相关属性因子,形成草原专题数据库。分别计算全省5个草原生态功能区的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单位面积牧草产量、可食牧草占比、草原载畜能力4个指标。结果表明,通过加入权重系数计算求得全省草原不同生态功能区草地资源综合分析评价得分,并对计算结果采取百分制赋分,得分最高的陇南山地草丛草原生态功能区赋值100分,则甘南高寒草原生态功能区百分制得分为94.11分,黄土高原干旱草原生态功能区百分制得分为50.41分,河西走廊荒漠草原生态功能区百分制得分为26.07分,祁连山-阿尔金山山地草甸、草原生态功能区百分制得分为18.36分。

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研究——以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

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研究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础,目前国内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合理的生态补偿区域空间选择方法可以为生态补偿优先地区的选择提供较为可靠的定量化依据。综合考虑青海省各市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使用Arc GIS工具的基础上,运用"生态效益比瞄准"方法和"生态补偿优先级(Eco-compensation Priority Sequence,ECPS)"方法,分别对青海省各市县生态补偿优先等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效益比瞄准"方法适用于森林、草原等基于要素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空间选择,而"生态补偿优先级"方法更适合区域性的生态补偿的空间选择。根据"生态补偿优先级"方法可以得出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优先补偿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省南部,次级补偿区主要位于青海省中部,潜在补偿区主要在青海省东北部。与青海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比较,海西州内的很多市县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原有的资金分配方式更多的考虑民生因素而忽略了环境因素。在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中,要结合生态综合补偿,提出合理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体系,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改善民生。

吉林省平原区地下水功能可持续性评价

针对吉林省平原区内地下水资源面临的资源枯竭、生态功能退化、地质环境恶化等问题,以及地下水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地质环境系统间的联系状况,运用地下水功能评价有关理论,建立吉林省平原区地下水功能评价模型,分析评价研究区地下水资源功能、生态功能和地质环境功能状况,掌握研究区地下水功能可持续性状况,为实现研究区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指导依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基于陕西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以《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为指导,空间上划分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范围并对其进行旨在生态补偿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现阶段对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大多集中于政策解读和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相对不足,该制度2009年实施以来已有七八年时间,具备了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文章以陕西省33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研究样本,在按各县级政府财政收入高低进行分组之后,实证分析了整体样本、高财政收入样本和低财政收入样本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促进效应。整体回归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影响系数显著为正,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的生态环境质量自2009年以来,呈现"基本稳定,逐渐好转"的趋势,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激励作用密不可分,同时,财政收入水平对生态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且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转移支付对生态效益产出的促进作用越大。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财政收入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影响系数要大于低财政收入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影响系数,这表明将转移支付拨付给高财政收入组更有效率。因此从效率角度看,现阶段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标准即县级政府财政收支缺口符合公平原则,但相对缺乏效率,以财政收支缺口为补偿标准的方式不利于转移支付效率提升,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最后文章基于兼顾效率与公平视角提出了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生态保护激励效应,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政策建议。

江苏长江干流饮用水源地生态安全评价与保护研究

如何协调江苏沿江开发与饮用水源地保护之间的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文选取饮用水源地上下游1km岸线利用、饮用水源地上游1km～5km岸线利用、饮用水源地下游1km～5km岸线利用、饮用水源地腹地土地利用等四个经济因子,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强度和是否有排污口等将四个因子划分为不同的层次,采用特尔菲法赋权,对江苏沿江26个饮用水源地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生态安全的水源地(综合得分>0 48)仅占27%,生态较安全的水源地(0 26<综合得分<=0 48)占46%、生态低安全的水源地(综合得分<=0 26)占27%。评价结果与现状水质之间有着较高程度的一致性,说明饮用水源地的生态安全与其附近的土地利用关系密切,据此提出调整岸线功能等保护措施。

林农集体林权主体改革满意度的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农户调查数据

以林农对林权主体改革的满意度为切入点,以云南省林改农户为调查对象,选取个人特征、家庭状况、林业经营情况3个方面11个变量,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分析了对农户集体林权主体改革5个维度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参与林改对各林改满意维度都有显著影响,人均林地面积比重、涉林收入比重、经济林占林地面积比重、生活水平、民族、性别等对各林改满意维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提出提升林农参与度和林农文化程度、充分发挥村干部作用、深化配套改革等进一步提高农户主体改革满意度的建议。

基于生态功能区的黑龙江国有林区现代化发展路径研究

分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生态环境压力和黑龙江国有林区在现代化发展中的生态地位,重点探讨了黑龙江国有林区现代化发展的特殊路径,提出黑龙江国有林区现代化发展应以发展林区生态经济为基础,以保护、修复和提升林区生态功能为重点,建立和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以谋求林区合理物质需求和生态需求"双赢"为目标,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现代化发展道路。

广东省区域空间结构调整优化设想

生态—经济功能区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区,主要目的在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对全国各地优化区域空间结构,协调地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地理学界必须高度关注的新课题。广东省目前把全省划分为珠江三角洲、东翼沿海、西翼沿海、北部山区四大经济区域,对区域空间规划布局,制订政策具有指导作用,但新时期形势发展也显示这种划分的不足一面,有进一步优化必要。文章在分析现行省内经济区域划分存在问题基础上,认为省内区域空间结构调整势在必行,按照“中心城市带动,生态环境协调,突出区域主导功能,河流流域上下游协调,保持县级行政界域完整”五个划分原则,提出广东区域空间结构调整优化,建立省内生态—经济功能区两个设想方案。

1964~2013年青海省不同生态功能区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特征

选用1964~2013年青海省43个气象站常规观测资料,分析4个生态功能区蒸发皿蒸发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完全相关法进行蒸发皿蒸发量变化趋势的成因分析。结果表明：近50 a来,青海省4个生态功能区蒸发皿蒸发量的年和季节变化特征明显,柴达木盆地和三江源区年蒸发量整体分别呈显著下降和上升趋势,而环青海湖区和东部农业区变化趋势不明显;4个生态功能区年蒸发量均呈先降后升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但转换时间不尽一致。青海省春、夏、秋季和年蒸发量均从西北向东南逐渐减小,冬季从南向北逐渐减小。柴达木盆地和东部农业区年蒸发量突变时间分别是1998年和2002年;环青海湖区和三江源区突变不明显。影响青海省4个不同生态功能区年蒸发量的主要气象因子不同：柴达木盆地为风速、日照时数、平均气温和气温日较差,环青海湖区为平均气温、风速和气温日较差,东部农业区为风速和相对湿度,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和气温日较差是三江源区蒸发量上升的主要因素。

青海藏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度评价研究——以三江源生态功能区为例

对青海藏区三江源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状况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根据该地区的现状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利用大量相关数据构建三江源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度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采用多元统计方法分析评价,提出了因地制宜加强保护意识、转变发展方式、建立健全法律保障、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建议。

云南省耕地资源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响应研究

采用VAR模型与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对耕地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进行计量研究,定量识别经济增长与耕地面积变化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会以耕地资源的消耗为代价,但长期来看,经济水平的提高会促进耕地资源的增加;另一方面,耕地资源的增加在短期内会抑制经济的增长,但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耕地资源的依赖会逐渐降低,因此建议从提高经济效率与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等方面促进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的协调。

2004—2017年青海省降尘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区域差异

为研究青海省大气降尘量的地域性分布和变化特征,探讨大气降尘的气象影响因素,利用青海省8个监测站点2004—2017年降尘量和气象数据,分析青海省降尘量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青海省及各生态功能区大气降尘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降尘量季节变化特征明显,降尘量主要集中在3—4月,冬春季节多、夏秋季节少,降尘主要受来自西北面的沙尘输送以及局地扬尘的影响。(3)青海省各站点及生态功能区降尘量和变化趋势差异较大,最高和最低年降尘量分别出现在西宁和瓦里关本底台。降尘量在较大空间尺度上的分布受气候背景影响,在局部区域则受地形、地貌、水文、土壤和植被等地方性因素控制;区域气象条件是影响青海省降尘的外来因素。(4)降尘量的变化主要受相对湿度的影响,降水日数的变化也影响降尘量的大小。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的云南省生态公益林建设成效评估

利用云南省森林资源连续清查2002年以及2012年数据,按照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对云南省生态公益林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估算,通过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变化,评估云南省生态公益林10年建设成效。评估结果,云南省生态公益林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由2002年的3 666.00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 321.82亿元,增加1 655.82亿元;单位面积价值由2002年的6.07万元/hm^2增加到2012年的7.90万元/hm^2,每公顷提升1.83万元。表明云南省生态公益林10年建设成效显著,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了明显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显著,水土保持功能突出,净化空气质量贡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