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徐忠杰翻译原则研析

徐忠杰自己从未专门撰文阐述自己的翻译思想或原则.这给研究他的思想带来困难.在汉诗英译这个学术圈子里,他做了一些工作,但研究他的人并不多.通过对他的翻译进行研读,不难发现,徐忠杰遵循了以下原则:以诗译诗原则、音韵美原则、膨胀性原则、解释性原则、跨文化原则.

英语诗歌形式研究的认知转向

英语诗歌形式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着重总结传统诗歌形式,并结合具体作品加以分析;第二个时期主要研究自由诗的形式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第三个时期目前正在逐步展开,其核心是从认知的角度探讨诗歌形式的理论基础。第三个时期的研究工作者注重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坚实的奠基:初唐河北诗人在唐诗发轫期的重要贡献

初唐阶段,河北诗人在唐诗发轫期的重要贡献有三个方面,分别是“文质并重”诗美理想的确立,风骨的提倡和律诗的定型。这些贡献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唐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格律诗史上的三块里程碑——兼论新格律诗的四种基本形态

在中国新格律诗史上,闻一多的《死水》、胡乔木的《仙鹤》、黄淮的《点之歌》是三首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作品。由它们所代表的新格律诗创作呈现出四种基本形态:(一)整齐体;(二)参差体;(三)简明体;(四)长短句体。

诗无达诂 译尽其能——评毛泽东词《沁园春·长沙》五种英译本

中国是诗词的国度,诗、词、歌、赋代代相传,诗人辈出,世代相袭。中国历代政治家几乎都能诗会文。当代伟人毛泽东的诗词风格古雅,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隽永,常为国人及国际友人传诵引用。毛泽东诗词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被译成多种外文,流传到世界各地。其英文译本几近二十余种,各家译本竞显风流。不同译本的对比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译文质量,更加有效促进地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标准”与“尺度”:如何谈论现代汉诗?

当代诗歌的"标准"问题首先在于对"何为诗"的本体认识上的分歧,无"标准",自然亦无评价"何为好诗"之"尺度"。新诗其实是一种现代汉语诗歌,我们至少可以从"现代汉诗"这一概念的角度来谈论,现代汉诗的本体是经验、语言和形式三者互动、纠缠和克服的一种状态,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个体经验的深度、现代汉语的自觉和诗歌形式意识等必要的谈论尺度。

意美,音美,形美——评许渊冲诗歌翻译的理论和实践

基于中英诗特点的比较,试图回答诗可译不可译,译成散体诗还是韵体诗的问题,通过实例分析,重点讨论许渊冲先生倡导的译诗"三美"论。

元杂剧何以成为“一代之文学”--兼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反思

"唐诗宋词元曲"这类序列一直是历代各家用以推尊元杂剧的工具,但它并非必然地指向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论断,而且它基于推尊元曲所表达的源流、并称、递变等含义,虽讨论框架在元代、明清、清末历经三次变化,却一直着眼于元杂剧的词章属性来论定其价值,把元杂剧视为诗歌框架中的乐府词章、剧曲框架中的曲词典范、文学框架中的诗歌最高等。比较而言,王国维则立足于戏剧属性,在近代新型的文学格局中重新利用这个序列来推尊元杂剧,基于两个评判维度(一种文体的发展框架、一个朝代的文学格局),提出了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的开创性论断。此论断虽成于王国维个人的思考,但促使他思考的框架、立场和眼界,则得益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语境。至于后之学者基于当世时代精神或文学发展观念附加在"一代之文学"中的含义,实属对王国维"一代文学"论的再引申。厘清元杂剧被推尊为"一代之文学"的传统、时代与个人因素,有助于对文学史、戏曲史与学术史相关问题予以切实的分析与评判。

闻一多诗学理论与新诗形式的现代化建构

在中国现代新诗学理论的现代化建构中,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闻一多诗学的语言观首先区分了诗性语与实用语,由此确立现代诗学的本体论形式观,并进而确认现代诗的"有意味的形式"。闻一多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原则,是其诗学理论的现代语言观和形式观的具体实施。

诗律补说

诗家们通常认为，格律诗忌三仄调，但事实是，唐代的诗人们在写作实践中并未严格遵守这一规定。由于拗救的原因，也出现了一句之中四个或五个仄声连用的情况。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甚至可以拗而不救。

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林语堂英译中国古典诗词赏析

林语堂英译中国古典诗词别具特色 ,本文联系林氏的翻译理论并结合中英诗歌之异同 ,从多个角度分析原诗 (词 )的意境之美、音韵之美和形式之美如何体现在其译诗中。他的诗词翻译理论与实践对当今的中诗外译工作仍有启示作用。

形式的力量——论形式在律诗诗体建立中的作用

律诗诗体建立的过程中,形式的完成是诗体繁荣的首要条件。盛唐律诗的繁荣首先要归功于齐梁到初唐历经三百多年确立起来的完善的律诗形式,因此,着眼于诗体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形式在律诗诗体建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唐诗空白艺术初探

在唐诗中空白手法被大量运用,这是中国传统的审美观、语言符号的模糊性、诗歌的创作规律及读者的阅读心理共同形成的。欣赏唐诗的过程有时就是填补空白的过程。

形式是内容的延伸——论投射派诗歌的形式观

形式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但是投射派诗歌的代表罗伯特·克里利则提出"形式向来不过是内容的延伸","形式就是发生的事"。这就意味着形式失去了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该观点被投射派首领查尔斯.奥尔森采用,成为了投射诗三法则之核心。投射派的形式观并非要削减形式的重要性,而是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在这样的创作理念下,"内容"也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概念,它不再是某个有待表现的主题或思想,而是创作过程中即刻涌现的感知。克里利的《疯子》一诗很好地体现了形式如何成为内容的延伸,诗人如何追求形式上的创新,以及投射派的形式观与投射诗其它两个法则如何关联。

由李金发的《弃妇》诗谈古今文学的关联

以 1917年为起点而形成的中国新文学 ,尽管从西方文学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 ,但仍然是从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是新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 ,而不在对传统的回归。本文以李金发的《弃妇》诗为例 ,指出新诗与传统诗歌之间的关联 ,以及对古今文学演变作贯通性研究的重要性。

以情纬物,藉思成理:论陆云赋的艺术

如果说陆机以情境胜,以文辞胜,以诗笔写赋,格调偏于沉郁,那么陆云则以理境胜,以结构胜,诗赋界限判然,其格调偏于上扬。陆云赋的物象描摹,无论是平面静态抑或立体动态,无论是大处落笔抑或细处渲染,有层叠铺排,却绝少繁缛,用笔清省,又简约有致;藉物言理,叙述说理,因景寓理,则是陆云赋以情纬物、藉思成理的三种基本方式,情、景、理生生互证,构成了其独特的理境;注意"转句"与"结"的起承关合,文句之间的"流泽""无间",杜绝"言语流行断绝"等,又使其赋的艺术结构主旨突出而严谨有序。

论白马藏族文学的流传形式

白马藏族文学是白马语口头语言的艺术,其流传形式主要是散说体和韵说体分合并存。就地域情况看,又存在不平衡,在川甘两省三县其流传形式并不一致。在绵阳市平武地区散、韵结合,以韵体为主;在阿坝州九寨沟地区以韵为主,兼有散文;在陇南市文县地区以散文为主,兼有韵文。究其原因,系其演进、发展和积淀过程中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差异所决定。探讨白马藏族文学的流传形式,可获得华夏初民们在传承集体无意识的文学流变中所蕴含智慧的佐证和参照,因此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流行歌词辞格的含蓄美及其文化解析

流行歌词之所以大量运用比喻、双关、借代、用典、象征等含蓄蕴藉的诸多辞格,是因为受到传统文化的支配性影响和为了趋同人们含蓄为美的心理之故。客观上说,这些辞格确实起到促进流行歌曲更好"流行"的作用,而且也是构成中国流行歌曲"民族特色"的要素之一。但要注意把握分寸,辩证运用,当曲则曲,宜直则直。

不妨随俗自婵娟——从流行歌曲视角看唐宋词的通俗特征

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具有鲜明的通俗性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其音乐性质的世俗化,更表现在其歌词所反映的审美情趣和生活理想乃至人生价值定位都与以雅文化为核心的正统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一方面导致了雅俗文化的冲突和对峙,另一方面,它们又促成了这两种文化的渗透与融合,从而使宋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雅俗交融共存的良性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