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平等性的要件重构与古今识别

平等是民法基本概念和原则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法特色属性与精神价值之体现。平等的属性价值为何,这种平等与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是何关系,其与宪法意义上的平等是否存在矛盾等一系列问题尚有追问和反思的空间。借助民法视野下平等性的要件重构不仅有效回应了这些问题,还进一步回眸历史,探究了古代中国民事法平等性的发展状况,并拓展到古代民事法名实有无之辩。通过对古今平等性的阐释和总结,剖析和引导了有无之辩的各类观点,实现对平等性与民事法新的多学科思考与识别。

民法理性与民法典——论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

民法典是民法形式理性的必然 ,它应当体现民法的价值理性。我国民法典的编纂 ,要做到符合民法的价值理性 ,在体例上应采改良的“现实主义” ,即基本采用现实主义体例 ,但又要汲取理想主义的思想 ,强调人格权的保护 ,以理性的民法典充分体现民法的私权神圣、意思自治的灵魂 ,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

民法学的法理化与法理化的方法论

民法学的法理化是指按照民法自身特有的法理逻辑结构建立民法学理论体系。民法学实现法理化经历了民法理论法典化和非法典化历程,是在非法典式理论结构基础上实现质的飞跃。法理化的民法学是一种学说,因其符合民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而具有科学性。民法学的法理化是一种方法,因其科学性而对民法理论体系的创新建构和民法实践具有法哲学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两大法系行政法的比较及其启示

当下中国行政法治无论是在实践方面还是在行政理论研究方面,都需要"形而上"层面的基础理论来贯通理论和实践。本文在对两大法系行政法的发展进行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两大法系行政法的外在形式差异和实质思维的内容差异及在宪政理念下他律和自律并行的行政权控制体系的启示,以此给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对我国现行犯罪构成的一点思考

犯罪构成是刑法理论的核心,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是罪刑法定主义得以落实的保障。我国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存在重大缺陷。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犯罪构成并非判断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这样,犯罪构成就难以发挥其落实罪刑法定、实现人权保障的重大功能。因而,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必须加以重建。重建我国犯罪构成的指导思想,应是以形式合理性为特征、彻底贯彻罪刑法定主义的市民刑法观。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涉法涉诉信访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权利行为,之所以"问题化",甚至冲击司法机关的权威,确有其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包括政法文化传统对形式理性的排斥、民间法文化的深刻影响、实用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等等。探析这些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之策,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中国未来民法典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

对于物权变动模式,中国《物权法》采取的是以债权形式主义为原则、以债权意思主义为例外的二元化立法模式。二元化立法模式将给未来中国民法典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带来障碍,因而有必要建立一元化的物权变动模式。在保障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两个立法价值的视角下评析目前世界上3种主要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优劣,认为债权形式主义能更好地兼顾交易安全和效率,建议未来的中国民法典应当采取一元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西方法治的基石——市民社会

西方法治的发展是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建立在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针对西方法治的形成、发展并走向成熟进行分析。市民社会的发展为西方法治的发展奠定了宪政的基础、孕育了法治精神并推动了法律的形式化。

论民法典的形式、价值与中国民法典

民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法律系统化的传统,其表现为形式上的合理性,内容上储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自由、平等为其基本要素,并以此规制着人类的社会秩序。中国一向缺乏私法传统,而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使民法典的制定成为客观上的需求。面对民法价值模式的变迁,确定我们的民法价值观的选择,以实现中国民法典目的和理想。

民法总则第10条私法渊源之“法律”教义论

民法总则对民事法律渊源首次通过立法明确了法律与习惯的二元架构。形式"法律"主义与实质"法律"主义论者对于该法第10条"法律"的范围界定各执一家之言,前者基于体系解释角度、立法价值角度以及法安全性角度,主张该法的"法律"应为狭义说;后者基于法社会学角度、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角度、比较法角度,认为此"法律"适宜定位于广义说。但需要指出的是形式"法律"主义与实质"法律"主义观点之下均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形式"法律"主义的短视使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而实质"法律"主义的具化内容亦存在诸多症结。故而,可以在对二者所存问题进行价值衡量之后提出对该法"法律"外延的缓和界定。

民法典的形式理性

形式理性是大陆法系发达国家民法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它是强调法律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结果 ,也是使民法典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 ,形式理性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对民法典内容与结构的设置具有决定意义。

中国的正义体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笔者采用的是总体性的正义体系视野,兼及民事、刑事法律,"政"与"法",正式(国家)和非正式(民间)正义体系,以及来自两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半正式体系("第三领域")。文章和笔者新书所论述和引用的实例跨越古今、中西,并兼顾实践和理论。前后一贯的是,由实践历史出发来突出其所展示的理论含义,特别是"实用道德主义"的二元合一(互动、互补)的思维与逻辑。据此,提出新型中华法系的前瞻性设想。

论中国民法学研究中的功能主义范式

民法学研究中存在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模式界分,二者的分立在我国已有定见。从形式主义向功能主义的演进是民法学发展中范式转换的典例。功能主义范式研究模型中包含“尺度”“要素”“计算方法”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根据历史源头和模型复杂度的差异,我国的功能主义民法学研究存在分别以客观目的解释、利益衡量和成本收益分析为代表的三个不同阶层的开展进路。在我国民法学中,功能主义范式主要应用于补充传统法释义学下的解释论、构建经典法典体系以外的规范以及填补“反身性”法律漏洞三种领域。功能主义范式的崛起将导致“分析”思维和“衡量”思维的强化,并要求论证方法向“高信息论证”转型。其不会挤压法释义学的存在空间,而会逐渐形成本土化的民法学话语体系。目前,尚不存在构建功能主义学术共同体的必要。

论事实判断的外观展示——基于证据制度历史的分析

作为司法权威性的基础,事实判断必须具有正义外观,以使其审理过程及结果具有可接受性。在早期司法中,基于民间规范形成了事实判断外观展示的方式,即神判的形式化展示。随着宗教观念变化和智识能力的提升,国家法通过证据法定的路径优化形式化展示方式,并最终演化为心证公开的实质化展示。分析事实审理权威性产生的机理,形式化展示基于民众的司法信念,实质化展示基于理性与经验,只有两者形成相互支撑的合理架构,方能实现事实判断外观展示的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