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ocality:A Re-recognition of Locality in Western Geography

Translocality,as a re-recognition of locality in western Geography,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global world.By focusing on sorting out the context and main topics of current western geography on translocality research,it reach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i)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translocality resear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initial development stage,stable development stage and high-speed development stage.(ii)Existing studies on migration,urbanization,and social resilience form the knowledge base for translocality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Migration,mobility,and politics are hot topics of translocality research.(iii)Current issues mainly 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ocal behavior,the impact of translocal behavior,translocal circular flow and gender research in translocal behavior.Based on this,it proposed the important trends that translocality research in China needs to pay attention.

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发展战略任务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表现出的特点是:流动人口数量继续增长,人口流动向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转移,人口迁移流动存在“南强北弱”和“北人南迁”趋势,人口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增长更快,人口更明显地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聚,带来超大、特大城市数量增加,并在此基础上带动若干核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等。结合人口迁移流动态势,直面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所面临的战略任务,提出应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更加平衡的国家发展,以及在不同地区实践多样性和因地制宜的城镇化发展。

流迁转型背景下中国城市职住分离研究进展与展望

通过CiteSpace对2000—2022年中国特色社会经济背景下的职住分离研究1 269篇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结合城镇化发展与流迁转型背景对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和评述研究热点、主题与方法。结果表明,不同人口流迁阶段的职住分离研究具有不同的特征。首先,职住分离的研究区域从一线城市扩展到二三线城市,反映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迁转型的新现象。其次,研究视角从宏观层面逐渐转向微观层面,更加关注个体和家庭的职住分离问题。同时,研究数据由传统抽样调查转变至大数据,多学科理论逐步被应用到职住分离研究。最后提出研究展望:1)在流迁转型背景下,应加强职住分离新特征及其空间关联研究,进一步串联乡城、城-城与城内流迁背景下的多尺度职住分离形成的社会基础。2)当前研究连贯性、纵深性不足,应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将各阶段职住分离纳入统一视角。3)积极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处理流迁大数据,结合地理学、城市学、交通学等学科的理论对职住分离机制进行深入探讨。4)将迁居理论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讨论职住分离与迁居行为的相互关系,促进适当迁居,以缓解职住分离。

迁徙中国视野下我国县域人口流动状况与发展挑战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全国1%抽样调查资料,从跨县流动和县内流动两方面,系统地梳理了2000年以来县域人口流动的现状特征和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县域人口跨县流动活跃性正迅速增强,净流出活跃型县域数量迅速增加,跨县流出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跨县流出人口的中老年化趋势明显、省内流动占比增加、流动原因趋于多元。与此同时,净流入活跃型县域和跨县流入人口的增长缓慢,跨县流入人口中,老年人占比有所下降、省内人口占比不断提高、社会型流动占比有所降低。我国县内流动人口规模止升趋降,乡城流动稳占主流,县内流动儿童和老人规模持续扩大,家庭、教育和宜居成为县内流动主要原因。我国县域已由乡土时代步入迁徙时代,人口流失加快了县域人口负增长转变,区域分化提升了分类治理难度,流留儿童带来学校教育和亲情双重挑战,流留老人增加提高了养老公共服务需求,人口流动重塑了县域家庭结构。基于此,要妥善应对县域人口流失、强化县域的分类施策和公共服务多样化供给。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流动差异性分析

人力资本流动与人口流动相关却不相同,本文采用2010-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流动方向和流动强度两方面对我国省际人口流动引致的人力资本流动现象加以研究。结果表明从流动方向分析,各省人口净流动方向基本呈现时间一致性并且流入流出区域具有稳定性。在调查期间人口净流出省份为16个,人口净流入省份为15个,没有明显变化。人力资本净流向与人口净流向完全一致,但省际人口净流向与高级人力资本净流向并不完全一致,山西、广西、重庆等省市的高级人力资本净流向始终与总人力资本净流向相反。本文采用流出流入比率和迁移选择中心两种指标测算人力资本流动强度,结果基本一致。人力资本流动中心与人口流动中心分布均较为固定。2010年人力资本流动强度最大的省份在2016年的流动强度也更强,流动强度在省际呈现惯性和马太效应。人力资本流入最强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人力资本流出最强省份始终包括安徽、四川、河南等省份。以人力资本流出弹性衡量人力资本流出强度与人口流出强度的相对强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省份人力资本的流出强度始终大于人口流出强度,西部地区省份差异较大。考虑各省近五年经济增长状况,人口流动或者人力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HIV/STD高危性行为和知识分析

目的调查北京市流动人口中存在的感染艾滋病病毒/性传播疾病(HIV/STD)的高危性行为和他们所掌握的艾滋病知识状况。方法在北京市流动人口集中的行业中,用按比例抽样的方法抽取了2222名流动人员,采取问卷调查了解他们拥有的性伙伴数量、参与商业性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等高危性行为的情况和艾滋病知识掌握的状况。结果对被调查者中报告有性行为的900人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67.4%的人有婚前性行为,31.0%的人有多个性伙伴,9.4%的人参与了商业性性行为,而只有39.0%的人使用过安全套。对全体被调查者的艾滋病知识分析发现,他们的艾滋病知识掌握的相对比较多,熟悉艾滋病传播的三大途径,但对不传播途径没有多大把握。结论加强对流动人口感染HIV/STD的危险和使用安全套的干预。

底泥不同预处理对潜在活性磷形成及释放的抑制作用

以校园河流底泥为材料,研究了不同预处理(底泥曝气、水曝气)对底泥中潜在活性磷的形成及释放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底泥曝气对上覆水中的磷向底泥迁移的促进作用明显优于水曝气.底泥经不同预处理后,磷的释放量明显降低.与未处理底泥相比,经底泥曝气和水曝气预处理底泥,溶解性磷酸盐释放量分别下降了193.6 mg.kg-1和44.7 mg.kg-1,总磷释放量分别下降了334.0 mg.kg-1和163.8 mg.kg-1;而对于潜在活性磷而言,前者降低了58.6 mg.kg-1,后者则增加了167.4 mg.kg-1.其原因可能是,上覆水中的磷向底泥迁移时,首先形成潜在活性磷,而通过不同的预处理,潜在活性磷向难释放态磷的转化得到了强化.底泥曝气的这种强化作用比水曝气更为明显.

城镇化背景下人口流动对大城市义务教育学龄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影响

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对公平正义的必然诉求。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依然最高,都市圈、大城市群是其区域节点等趋势,并给城市人口流动带来相应变化: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净流入态势越显著,超大、特大城市更为突出;城市规模越大,人口近郊化程度越高。在此背景下,对大城市义务教育学龄人口规模与结构也带来了深刻影响:超大城市、Ⅰ型大城市随迁子女净流入态势更明显;各型大城市普遍存在超规模随迁子女,小学段承载压力高于初中段;城市规模越大,常住人口中在校生占比结构相对越低;城市规模越大,教育人口近郊化程度越高,市辖区教育资源承载力面临挑战等。为此,应坚持"一个原则与一条底线",加强教育资源供给侧改革以实现教育人口与资源间的"空间匹配",统筹制定城市义务教育发展规划与空间布局。

为什么区域政策越来越重视“抢人”——基于一个拓展的线性模型研究

当前,区域发展越来越重视人的因素,"抢人"成为区域政策制定的热点。我们建立了一个拓展的空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居民迁移决策因素将从根本上改变空间经济结构的发展趋势,突破由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下,产业向发达地区单向集聚的趋势,成为走向区域产业扩散的重要力量。而且,在发展前期,以规模经济、贸易成本等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将逐步扩大区域空间差距;在发展后期,居民迁移决策所代表的个人力量将推动区域空间差距缩小。在实证检验后我们发现,居民迁移决策的因素都与空间经济结构有显著关联,消费水平差异将缩小区域空间差距,工资和房价差异将扩大区域空间差距,这进一步支撑了理论模型的结论。我们的研究为后发区域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应进一步松绑区域人口政策,更加关注居民迁移决策和偏好,致力于构建适宜的生活环境条件,形成新的区域竞争优势。

“城乡连续统”框架下新型城镇化社区样态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新乡市Z社区的"深描",作者从生活空间变迁及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两个维度展示了一种新型城镇化社区样态,首先,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聚落模式置于"城乡连续统"框架下,抽象出此类社区的基本特征,即动力机制市场化、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一体化、生计模式多元化、社区基层建设"新型单位化";其次,不同于学术界既有城乡人口迁徙聚落模式,Z社区在动力机制、组织转型和生计变迁等维度均有其特殊性,并指出其与传统新农村社区的区别和联系;最后,作为中原地区一种特殊的人口聚居模式,Z社区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面临"走出个案"式困境,因此,作者从新型城镇化社区应然样态、地方性知识和本土治理资源、农村土地经营模式和农村土地制度等维度引发进一步学术思考。

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与实施对策--基于推拉理论的托达罗修正模型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如何在城市就业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有效地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问题,是推进城镇化和提升农民收入以及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推拉理论",结合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实际状况,对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进行修正,并以此构建多元回归模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农村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应当加快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大培训"农民工"专业技能的力度;深化体制改革,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壁垒,构建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制度;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的有效转移。

新疆兵团的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现状研究——以兵团农八师石河子为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屯垦戍边为职责,集党、政、军、企为一体,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由于兵团体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特殊性,兵团的迁移人口状况、流动人口状况也呈现出了很强的独特性。本文以兵团农八师石河子为样本,对其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现状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分析。

兵团发挥优化人口资源特殊作用问题研究

优化人口资源是国家赋予兵团的“四大作用”之一,是兵团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的重要保障和基础,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实现路径和重要举措。发挥兵团优化人口资源特殊作用,必须坚持以“立足兵团、聚焦南疆、面向全疆、着眼全国”为方针,以增加人口数量规模为基础,以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完善人口分布、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不仅要立足人口的自然增殖,而且要通过待遇引人、产业聚人、项目迁民、政策移民等方式吸引外来人口;不仅要促进兵团内部的交流互通,还要通过政策引导促进省际双向流动;不仅需要市场的自然调节,而且离不开政府大力支持。

我国人口迁移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2000-2016年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人口迁移政策作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关键变量一直备受关注,然而学界对人口迁移政策引导劳动力流动从而对产业结构升级所产生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以2000年-2016年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人口迁移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而又分析了在人口迁移政策背景之下,劳动力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迁移政策显著引导了劳动力的流动,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迁移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本质演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逐渐增强。最后基于理论模型以及实证研究结果,对人口迁移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流动、迁移动因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城镇长期留居的流动人口是城镇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留住这些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迁移动因是决定其在城镇长期留居的重要影响因素。利用2002—2013年31个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迁移动因对城镇化水平有着不同影响,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流动人口因务工、借读培训、投靠亲属而迁移对城镇化水平有着正向影响,但作用效果存在群体差异与地区差异。务工迁移者仍是人口流动的主体,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和举家迁移有助于城镇化水平提升。东部地区务工迁移对城镇化的影响更为显著,中部地区主要来自流动人口的举家迁移,西部地区人口流动以向外流动为主,留守家庭子女在城镇借读培训提高了当地的城镇化水平。一个理想的政策效果是,城镇化政策既能直接促进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又能从其迁移动因出发因地制宜地间接作用于长期留居行为,这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予以重点关注。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武汉市人口迁入成因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速度明显加快。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兴起使对于人口迁移的探索有了可尝试的新数据源。联通智慧足迹通过收集2019年1—6月的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得出带有家乡地标签的武汉市常住人口数据,以此为因变量,以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中选取的部分字段为自变量,通过GIS分析工具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武汉市外来人口来源以及迁入成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在选取的多个影响因素中,在岗职工平均收入、人均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数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人口迁移的相关关系较为显著。②在全国范围内这些因素对各地级市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③影响范围集中于中部地区,包括省域范围内的孝感、黄冈、荆州等地区,以及省域范围以外的信阳、六安等地区。

人口流动迁移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人口流动迁移角度研究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旨在分析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以及经济集聚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通过构造人口流动迁移的微观经济模型,掌握人口流动、迁移和集聚的动因;通过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布局分析,说明泛珠三角区域先发展地区的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过程应该相互适应,而后发展地区的人口"回流"与产业转移过程更应互为补充。所以,泛珠三角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应该结合本地区的产业优势和人力资本现状制定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和人口政策。

我国移动通信量差异的人口学分析

引入了地理迁移关系模型和社会网络人类动力学模型,将前一个模型中的"1个原型网络系统和2个变形网络系统"转换为演变过程的原始状态、迁移及适应3个阶段,将后一个模型中的"社会网络的典型特征——较高的集聚和较短的平均路径"分解为2个类型(非群体类型和群体类型),作为我国移动通信量人口学分析的研究方法.构建了我国各省的包括3个人口迁移指标、4个人口技术构成指标在内的人口学数据系统,针对3个重要的移动通信指标,分别解释人口学要素与移动通信量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1)应用地理迁移关系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不同演变阶段人口迁移对移动通信使用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保持原有链接、构建产生新链接而完成的;2)应用社会网络人类动力学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人口技术构成因素对移动通信使用的影响.

人口流动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宪政思考

人口流动常被有些人认为是社会稳定的祸根,这是对人口流动和社会稳定关系的误解,或是渗透了对流动人口尤其农民的歧视与偏见。人口流动中表现出来的"城市病"并非是人口流动所造成的,而是深层次的制度性歧视的结果,是国家和城市对农村和农民欠帐太多的惩罚性表现。以牺牲公民的迁徙自由权等人权保障以及牺牲国家城市化及其现代化进程为代价,来实现社会控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的社会稳定。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则是建立在公民权利诉求充分实现以及国家的城市化及其现代化基础上,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社会稳定。人口流动有助于形成更高层次的社会稳定。

农民或市民: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职业自选择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尊重居民意愿的职业自选择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相对稳定的人力资源的获得,具有经济与社会两个方面的价值。政府部门需要正视过去在人口迁移中存在的问题,顺应职业自选择树立边界思维、动态思维与联动思维。通过农业补贴制度、住房制度、土地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来服务职业自选择。建设覆盖所有居民的全信息数据库、完善而畅通的民意处理系统与规范而成熟的社会支持力量支撑职业自选择。最终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