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轮志书编纂初探

二轮修志已全面完成,三轮修志成了关注的热点。本文在系统梳理第三轮志书的规划与启动概况的基础上,重点对三轮修志顶层设计进行了讨论,认为国家规划的区域综合志应增加乡镇志,设省、市、县、乡镇四级;县(区)规划内志书应以“一部志+系列志”为主,“一部志”为辅;省级志书规划,“多系列志”“单系列志”“一部志+系列志”均可,各省应因地制宜;区域综合志以编成“不完全通纪”或“非典型断代”型为好,下限在省内应统一;积极拥抱新技术,提倡互联网修志。本文还就提高志书质量提出了至少要处理好四种关系。

2024上海地方志论坛综述

2024上海地方志论坛共征集到论文150余篇,经专家评审,44篇入选,同时又特别约稿20篇。从论文内容看,呈现出四方面特点:一是地方志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全面;二是对修志实践的思考更加深入;三是旧志研究更加细致;四是地方史特别是上海地方史研究涉及面广。从研究偏好看,地方志系统工作者多研究地方志理论,其他机构单位工作者则偏重旧志和地方史研究。从地域分布看,不仅上海本地作者踊跃投稿,全国各省份乃至港澳台学者也积极参与。但部分论文学术规范性、理论性不足,重旧志、轻新志研究的问题也值得关注。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研究者要注重在丰富的志书编纂实践和大量出版新志的基础上开展理论研究工作,总结先进经验、发现问题不足,形成编纂理论,推动学科建设;进一步开阔专业视野、打开工作思路,提高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以实际行动助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从方志书写看西南边疆国家认同——以清代三部《白盐井志》编纂为例

在雍正、乾隆和光绪三部《白盐井志》的修纂中,修志者通过强调白盐井盐业与中央王朝历史、财赋、边疆秩序的关系,突出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以儒家礼仪教化的书写强化王朝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在边疆民众心中的地位。同时,又以淡化夷夏与整合信仰的叙事手段,重塑地方文化意识,将白盐井地区复杂多元的文化、信仰纳入到大一统王朝的叙事之中。清代云南盐井志的编纂是王朝国家在治理边疆方面的重要文化手段与方式,同时也是清代政治文化建构在边疆社会中的体现,此举极大地促进了西南边疆社会民众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

乾隆《潼川府志》文献学价值探析

乾隆《潼川府志》是在清代修志高潮下编纂的一部志书,不仅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编纂审慎、征文考据、保存佚文三个方面。是志在体例上自成一家,对所收地方文献详加考证,并辑存了一些失传文献,通过考辨相关文献,对深入研究清代地方志编纂情况,以及清代潼川府地区的历史文化风貌提供帮助。

乾隆时期河北地方志民俗音乐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以《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为例

地方志作为全面记述一定行政区域的资料性文献,对于研究本行政区域历史有着无法替代之意义。地方志编修工作经历了长期发展,至清代进入方志编修的鼎盛之时。对乾隆时期刊刻《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的民俗音乐文化史料进行梳理和研究,从婚嫁丧葬及岁时节礼两个角度对清乾隆时期河北地区民俗音乐文化发展状况作出分析,并探讨音乐在其中的功用意义,进而来思考当下民间礼俗的传承与复兴,对于促进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意义。

论邵文杰对当代中国新方志学的贡献

邵文杰是新中国方志事业开拓“诸老”之一,也是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修志恢复以后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同时他还是河南省新方志工作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新志编修的实践者,亲自担任首部《河南省志》(新志)总纂,其理论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史志关系、新志体例的创新、旧志整理及志书质量标准四个方面。

福建省乡镇村志编修若干问题思考

福建省乡镇村志编修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较好的传统。随着人们对乡土文化传承发展的日益重视,近年来,福建乡镇村志编修在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质量也得到了有效提升,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做法。推动福建省乡镇村志编修开创新局面,要注重建立联动机制,探索合理路径,把握好努力方向。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清代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以清代皖志为例

清代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巅峰,方志编纂理论随之获得很大发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各地方志的编修普遍开展,大量文人学者积极投身于方志编纂,大大提高了方志的质量,同时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趋于深入。清代方志编修者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问题,对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此同时,在方志编纂理论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体例、方志的结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承袭旧志体的基础上,开始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志书编纂实践发展的新趋向。

方志编纂视域下的清水江文书整理新路径

编修地方志与地方文书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近年来各地各种专志的编纂出版使得地方文化类专志编纂成为可能,而地方志与地方文书有着紧密的关系。当前文书整理存在着归户性不足、文书整理不够全面、文书文化宣传不到位等问题,文书成志可以适当解决这些问题。纳入地方专志的编纂行列为文书整理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但是同时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清水江文书成志可以为清水江地区文化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与地方志编纂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家族对其生活的地方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往往被冠以“望族”。值得注意的是,自隋唐科举制产生之后,“望族”的建构途径逐渐由原来的世袭或军功变为科举。至少在明清时期,“望族”基本是由科举建构起来的。尝试用“科举家族”的概念代替传统的“望族”,其意义在于凸显科举制对传统社会的型塑,赋予“望族”以新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意涵。清代甘肃修志156种,其中可以考知的由科举家族编纂的有11种,涉及的科举家族有7家。虽说科举家族编纂志书在清代甘肃并不普遍,但这些志书多为上乘之作,其中四种被民国史志学者张维誉为陇上名志。另外,科举家族编纂志书也是其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

乾隆《潼川府志》的编纂及其史料价值

乾隆《潼川府志》是现存清代潼川府第一部府志。主修者张松孙以地方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主持编纂,并邀当地学者积极参与,保证了志书编纂的质量。该志在体例上推陈出新,确定纲领,调整目次;在内容上补旧志阙略,精于考订,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区域地理、文化教育等方面史料,对研究探讨清中期潼川府地区的社会实态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地方科技志编纂现状与对策

新时期编纂地方科技志意义深远。通过对目前我国地方科技志的编纂现状进行的调研,作者认为当前地方科技志编纂普遍存在篇目设置不合理、条目收录不规范、出版周期过长、实用性较差等问题,且这些问题尚未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足够重视。本文就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与建议。

明清畿辅方志修纂类型与修纂群体初探

明清畿辅方志修纂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修纂者群体日益扩大,分工日趋细致,取得重大成就。明清畿辅方志修纂类型可分为修纂一体、修纂分开、混合等三类,各类型体现出行政权力支配方志修纂的特点。初步探讨了畿辅方志修纂者群体的情况:是官员、学者、工匠等创造了明清畿辅方志事业的辉煌。

山水志宋元诗文献价值考述

山水志书不仅是舆地之学的第一手资料,在保存历代题咏方面,也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但由于其史部属性及稀见等因素,古文献研究者给予的关注尚显不足。以《中华山水志丛刊》为中心,参稽"丛刊"之外的部分山水志,把《全宋诗》《全元诗》作为研究样本,可以发现山水志书在宋元诗汇纂过程中,其对新作者及佚诗的发现、已知作者佚作的辑补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研究者应当予以重视。

《方志今议》与汉中地方志之方言篇修纂:路径与思考

地方志的方言篇承担着忠实描写地方方言面貌、反映方言演变、传承地方民俗文化的重要作用。通过重读《方志今议》,对方志方言篇的体例框架、方言材料收入标准等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对汉中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发挥指导和借鉴作用。汉中地方志方言篇修纂续、补、创工作中应以补、创为主,在《方志今议》创建的方言篇修纂方法体系基础上,可以结合方言学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加强现代影音数字化手段,反映地方方言实际变化,见微知著,进一步增强地方志修纂价值。

论新中国两轮方志编修对旧方志的继承和创新

地方志编修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新中国两轮方志编修继承了两千年来方志的记、志、传、图照、表、录的体裁,在框架结构上沿用了纲目体和平列体,将旧有的“三宝体”改编为“新三宝体”,拓展了志书自注的形式和功能,横排竖写、越境不书等旧志的优良传统也被新志奉为编修的基本原则。新修方志克服了旧志中偏重人文、各部类内容比例失调、有褒无贬等弊端,各部类内容比例趋于相对平衡,记载人物有褒有贬,善恶并书。新志编修在体裁、结构、内容、编纂手法等方面相对旧志也有不少创新。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假象创新、盲目创新和否定式创新的现象,对此必须进行批判。

清代河南方志中的“八景”编修

清代方志的编修对“八景”的记载、传播与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清代河南方志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地域上都对“八景”有较为完整的记录。通过研究河南各地区方志对“八景”的记载,深入了解“八景”从省到州府、县志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随着明代到清代大型官方方志编修体例变得成熟与严谨,“八景”被删除出河南省志甚至府志;与此同时,河南各州县为丰富地区文化、突出地区特色大量记载“八景”,导致清代“八景”记载出现重心向下转移的趋势。此外,清代河南方志“八景”所反映的不仅是地方景观,更是编修者的思想与社会历史影响的潮流。

光绪石印本《西藏通览》研究

《西藏通览》是由晚清留日归国知识分子和地方教育机构共同翻译印行的一部有关西藏的方志,其编撰时间、转译回国的时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之间的特殊关系值得我们思考。文章通过解析《西藏通览》认为,它以现代编纂体例突破了旧有体式,增设现代类目并对传统方志类目进行删减,体现了方志编纂在特定时代背景和西学思潮影响下所做出的自我调整,展现了传统方志向新体方志的过渡形态;其中所保留的晚清时期西藏自然、地理、人文、风物等信息和英、法等国在西藏地区活动的记载,为研究清末区域史、民族史和治边史等方面提供了资料。同时,从《西藏通览》"中国—日本—中国"的转译过程中可以看出我国近代翻译史和思想史的变迁。

来新夏新志编纂思想述论

来新夏是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其在新志编纂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方志概念的重新厘定及新旧志比较,对方志"资政""教化""存史"价值功能的重视,以及对体例、纲目、概要等具体编纂原则的规定等。他还提出了新志"德、清、定、齐"的编纂标准、镇村区志多元发展等的观点。作为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来氏的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文献意识,又具有通达博洽的文化姿态和创新意识,为中国新方志撰写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