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凡四训》哲学思想探析

明代袁黄所著《了凡四训》,是明清以来我国民间流传相当广泛的一部劝善书。就哲学思想层面而言,《了凡四训》涉及在人性论方面主张推明“义理之身”、在自我修养上提倡“反躬自省”和在知行观方面强调“心为善导”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并体现出了融合性、通俗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探讨《了凡四训》的哲学思想,对于深入发掘其中的思想精华,助力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五运六气与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的关系

五运六气首见于《黄帝内经》,在宋金元时期蓬勃发展。其中为代表的宋金元时期的医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被后世誉为金元四大家。他们所处时代前后相距不到300年,学术观点却寒热温凉,各有所宜。本文从金元四大家各自所处“六气大司天”背景特点的客观和其各自对运气理论阐发的主观两大角度挖掘,研究发现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寒热温凉的不同,均与各自所值“六气大司天”特点相契合;金元四大家皆推崇五运六气理论及运气思维下六气与人体经络脏腑气化密切联系的六经气化学说。本文探讨运气学说与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的关系,以冀对五运六气与各家学说研究提供一点浅见。

国家财政与疫后重振中国经济的战略构想

疫情过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亚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外部需求崩溃的危机,它们共同的挑战都是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的问题,而非单纯的总需求不足,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高效率投资的供给效应远超国外市场和国内私人部门吸收其产出的需求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解决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加大国家财政支出是其主要措施。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错将投资而非解决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作为政策重点,从而产生了新的生产过剩,新旧生产过剩的叠加引发了随后的紧缩,导致了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和失业增加,新冠疫情的冲击使这种局面更加严重,致使目前的中国经济存在着陷入“慢性萧条期”的危险。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困境并使中国经济重归“中高速增长”的轨道,我国在今后十年左右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开支持续地和大幅度地增加劳动者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消费水平,以解决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也是解决目前失业问题的根本性途径。为此,中央财政支出方面可采取如下政策措施:较大范围地实施就业保障计划,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并在预防通货膨胀的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革命和下一次工业革命等方面进行战略性投资。

从宋元语言和山西方言四字格看历史词汇演变

“四字格”是汉语特殊的语言单位,是短语中结构和语义固定,且具有传承性的一类语言形式。四字格由词构成,可以直接反映词的发展变化,同时还可以作为存放词的“容器”,完好地保存历史词汇的发展状态,清晰地看到许多古词语的发展轨迹。四字格在宋元时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在元曲中,方言常语,沓而成章,与现代汉语及现代汉语方言存在渊源关系。文章以宋元语言和山西方言四字格为载体,同时与现代汉语通语作比较,从历时和共时角度考察一些历史词汇的演变状态。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探讨金元四大家治疗头痛的用药规律

目的 探析金元四大家治疗头痛的用药规律。方法 收集《金元四大医家医学全书》中治疗头痛的方剂作为数据来源,将处方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3.0。结果 录入处方共71首,药物共计107味,用药总频次为535次。使用频次较高的是川芎、防风、炙甘草、甘草以及细辛;药性主要以温性和寒性居多;药味以辛、甘、苦居多;药物归经主要以肺、脾、胃、肝经居多;功效方面以解表药、补益药以及清热药较多;聚类分析得到4个核心药物组合。结论 《金元四大医家医学全书》治疗头痛处方用药规律揭示了治疗头痛主要以活血行气及升举阳气为核心治法,兼以清热、祛湿、化痰、泻下等法。其理论依据及核心药物组合可为当前中医药干预头痛及未来新药开发提供一定的依据。

金元四大家论治乳腺癌理论浅探

乳腺癌已成为妇科最高发的恶性肿瘤,金元四大家对乳腺癌的病机认识与诊治思路各树一帜。刘完素以五运六气为基,以火热立论,开创了清热解毒治癌肿的先河;张从正从病由邪生立论,妙用“汗、吐、下”三法,因势利导,驱邪外出;李东垣从阴火学说、脾胃论治,以“甘温除热”法消虚火,祛癌瘤;朱丹溪以气血痰郁为纲,将窼囊理论与乳腺癌防治相结合,气血同调。四位医家论治乳腺癌各富特色,其学术思想进一步完善了乳腺癌的中医诊疗体系,也为其他恶性肿瘤的理论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了学术指导及经验参考。

运用“四元读书”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探析

运用传统教育方法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面临教育对象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和教育效果不理想的困境,“四元读书”理论基础坚实、理念合理、流程科学,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具有契合性,运用“四元读书”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操作环节分别是领读、阅读、讨论和对话,推进“四元读书”的运用要精心把控操作环节、严谨设计和组织以及促进沟通互动。

芝屿樵客《儿科醒》儿科疾病诊治思想探骊

《儿科醒》为清代医者芝屿樵客所著的一部中医儿科专著,其内容丰富,言语精炼,书中针对儿科诊治之法进行了详细论述,包含芝屿樵客强调“四诊合参,辨证精当”“用药审慎,保护元气”“顾护脾胃,注重调护”“力纠时弊,师古不泥古”等临证经验,并对古今诸多医界弊习进行批判,集中体现了芝屿樵客强调四诊合参,明诊断、慎用药、保元气、顾脾胃、重调护等学术思想及其针砭时弊、悲天悯人的高尚医德,对临床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论元代文人诗画对新安四家的影响

元代文人的绘画创作不求形似,注重自我胸臆的抒发,诗、画艺术之内容、审美、气韵等诸多方面实现了交融会通,从元初赵孟頫至“元末四大家”,文人画日趋成熟。明末清初,以渐江、査士标、孙逸、汪之瑞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承袭了元代文人诗画的创作传统,“新安四家”对元代文人诗画的接受体现在相似的人生际遇影响下形成的淡泊名利、以诗画自娱的思想个性;注重抒情写意的绘画表现;会通诗画一体的审美追求等方面。

朱丹溪传说中的弃儒从医现象研究

弃儒从医现象在我国古代并不少见,尤其是到了元代,这种现象愈发多见。元末“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就是弃儒从医,关于朱丹溪的传说甚多,主要记载于传记、医案、碑刻和文人文集,民众口头讲述也多,迄今不绝。通过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发现,朱丹溪弃儒从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元代社会对儒生的需求减少,对医家的需求不断提升,儒生入仕无门,从医成为他们的谋生手段。儒生与医家的仁爱之心原本相通,亲人罹病不愈、对庸医固方的憎厌则成为朱丹溪走上从医道路的直接原因。儒生从医有利于中医的理论总结和医术提升,对中医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金代医家张子和医学地位变迁与攻邪论学术史研究

金代医家张子和,精通汗、吐、下三法,开创攻邪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张子和与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并称为中医“金元四大家”。实际上,在历代有关中医“四大家”的历史书写演变历程中,张子和的医家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医学地位变迁的三个不同阶段。其医家地位变化脉络可概括为:医名盛于金元,淡于明清,名归于近代。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自明代以及降,攻邪论逐渐淡出中医主流学术范畴,其学术传承脉络出现明显的断层现象。到了近现代,尽管张子和的医家地位重新回归中医“金元四大家”之列,但是攻邪论实际影响力仍旧式微。

《四圣心源》辨治耳聋的学术思想探析

探讨《四圣心源》的学术思想对临床辨治耳聋的指导意义。《四圣心源》以"耳窍虚则清彻而灵通"立论,认为耳聋的病机是浊阴堵塞孔窍,其发病之本是"水寒土湿",发病之机"脾陷胃逆",发病之标是"浊阴上逆"。

魏源对西汉四家诗的评说

对西汉四家诗的评说,代有异义。魏源在《诗古微》中,提出了以时间早晚、得《诗》的本义还是旁义来评价其得失的观念。他认为,三家诗早于《毛诗》,得作者的本义,而《毛诗》晚于三家诗,得《诗》之旁义,本义高于旁义,故三家诗高于《毛诗》。此说具有还原《诗》的文学本色及重情、崇情的时代价值。但是,魏源之说充满经学与文学、重本义还是重旁义的矛盾,所以,他又提出齐、鲁、韩、毛同轨合辙的说法。

元代南北文化交流对丹溪医学的影响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丹溪医学的源流发展进行探讨,分析丹溪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社会背景,认为元代南北文化交流,以及金代北方医学与南方探究"天人之理"的朱熹理学二者的结合,是丹溪医学形成的重要因素。通过丹溪医学,能清晰地感受到元代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气息,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是社会文化的内涵。

金元四大家从“火”论消渴病机理论研究

金元四大家均把＂火＂看作消渴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病理因素,密切影响消渴病传变。基于玄府气液学说,刘完素从＂火热怫郁＂论消渴,并重视五运六气影响;张从正遵从＂三消当从火断＂之说,同时指出心火的传变规律;李东垣依据＂内伤脾胃-元气亏虚-血虚津亏-血中伏火＂层次理论,把阴火致消作为主要病机;朱丹溪从＂阳有余、阴不足＂出发,认为＂相火妄动＂是引发消渴的关键。四大学派所论消渴火热病机,各具特点,又相互联系,丰富了消渴理论框架体系,启发现代中医对于消渴病机的重新认识、学术理论的不断完善,为中医药发展注入新活力。

“金元四家”对气机升降理论的认识

气机升降理论是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内经》奠定了气机升降理论的学术思想,《伤寒论》将升降理论思想贯穿于六经辨证,而对升降学说从理论阐发,当从金元诸家开始,其从不同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升降学说,如刘完素之玄府水火升降观、张从正之攻邪升降观、李杲之脾胃为升降枢纽观、朱丹溪之五脏气血升降观,均对后世气机升降理论学说阐发影响较大。

颜元《四书正误》的教育学意蕴

《四书正误》是颜元在学习、教授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过程中评价、批判朱熹思想的学术札记,内容包括《四书(章句集注)》之"正"和《四书(章句集注)》之误两个方面,刻画出颜元生活、思考、体验、教学以及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多维画面,呈示了颜元事功色彩浓厚的教育目的论、实质教育取向的教育内容观和以实驭虚的教育方法论等教育学思想。

宏观经济政策对政府科技补贴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分析

本文选取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以及Heckman两步法,检验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对政府科技补贴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四万亿”显著抑制了科技补贴绩效,这种抑制作用对发明专利和非发明专利均显著,且会持续到2012年。进一步研究表明,“四万亿”对政府科技补贴绩效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分组、高新技术企业分组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地区分组中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有关政府科技补贴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澄清政府科技补贴与创新政策的争议。

西学的移用与致用:从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明人袁子让的音韵学

袁子让是明末著名的音韵学家,他在《字学元元》里杂论了汉语语音结构及语言、音韵、文字等问题,阐述了他的丰富的音韵学理论:音有正音、俗音(时音)和方音。声母有大母、小母,有呼有吸,有独清独浊。韵母有翕闢、有四呼。四声中平中、上老、去嫩而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