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风险视阈下上市公司高管合规义务新探

ESG运动背景下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气候诉讼使得气候侵权责任救济及上市公司信披合规与监管问题愈加凸显。为此,通过聚焦气候变化引发的治理风险及高管气候合规义务扩展的困局分析,提出如下解决之道:(1)基于私法分配正义理论,合理切分“牺牲责任的边界”,将公司法信义义务一般条款适当延伸,形成“忠实+勤勉+ESG合规”义务三元化的制度框架。(2)气候信息披露规范化方面不宜“一刀切”,披露主体方面可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市值规模企业予以差异化配置,即针对碳排放达到一定域值和达到一定市值的上市公司予以强制性规范配置,为高管合规经营提供刚性标尺;针对中小型上市企业气候信披仍以倡导性、自愿性规范配置为主;披露内容上应从注重企业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转向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影响,可借鉴财务披露的重大性标准完善非财务性信息披露规则,完善双重重要性原则;披露实施机制方面注重发挥软法“遵守与解释”模式的优势(完善市场声誉惩戒机制)。(3)为加强“漂绿”行为监管,应完善“漂绿”行为的定义和问责标准,现阶段仍以配置适度的行政责任和高管职业保险机制为应对气候风险之上策。(4)为激励公司治理绿色转型,应在公司法绿色条款的硬法体系建设基础上加强ESG合规之规的软法供给,譬如可设立本土化的“安全港规则”,以为司法豁免/减免高管责任裁判提供参佐。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信息披露机制构建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信息内容治理构成严重挑战。现行以显著标识附随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信息披露模式信息承载能力有限,忽略服务提供者以外的其他主体信息披露义务,不利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基于对“模型训练—内容生成—信息传播”各阶段信息披露目的与目标受众的考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信息披露要素应包括技术性信息、权利描述信息、人工智能贡献度信息以及警示性信息。在信息披露的程序设定与配套举措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信息披露应根据不同场景需求设置查询式与类权利管理信息式披露模式,明确使用者承担未准确披露的瑕疵责任以及传播平台负有主动标识义务,并加强参与主体间技术互操作性建设,实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披露信息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目标。

破产法修改中的重整制度

破产法规定的重整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挽救重要企业作用的同时,也逐步显现出其存在的制度不足与缺陷,需进行修订。法院受理债权人提出的清算申请后,应允许其他债权人申请转换重整程序。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后,仍有权申请转换重整程序。法院对重整申请应进行识别审查,对明显不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者应不予受理。重整计划提交期限应适当延长,以应对投资人招聘难等困境。要强化管理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建立争议解决、责任追究等制度。因无法列示穷尽法律上和实践中的不同权益组别,法律对重整计划表决分组的规定应为指导性。权益不因重整计划受到不利影响的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不参与表决。法院对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或强制批准,都必须审查并保障反对组别及同意组别中反对者个人享有的法定清偿权利。至少应有一个债权人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法院方可强制批准。强制批准重整计划应设有听证及异议救济程序。立法应限制重整计划二次表决的间隔期间。二次表决前,可以协商调整原表决通过组别的清偿权利,但应保障受不利影响组别均享有表决权。破产法应对于未及时申报债权之债权人,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依同类债权清偿条件向债务人行使权利,予以严格限制。立法应在因法律政策调整、市场情况变化等导致重整计划无法执行时,设置计划变更制度。

兴奋剂违规信息公开的合法性研究——对欧盟初步裁决案件的述评

2023年,针对一起欧盟初步裁决案,欧盟总法律顾问发表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奥地利反兴奋剂机构(NADA)在网站上公布违规运动员信息的做法符合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该意见依次分析了NADA处理的信息是否属于法定允许处理的信息,信息处理主体是否具备信息发布的主体资格,公开行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此案件为反兴奋剂机构在违规信息公开前的自我审查提供了重要指导,强调了在权衡公共利益与运动员个人隐私权时须严格遵循比例原则。与此案件密切相关的2021年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14.3.5条需要修改,建议在规定最低公开披露义务的基础上赋予各国自主权。此外,此案件为我国在禁赛期结束后删除运动员违规信息以维护运动员合法权益提供了借鉴。

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应因分析及建议

本文在明确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义务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矛盾问题、总结披露无效及无因的观点,提出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义务进行分信息讨论,并建议区分环境描述性、环境评价性信息与环境预测性信息。将具有可定量、可定性特点的描述性、评价性环境信息纳入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并通过法律规定不同利益衡量结果的价值判断,实现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目的。

我国高碳行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路径

高碳行业上市公司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碳信息进行有效披露,这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的法定义务。然而,在制度上将企业的碳信息披露作为法律义务,则面临着在企业商业信息或商业秘密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问题。因此,从法治的角度而言,不仅要在制度层面厘清企业碳信息披露义务的范围以及法律责任的限度,还应当以监管、税收等合理的制度有效激励或约束企业积极履行碳信息披露义务。

我国资本市场引入“做空攻击模式”法律制度研究

“做空攻击模式”能有效平衡资本市场交易量,并将对上市公司形成强大的市场化自我约束力,该模式在境外资本市场已被广泛适用。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存在引入“做空攻击模式”的必要性,同时,国内相关做空工具的启用及相关案例也为该模式的推广积累了较强的实践经验。当前,我国应充分借鉴美国等资本市场的制度经验,在合理的制度设计理念基础上,通过改进融券业务规则、设立做空熔断规则、增加做空机构信息披露义务及确立监管机构正式调查标准等制度措施,积极培育我国“做空攻击模式”的良好市场环境,并为该模式在我国的长远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制度供给。

平台企业用工信息披露义务的理论证成与制度构建

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下,平台劳务提供者的劳动法保护陷入困境,应当立足于平台用工主体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探索平台劳务提供者保护的其他路径。民事交易视角下,平台用工关系主体信息不对称是平台劳务提供者权益受损的根源。要求平台企业履行用工信息披露义务,具有现实必要和法理基础。应当借鉴特殊合同信息披露制度,明确平台企业履行用工信息披露义务的基本原则、具体内容、义务豁免及保障机制,保障平台企业用工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

文书公布中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披露合规风险及其对策——以358份文书为例

数字法治时代,裁判文书网上公布过程中不合规披露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传播迅速、影响深远,研究文书公布中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披露合规风险,可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对策。通过研究文书公布中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披露合规制度的构成,检视现行文书公布中不合规现象,分析裁判文书公布主体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披露合规困境,发现当前文书公布中存在信息脱敏不到位、信息公开不合规的风险。基于对不合规原因的分析和总结,文章回应文书公布中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披露与保护的需求,提出完善文书公布中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披露合规制度、落实文书公布中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披露合规义务等对策。

论默示许可原则对标准必要专利的规制

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明确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违反披露义务的默示许可责任,由此引发了理论和实务专家的热议。透析其正当性发现,适用默示许可原则规制标准必要专利,不仅能通过与相关标准专利政策的有效衔接规制标准必要专利"劫持",还有助于实现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保障标准的顺畅运行。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规则的顺利实施,需要在厘清默示许可与披露义务、FRAND承诺以及禁令救济关系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规制体系。因此,建议在完善《专利法》修订草案第85条的同时,明确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违反FRAND承诺及相关许可义务的默示许可责任,并进一步明确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规制下禁令救济的适用条件。

美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美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其变迁包括披露内容和披露手段两个方面,变迁方向是市场的高透明度。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中首次发行信息披露制度和持续性信息披露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应从以下三方面完善法律责任及有关救济制度:一是加大信息披露违规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违规的预期处罚成本;二是完善证券民事赔偿法律体系,降低预期违规收益;三是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建设,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网络服务提供者(ISP)信息披露制度——以著作权法领域为中心

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背景下,网络侵权数量呈现直线飙升。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建立使权利人确认直接侵权人陷入困境。著作权领域的司法和实践为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立足我国的具体实际和网络现状,信息披露制度应当规定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在内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均负有一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严格信息披露的条件,采用"通知与反通知"的履行方式,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披露制度下的责任分配,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制定统一的信息披露行业规定。

证明责任视角下的抗辩与否认界别

抗辩与否认的根本差异在于对请求原因事实的攻击路径:抗辩排斥请求原因事实发生的法律效果,承认请求原因事实的客观存在;否认直接排斥请求原因事实本身。在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层面,以上本质差异填补了"抗辩者承担证明责任,否认者不承担"的论证缺口。进而可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中的"被告辩称"的性质是积极否认,被告不对该事实主张负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在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层面,结合规范意旨以及民间借贷案件事实认定具有相当难度的客观现实,应遵从被告举证在先、原告举证在后的顺位,施以被告事案解明义务,以促进确定争点、发现事实、克服真伪不明。

综合档案馆档案开放鉴定研究:程序制度的构建

档案开放是综合档案馆必须履行的义务,优化完善开放鉴定程序是我国档案开放面临的现实要求。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对我国档案开放鉴定程序的法定依据和现行执行方式进行了调查和归纳梳理,发现目前档案开放鉴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解密与划控程序关系不清、“三审”框架下职责分配不清、主体协作机制有待完善三个方面,并以档案开放义务和档案不开放权利分析为核心,提出了一个档案开放鉴定的程序框架,并对其中的职责关系和协作机制进行了讨论,最终认为档案馆应在开放鉴定中更多地承担仲裁者角色。

专利法不正当行为原则的功效及正当性研究

作为一种司法创制原则,美国专利法不正当行为原则在规制不正当专利申请、提升专利申请授权质量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对该制度进行本土化的前提是需要充分论证该制度下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专利不可执行性的正当性。专利契约论下的对价和正义原则能够对这两方面给予充分证实:专利契约论下的实质对价要求专利申请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应延伸至专利申请人所知悉的与专利申请的可专利性相关的所有信息;在正义原则之下,专利权人对其通过不正当行为而获取的专利权的主张行为使其不正当行为延伸至司法程序,法院拒绝向其提供司法救济是正义原则的应有之义。

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公民知情权

目前,我国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建设初见成效。在快速开展这一惠民利民工程的同时,公民知情权的保障缺失问题也不容忽视。在现阶段的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严重落后于民众的知情需求,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性特征也"相应减损"了公民知情权的内容。知情权的权利基础渗透于包括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在内的关涉公民切身利益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法律制度的改进举措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完善政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信息公开制度;将医方的告知义务统一化,实现知情权之权利内容与法律效力的等同;加快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医疗资源透明、医疗人员技能水准公开的服务体制。

不负举证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初探

事案解明义务,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对于事实厘清负有对于相关有利及不利事实之陈述或说明义务,及为厘清事实而提出的相关证据资料或忍受勘验的义务。它具有修正传统辩论主义、削弱证明责任在裁判案件中的作用和实现当事人程序上平等之功能。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应采例外化的观点,界定其适用条件和适用对象。若违反该义务,拟制对方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或依据该证据证明的事实为真实。我国应研究立法上引入事案解明义务。

论开放银行数据共享中的信息披露义务

开放银行模式下,数据共享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存在对象和内容两方面的特殊性,个人客户的知情权保障面临信息不对称与信息过载的双重困境。我国有关开放银行的规范将视线聚焦于技术标准,涉及信息披露之核心操作环节的规则处于空白状态。在我国,实践中,各家银行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必要对开放银行数据共享中的信息披露义务进行系统构建,这需要结合银行和第三方机构在数据共享不同阶段承担的不同角色,对信息披露义务的具体内容及形式予以明确,并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角度对各类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分别加以规制。

论保险告知义务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架构——以保险双方的利益衡平为视角

建立在概率论与大数法则基础上的保险经济制度务求保险人在订立合同前正确预测与评估保险标的危险状况并以此决定是否承保及确定保险费率,借以维持保险业收支平衡。然现代社会中保险标的极具广泛性和复杂性,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最为了解保险标的状况且通常是最廉价的信息提供者,而保险人自行调查成本高昂又往往难收成效。基于保险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保险经营活动依赖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各国保险立法均将告知义务作为一项基本制度予以明确规定。随着科学技术和保险经营水平不断发展,告知义务制度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发生变化,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亦应适当减轻,以实现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投保人与危险共同体之间利益格局的动态平衡。

现代诉讼构造下的案件事实解明义务研究

在传统的辩论主义下,诉讼过程有如竞技场,无法要求对立的当事人互负保护关照义务。但是,基于现代诉讼理念的协同主义要求对方当事人负担案件事实解明义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原则上毫无限制地肯定对方当事人在任何状况下均有解明案件事实的必要。因此,案件事实解明义务的产生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律要件。当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违反案件事实解明义务时,法院可以在自由心证的基础上适用拟制自认、不利推定、降低证明标准和转换证明责任等法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