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网络电信诈骗防范意识现状及诱发机制研究——以消费行为与心理状态为切入点

当青年大学生被消费主义虚幻的幸福感所引诱时,其消费观、价值观逐渐被禁锢于符号化的消费秩序中,此时防范意识较弱的他们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企图作案的锁定对象。通过交叉列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受骗经历与消费习惯、焦虑程度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防骗宣讲接受态度与受骗经历并未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受骗群体的深度访谈来探索大学生受骗行为的诱发机制:伴随信用杠杆的加持,财务困境、情感割裂带来的焦虑感迫使大学生急功近利、放松警惕,早已精准布局的骗子乘虚而入,将其风险防护墙一举攻破,完成了从“萌发”到“催化”再到诈骗“事实产生”的整个过程,而且诈骗行为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群体“传染性”与受害者焦虑加剧。为此,预防高校电信诈骗的根本在于改善青年大学生不合理的消费习惯,提高他们对心理状态与情绪调节的自主性与自控力,增强安全防范意识,阻断被害行为的发生和继续。

基于CRIME理论的康美药业财务造假分析及防范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市场中财务造假事件频繁发生,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给债权人、广大投资者乃至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利用传统财务指标对舞弊手段进行识别的作用有限,提出的解决措施治标不治本。因此,需要采用系统的理论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提出针对性的治理对策。本文运用CRIME舞弊行为理论,从舞弊者、舞弊手段、舞弊动机、监管机制、舞弊后果五个角度,对康美药业舞弊现象进行剖析,针对产生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以期增强投资者的风险辨识能力。

基于交易行为表征学习的企业财务欺诈检测方法

公司间关联交易已成为实施财务欺诈的常用手段。传统定量分析方法将每家公司视为一个独立个体,未考虑交易各方间复杂关系。为此,提出了基于混合交易行为特征和集成机器学习模型的企业财务欺诈检测方法。首先,构建知识图谱,从企业交易数据中提取关联交易特征,并与常用财务特征整合在一起。其次,提出结合决策树(DT)、随机森林(RF)和Adaboost算法的财务欺诈检测集成框架。取混合特征作为输入,子模型对每笔交易是否欺诈进行投票,通过硬投票或软投票聚合方法达成最终决策。在上市公司的现实交易数据集上的实验表明,混合特征能够增强财务欺诈检测性能,且所提框架通过集成多样化模型和不同的投票机制,在欺诈交易检测中实现了92.46%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检测性能显著优于单个分类器,有助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增长,协助监管机构维护市场秩序。

电信网络诈骗中罪名认定争议及其教义学应对

对近五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该种犯罪的罪名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关联犯罪上下扩散、罪名群内部认定混乱、帮助行为定性分歧等问题,而这主要是由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益、行为要件、既遂标准的不明确所引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侵犯的法益具有复合性,即在财产法益之外还有网络公共秩序法益。法益复合性决定了单以诈骗罪无法完整地评价电信网络的诈骗行为,既有的司法解释忽视了电信网络诈骗在行为方式上的特殊性,采用拟制方式将其纳入诈骗罪评价范围考量,导致司法人员在罪名适用时无所适从。因此,必须通过教义学的途径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下游关联行为的罪名归属,从而妥善解决司法适用中的难题。

大学生反诈信息规避行为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目的/意义]探索大学生对反诈信息规避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方法/过程]基于SOR理论构建大学生反诈信息规避行为影响因素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研究模型检验。[结果/结论]研究发现,自我效能和负面情绪是使大学生产生信息规避行为的关键因素,且自我效能在信任倾向和信息规避行为之间、信息质量与信息规避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负面情绪在信任倾向、信息意识、资源可用性与信息规避行为之间均发挥中介作用。内部刺激中,信任倾向正向影响大学生的负面情绪和自我效能,信息意识正向影响大学生的负面情绪。外部刺激中,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自我效能感,资源可用性负向影响大学生负面情绪,信息过载对信息规避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反诈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理论依据。

财产性利益诈骗中的处分行为与处分意识:以债的诈骗为中心

正是财产处分所体现出的基于意思的给予这一要素,才将诈骗罪归属于交付罪。财产性利益中一部分是物权性质利益,另一部分是债权性质利益。在诈骗债权性质利益的场合,处分行为表现为将财产性利益输送给对方的行为,即放弃某种权利或者承担某种义务。只要受骗人的行为自愿造成了被害人财产的减损,就具有了处分行为。处分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输送利益行为,在涉及债权诈骗的场合,处分意识是对利益输送的认识。即使客观上存在处分事实,但主观上没有处分意识时,也不成立诈骗罪。处分意识的内容刻度,正存在于毫无认识与全面认识之间。只要受骗人认识到可能或事实上给予对方利益就可以认定为有处分意识。因为行为人的欺骗,受骗人放弃债权的当场实现可能性的,就遭受了法益侵害,故存在处分行为和处分意识。

基于关联规则特征提取的网络行为被害性识别集成优化模型

网络行为被害风险识别对电信网络诈骗反制预警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被害人网络行为特征规则挖掘不足、行为序列间关系难以确定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关联规则特征提取的网络行为被害性识别集成优化模型。模型首先抓取用户访问网站时产生的交互式流量数据包,提取网络流量中的隐性和显性行为特征,再利用频繁模式增长算法挖掘特征间关联规则并重构特征序列,最后结合粒子群优化的随机森林算法,建立基于网络流量分析的电信网络诈骗被害性分析模型。实验表明,相比于普通二分类模型,所提模型具有更好的精确率和召回率,能够有效提升被害性的识别准确率。

网络技术服务犯罪参与的共犯归责困境及其理论重构

网络治理的“最大变量”在技术服务犯罪化的“最大增量”中呈现张力。信息网络犯罪的技术基础性、技术归责和主体归责的边界混同,导致技术服务犯罪参与处罚范围扩张、司法认定缺乏定型性。例外、常规、中立模式的归责方案存在理论缺陷。以新型网络犯罪独立说为代表的独立归责模式存在法益保护、构成要件、罪量标准的解释障碍,网络黑灰产业链的组织架构并未改变网络帮助行为的违法从属性。主体关系反向认定行为关系的“基础犯罪事实辅助犯罪事实”区分之中,行为不法层面的技术服务行为具有事实、规范、程序的双重从属性,结果归责兼具参与性和独立性,实现罪责自负原则下的罪刑均衡。

基于用户行为的社交网络人格特质识别方法

社交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和发布信息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黑客发起网络诈骗的主要场地。大多数黑客在发起网络诈骗之前,首先会判别目标用户的主要人格特点,然后根据主要人格特点制定与其接触的策略。因此,面向社交网络用户的人格特质识别方法的研究对提高用户识别社交网络诈骗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提出基于用户的人格特质识别方法。通过构建面向社交网络的人格特质词典提取用户发表或转发文本信息中能反映用户主要人格特质类型的观测值,采用5个具有不同参数值的隐半马尔可夫模型刻画用户在社交网络上发表或转发文本信息的行为过程。在人格特质识别阶段,通过计算每个用户在发表或转发文本信息过程中产生的观测序列相对于模型的平均对数似然概率,以识别用户所属的人格特质类型。在采集的新浪微博数据集上进行实验,结果表明,当假正率为10%时,该方法的总真正率为93.18%,能准确识别用户的人格特质类型。

DRG/DIP付费下异化行为表现及监管建议

DRG/DIP付费会产生政策改革的“引致效应”,医疗机构基于利益动机容易出现应对新型支付方式的异化行为,导致医保基金监管面临严峻挑战。本文从数据质控端、医疗行为端和医院管理端三个维度,厘清了DRG/DIP付费下的异化行为内涵及其外延表现,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医保基金精准监管和靶向监管的政策建议。

协同还是合谋:异质机构共同持股与企业“漂绿”行为

针对企业屡见不鲜的“漂绿”现象,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不同性质的机构共同持股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非绿色机构共同持股发挥合谋舞弊效应,加剧企业的“漂绿”行为,而绿色机构共同持股发挥协同治理效应,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非绿色机构共同持股会通过反竞争机制加剧企业的“漂绿”行为,而绿色机构共同持股则会通过委派管理层机制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同时,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媒体监督能够抑制非绿色机构共同持股的合谋效应并促进绿色机构共同持股的协同效应。本文不仅丰富了异质机构共同持股的研究,也为当前中国市场中“漂绿”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对监管部门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促进企业“言行一致”提供了参考。

企业漂绿行为分析及治理——基于拓展舞弊风险因子理论的案例研究

企业漂绿是一种在巨大经济效益驱使下传播虚假信息、掩饰负面环保绩效的“绿色舞弊”行为。以舞弊风险因子理论为切入点,将舞弊五因子拓展引入到企业漂绿行为的探索研究中,构建企业漂绿行为的因子分析框架。进而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剖析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企业漂绿这一“绿色舞弊”行为的形成机制,最后根据案例情景提出相应的治理建议。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辅仁药业财务舞弊案例研究

对于财务舞弊的研究,多数学者们集中于冰山理论、舞弊三角理论等视角。在前人探究的基础上,本文从行为经济学视角进行了研究。首先,文章以框架效应、损失厌恶、锚定效应为理论基础,对辅仁药业财务舞弊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其次,文章对辅仁药业管理者的价值观、企业自身财务危机、行业环境和外部监督的影响做了具体探究。最后,文章从市场层面、公司层面、外部监督和法律法规等层面提出对策,以规范公司生产经营行为,为利益相关方投融资决策、市场监管等提供参考价值。

国家反诈中心APP用户使用行为研究——基于期望确认模型(ECM)

为改善国家反诈中心APP的使用效果,基于期望确认模型(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Model,ECM),以南通市居民为调查对象,从反诈APP的用户下载使用情况、对APP应用界面及功能特性的满意度、持续使用意愿等方面展开调查,收集数据,并通过信度分析、差异分析、相关性分析等,验证各变量间的关系,探索影响用户持续使用反诈APP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从着眼主流用户体验并关注老年用户需求,完善功能设计以提高用户交互体验感,增加创意板块体现用户针对性等方面对国家反诈中心APP的完善提出建议,以期提高其普及率和使用度。

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的界限标准再认定

刑事诈骗和民事欺诈的界限标准是一个精细性的认定过程。依据两者的行为时间节点,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的区分应当从两者行为实施前、行为实施中与行为实施后进行整体化分析,从而得到两者在基础前提、行为过程、行为结果上的本质界限标准。

注册制下公司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与治理——基于泽达易盛退市案例

注册制的全面实施为中国资本市场注入更多新鲜的血液。但是,近年来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件层出不穷,且有不断增多的趋势。这种严重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行为为资本市场埋下地雷,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和金融安全。本文以注册制下科创板首批启动强制退市的企业泽达易盛为例,基于机会主义行为理论对该公司财务舞弊的机会主义行为具体表现进行阐述并对机会主义行为动机进行分析,得出了资金舞弊联合交易活动的财务舞弊行为特征,以及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可能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温床。据此,我们提出识别资金舞弊与交易活动联动的举措,以及中介机构如何加强“过滤”功能为我国资本市场提供更加良好的市场环境,希望能为注册制下上市公司识别与治理机会主义行为提供参考依据。

反诈骗信息的寻求与回避行为机制研究

当前,诈骗信息层出不穷,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然成为违法犯罪的重灾区。打击不如防范,最好的防范就是做好宣传。然而,实际的反诈骗宣传收效甚微。本文以信息的寻求及回避机制为突破口,研究个体的感知信息过载、信息主观规范、第三人效果、信息的感知价值及内容趣味性五大因素对反诈骗信息寻求及回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反诈骗信息的寻求受到信息主观规范、感知信息过载、第三人效果和信息内容趣味性的影响;而回避行为则受到感知信息过载、第三人效果、信息价值和内容趣味性的影响。基于调研提出信息寻求与回避的行为预测模型,本研究将情感响应作为中介因素引入,拓宽公益广告和广告回避行为的相关研究,并为之后的反诈骗宣传工作提供借鉴。

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现状检视与完善——以帮信行为为视点

帮信行为“以刑代罚”规制趋势明显。应充分发挥行政规范的刑法前置法作用,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与刑法谦抑性原则,完善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机制,避免刑事惩罚过度挤压行政处罚空间。对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理论上“两法”程序的顺位适用分歧与实践中机制保障的“双重”不足,应摒弃“刑事先理”的僵化套用,行政执法程序有限优先适用对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更具合理性。此外,需强化行刑反向衔接实体与程序规范保障;恪守行政执法程序法定证据标准,完善行刑反向衔接证据转化规则;明确各部门监督责任,构建行刑反向衔接监督体系。

操纵市场民事索赔中因果关系推定的法理与适用

操纵市场具有不同于虚假陈述的股价影响机理。以理性投资者及完全套利为前提的有效市场假说否定操纵行为与股价影响之间的关联,故欺诈市场理论无法证成操纵案件的因果关系推定,而且会产生“保护过度”和“保护不足”的适用困境。行为金融学表明,证券市场存在非理性投资者的系统性认知偏差和套利机制的失灵,操纵行为更可能干扰普通投资者的决策,从而影响股价。在受规制的证券市场,操纵案件的因果关系推定同样可以适用间接信赖的法理:投资者因合理信赖证券价格的真实性而交易,而操纵行为影响了证券价格。前者应由法律推定,而后者在操纵案件中具有不确定性,需由投资者举证证明。因操纵行为一般不影响公司内在价值,专业投资者的理性决策独立于操纵行为,原则上不适用因果关系推定。

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结合舞弊动因理论和高层阶梯理论,选取2001—2013年间因财务舞弊而受到证监会处罚的108家上市公司及108家对比企业作为样本,对高管人员的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的关系、高管人员的背景特征与舞弊行为严重性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小、男性比例高、平均学历以及平均任期短的上市公司发生舞弊的可能性更大,同时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越低,则越容易发生严重的舞弊行为。最后,根据分析结果从识别舞弊行为、优化高管团队和提高公司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