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通信秘密罪的比较研究

侵犯通信秘密罪在我国刑事立法上显得单一而不完善 ;在理论研究上 ,多有单薄和滞后之嫌 ,这显然难于适应社会现实的需求。我国《刑法》的侵犯通信秘密罪在体系归属、行为方式、犯罪对象、诉讼方式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刑法存在相同面 ,也存在差异性。我国刑事立法在本罪的规定上可适当借鉴他人理论 ,而增设亲告规定和附加刑 (资格刑 ) ;另外对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宜作扩大解释。

公民通信自由和秘密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通信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对其都有所规定,但由于我国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存在的不足,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并没得到很好保护。为了对公民通信权利进行更好的保护,首先分析现状及不足,并着重分析与公民通信权利保护的构成冲突的两个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法律保护的建议。

好人与好公民之间:学校公民教育的限度与教育的审慎之道

学校教育乃是个体走向成熟公民的预备,学校公共生活的开启意在以公共空间的开启,启迪学生个体的公共情怀、公共理性,孕育公共理性精神,养成优良的公共生活方式,由此而达成公民人格的历练。但学校公共生活乃是基于教育引导与保护之中的公共生活,并不同于社会公共生活,学生的成长与理性精神的发育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必要的保护,以免成长中的个体在全然暴露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因为缺少了必要的自我常识错误空间而导致个体尊严的缺损。在学校公共生活开启的过程中对学生私人性的必要保护,究其实质而言就是保护个体成长的自由。

个人信息收集：告知同意原则适用的限制

利用手机App等互联网应用在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时,应该对告知同意原则作出合理限制。具体而言,告知同意原则要受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宪法权利的限制,要受隐私权的限制,还要受目的原则与必要原则的限制。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告知同意原则作为任何情况下不当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格抗辩。在实践层面,对告知同意原则的合理限制,不应仅仅满足于对隐私政策的评估,更需要进行价值层面的衡量并做出执法和司法上的正确判断。同时,还可以从技术路径及信息主体的自主控制出发,加强对个人私密信息的保护,以实现信息主体个人权益与信息业者经营利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