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外交转型视域下的南海海疆交涉

近代以来,海疆危机频发,海疆交涉频繁。先后有清末中日东沙主权交涉、民国中日东沙海产纠纷交涉、中法西沙群岛主权交涉以及南海九小岛交涉等。南海海疆交涉仰赖外交部门主持大局,更离不开广东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支持。随着地方外交权限的削弱,海疆交涉一度呈现出中央、地方分别主导或互相合作的复杂局面。

明至民国时期无锡木船业的发展初探

无锡民间造船业可追溯至明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商旅往返、渔业捕捞等对船只的需求益盛,至清末民初,无锡木船业发展达到鼎盛,形成了以“五姓十三家”从业人员为主的造船行业繁荣景象,杨、蒋、尤、徐、邵五姓宗族也由此成为江苏境内的造船大户。通过对地方文献的梳理,可以了解无锡木船业的发展历程,探知当地舟船的主要种类及其用途,并以无锡代表性船型——西漳船为例,展现当地木帆船的主要特点与建造工艺。

晚清民国时期杭州城市火灾及消防机制研究

火灾是城市生活的重大安全隐患,杭州开埠后,人口、房屋和城市面积迅速扩大,火灾隐患大幅增加。晚清至民国时期杭州火患发生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频繁发生的火灾对杭州城市社会的正常运转和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面对火患,杭州官、民两种消防组织应运而生,共同参与到防火、救火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变与不变中共同维护杭州城市的繁荣与稳定。晚清民国时期杭州火灾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城市消防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晚明至民国时期中医译者群体研究

中医译者群体是中医西传的主体,以中医译者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晚明至民国时期的中医译者群体及其翻译活动,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医译者群体的特点、影响,及其中医观、翻译观和调试策略等。在中西交流的文化竞合关系中,传教士、汉学家、医生和药剂师等中医译者群体在不同时期对中医表现出赞许、尊重、质疑等不同态度,也选择了不同的翻译方式和内容。中医译者群体的活动,受到历史环境和中西文化碰撞等因素的影响,折射出中西两种医学类型,乃至中西文化的竞争与融合。中西文化的竞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医译者群体的形成、活动特点、观念态度和译事选择等。厘清其中发展可为完善中医外译史书写提供素材,为当下中医外传献计。

林纾抄本小说《明时演义》考述

《明时演义》是林纾在民国期间抄写的一部报章小说合集,现存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属海内外孤本。小说作者、发表刊物均无记载。本文对林纾抄写该小说时的心境及这部小说的内容作了论述,通过考辨指出,其作者应是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程道一,该文刊于民国时期的北京报刊。抄本小说《明时演义》对了解当时的报刊文学发展及目前的林纾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末民初报刊讽刺画的新闻表达技法及其社会功能

清末民初的报刊讽刺画将漫画与新闻勾连,在建构国家民族图景的同时,形成新的新闻表达方式,成为传播文明的利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武器,报刊讽刺画展现出在自由思想传播社会掀起鼓动风潮背景下一批漫画家"画以载道"的人文志向,更反映出漫画已从单纯的艺术绘画脱胎为政治话语表达的工具。以现实为题材记录历史,针砭时弊。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多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报刊讽刺画比当时的新闻报道更有效果。时至今日,报刊讽刺画的社会动员仍能凝聚人心,其批判丑恶启蒙心智的社会功能仍具有价值。

明末至民国前期天津慈善组织的演变与特点

关注历史时期城镇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不仅有助于传统慈善事业研究的深入,也是城镇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占有各种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完整展现了明末至1936年间天津慈善组织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并对其时空特点进行了归纳。

晚清民国园林建筑装饰风格的变迁与特征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开始,基于苏州私家园林的考察,分析晚清民国园林建筑的装饰风格。研究发现,中西文化融会的结果使晚清民国园林建筑的材料、色调、纹样、家具陈设和植物布置几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不同于古典园林建筑装饰,体现在色调轻松明亮、室内装饰更显人情味和尊贵、室外装饰愉悦可亲、植物象征以西方式的理性代替东方式的感性等几方面,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特的美学效果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同时可视的园林建筑反映出东西方文化融会的结果,是研究东西方文化结合的范例。

明清民国顺德的基塘农业与经济转型

在顺德县基塘农业中,池塘以淡水养殖业为基础而兼有蓄水的生态功能,而基面上的作物应对市场而转换,由此形成不同的基塘类型。基面作物的转换与经济类型的变化有关。明代的果基鱼塘,促进了面对国内市场的果品加工业的形成。清代桑基鱼塘大发展,产生了面对国际市场的缫丝业;晚清民国初年机器缫丝业兴起,桑基鱼塘与外向型的缫丝业更紧密连接一起。30年代前期,面对国际经济危机,广东当局兴起机器糖业,带动了蔗基鱼塘的产生;并发起了蚕业复兴运动,对丝业发展模式做了一些修正,使桑基鱼塘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得以延续。

清至民国“南明”史概念发生与传播探论

指代南明断代史的“南明”概念,在康熙时最先出现,道咸间被钱绮用作书名,但却一直都是清廷的政治禁忌。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学者对此不满,在乾隆时即用“南明”作为书名。清末,中朝两国同时兴起反清运动,朝鲜人郑乔将其南明史著寄赠章太炎,增强了清末革命党人的“南明”意识和抗清斗志,使“南明”史概念得以传播开来。民国初建至抗战之前,虽然“南明”概念因禁忌消失而得以松绑,但也因为其反清因素的消退而遭到忽视。抗战爆发后,南明史的象征意义再次凸显,促使柳亚子、朱希祖、钱海岳等南明史家和流落西南的广大知识分子对“南明”史加以重视,“南明”语境骤然形成,“南明”史概念风行一时。抗战后,“南明”史概念的传播虽因政治意义消失而退潮,但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史学现象,在课堂讲授和课题研究中,历久弥新。

明清民国时期安丰塘水利秩序与社会互动

安丰塘水库为核心的水利社会是中国水利社会史重要类型之一的"库域型"水利社会。本文借鉴水利共同体的理论,利用文献和碑刻资料,考察探讨了明清民国时期安丰塘建立水利秩序的规约、管理组织的建立、日常动员协调的途径、解决内外矛盾纠纷的惯例、地方士绅及豪民的角色、官方干预能力等方面的情况,展示了安丰塘水利社会不同阶层在建立和维护水利秩序中的作用。地方士绅充当了安丰塘水利共同体的代言人角色,在塘务管理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豪强、地棍类人群是安丰塘水利秩序的破坏者,成为地方官府打击的对象。保证地方赋税的收入,是地方官府对安丰塘水利秩序适度干预的根本原因。跨政区州际间的水利纠纷则是安丰塘水利共同体成员的排他性反应。

清季士人群体的“明遗民”记忆及其政治文化效应

清季士人群体的“明遗民”记忆,不仅作为一种能动性力量参与到当时政治改革讨论之中,还对清末民初的国族认同结构及其生成路径产生持续影响。通过考察“尚武”“爱国”等“明遗民”记忆共相与殊相,可以看到清季士人群体在互通和共享“明遗民”记忆的同时,还对这些记忆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赋义并由此发生政治论战,也即发生“明遗民”记忆及其所隐喻不同政治观点的角力竞争。清季“明遗民”记忆激起的“民族主义”,经由广义的国族进阶转化,在后来团结国民、抵御外侮方面发挥作用,这也构成“明遗民”记忆参与之下清末民初国族认同重塑或再生的一种演化路径。

民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兴起的一个侧面——从学人论明清汉文译著的缺憾说起

随着时代的变化,新思想的传入,知识水平的提升等因素,民国穆斯林学人发现了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中存在的不足或缺陷,这为他们继续著书立说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舆论支持。为此,他们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伊斯兰教做出新的阐释和译介,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汉语伊斯兰教文献,从一个层面推动了民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兴起和发展。

明初至民国(1368—1937)民勤地区盐池分布与变迁——以《镇番遗事历鉴》为中心

据《镇番遗事历鉴》等记载,明清至民国期间,河西走廊民勤地区盐池较多,而且这些盐池分布发生了较大变迁。在明代中期以前,这一地区的盐池主要分布在民勤地区北部,以鱼海盐池和青土湖盐池为主。明代中期到清代中后期,青土湖盐池逐渐消失,而鱼海盐池继续得到开发,同时该地区中部与南部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盐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汤家海盐池。自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鱼海盐池也逐渐消失,汤家海盐池继续得到开发,同时该地区西南部出现了马莲泉盐池,南部出现了苏武山盐池。总的来看,在此期间,民勤地区盐池变迁的趋势是由北向南移动;变迁的原因与当地农业开发引起的河流下游水资源补给减少以及河流上游新盐池的形成和开发有关。

明清民国粤港核心城市组合变化与广西城镇“无市不趋东”结构--粤港商业经济对广西经济辐射的研究之五

明清时期,广东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州-佛山-澳门"核心城市组合,到晚清民国时期,转向以"香港-广州"为核心,但"无市不趋珠"的总格局未变。在广东商品经济的强劲辐射下,广西原来以桂林为总中心的城镇中心发生了东移,逐渐演变为以桂东端城镇梧州、戎圩为中心,并且呈现出越往东趋城镇级别越高的等级分布体系。

明清至民国时期山东盐业著述考

明清至民国时期留下了丰富的盐业史料,是研究此时期山东盐业经济的基础材料。其中,除正史类史书和档案资料、方志外,还有专门的山东盐业著述。后者考证源流、记载详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前人的研究中,或有遗漏,或著者、卷数和版本出现讹误。本文在梳理山东盐业文献书目的基础上,对《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清史稿·艺文志》《贩书偶记(附续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山东文献书目》等相关记载,进行考证、订补,纠正诸多讹误,以利明清经济史的深入研究。

危机与变革:清末民初律法中新旧伦理冲突的时代境遇

以"伦理"为中心,以律法的"礼教化"为途径规范社会行为,既是中国千年农业社会治国安邦的政治基础,也是中国传统律法得以运行无阻的深层次精髓。然而,在近代历史嬗变过程中,清末民初社会的震荡与转折带来伦理结构的异质化与法律体系的复杂化,"礼法之争"话题下掀起的律法"去礼教化"运动与频发的新旧伦理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内部严重失衡与中国传统伦理秩序固执坚守之间的矛盾,东西洋制度伦理的暴力闯入与独立的华夏民族国家伦理意识之间的矛盾,权利个性主义伦理与家族集体主义伦理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骤生。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重塑伦理秩序规范,便成为时下社会治理不容回避的客观要求。

明清与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双城”转移

城市因特殊属性更容易成为小说设置的背景空间和故事场所,在明清时期小说中,北京和南京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一对"双城"。到了清末,随着上海的迅速崛起,上海成为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城市,从而与北京构成了清末民初小说中的一对"双城",在小说中出现频率较高,对比书写较多。随着小说"双城"的转移,小说中的北京形象也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异。

明至民国时期阜阳交通与商业发展

明至民国时期,阜阳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便利的水陆交通,为其商业发展提供较大的推动力。这一时期,阜阳成为长途贩运的通途和商品流通的枢纽,外地商人在阜阳经营商业,设立会馆,银钱业比较发达,庙会是促进商业发展的有效途径,集市贸易也发展较快。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对维护和改善交通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但制约阜阳交通和商业发展的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

十三至十九世纪初西藏地方上层斗争及其影响

公元13世纪中期西藏地区被纳入祖国版图后,历代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西藏地方上层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而且这种矛盾与冲突对西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