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文化交往看明清时期海南岛汉黎民族交融

明清时期,随着大量汉人迁入,海南汉黎民族关系更加密切,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汉黎之间商业贸易活跃,文化联系加深,黎汉通婚也多有记载。明清海南汉黎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汉黎民族交融,推进了海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黎族社会进步。

论土司史料的发掘——以元明清时期唐崖覃氏土司为例证

以元明清时期唐崖覃氏土司为例证,从土司及其史料发掘、土司史料发掘存在的问题、土司史料发掘的对策等3个方面,对土司史料的发掘进行了讨论。认为虽然对元明清时期唐崖覃氏土司史料发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问题依然存在。建议在发掘史料目的性、发掘史料真实性、发掘史料完备性、培养史料共享意识等方面做出努力,期望能为土司学界在相关领域进一步发展提供到助力。

清代琴人的地位考略——对高罗佩《琴道》的思考

认为高罗佩的《琴道》中关于清代国人对古琴的兴趣日益减退、职业琴师依靠授琴来维持生计的观点有失偏颇。考证清代地方志等史料,发现清代琴人生存状况并非如同高罗佩所说的“地位一落千丈”;相反,古琴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推动下得以普及,推动了社会风气的儒化进程。

明清以来汉神信仰在清水江下游的传播及其影响——以天柱苗侗地区为中心

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对清水江流域实施了大规模的经营活动。在此过程中,明清王朝把在新拓殖地区推行汉神信仰作为重要的经营策略。就清水江下游天柱苗侗地区而言,明王朝万历年间由所置县,是为官方推行汉神信仰的开始,明末清初则是汉神大规模传入的时期。时到乾隆时代,整个汉神系统已网络式地分布于整个清水江下游的乡村社会。自此,民众既想象着借汉神庇佑而人才辈出,又试图通过汉神信仰在乡村社会建立组织资源和构建身份认同,同时还赋予汉神作为监管民众行为与行事法律裁判的权力。明清王朝正是通过这种汉神信仰的推行,对边疆乡村社会进行着有效地管理。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该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一辟一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的觉醒,而明清哲学则代表着向身体的回归的运动。这一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理路的揭示,既历史与逻辑一致地是对身体而非心体这一中国哲学本体的真正澄清,又对于我们把握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我们表明,正如西方的意识哲学的启蒙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现代文明那样,在后现代日行日近的今天,对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传统荣辱观述析

有价值的传统荣辱观思想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文化资源。对先秦和汉唐明清以来的有价值的荣辱观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经过批判地继承和新的诠释可以用来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明清时期汉文化影响下的侗族南北文化差异

源于百越族群的侗族,在唐宋以前主要分布在诚、徽、沅、靖州等地,并没有开始南北侗族的分化。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对侗族地区的经营形成了侗族南北两个区域在语言、民歌、建筑、风俗等方面的不同风格特征。侗族南北文化的差异,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以及多元文化交流中的变迁和融合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源流探析

中华民族传统武术文化内容无比丰富,体系博大精深。从时间上看,其源上溯殷周,其流囊括自春秋后各历史时期的武术文化成果;从地域上看,凡古先民生活之地都与武术产生与发展有密切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武术的产生及发展过程,按时间顺序可以分为殷周时期、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这五个时期互相衔接,清晰地描绘出武术文化发展的脉络,从脉络中显示出武术发展的规律。在今天,要继承与发扬武术文化必须尊重这一规律。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

明清女子发型演变研究

发型是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民间文化等的变迁,而呈现出的独特艺术风貌。通过服饰博物馆的实物考察和文献资料的查阅可知:明朝女子的发型是由拘谨而转变典雅,由简单到复杂;清朝满汉女子的发型开始各自保留自己的特点,之后共存融合。

曲艺音乐中的扬琴

各地的“琴书”类说唱,是民间艺人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传唱明清俗曲声腔的过程中形成的曲艺形式。这种艺术品种属“明清俗曲腔系”,文章论述了其伴奏乐器“扬琴”,以及琴书类曲艺的种类与传播。

明清时期锡山秦氏家族文化发展脉络研究

家族文化是区域文化的主要表现之一。无锡文化家族内涵的丰富与博大,是无锡区域文化繁盛的重要因素。明清时期,锡山秦氏家族的文化格局以翰墨和仕宦为主。秦氏文人聚友结社、科举兴家、学优而仕、耽研理学、编订方志等,对近现代无锡区域文化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

《论》《孟》《老》《庄》的程度副词及其与明清的比较

四部经典已拥有程度副词的多数类别,尚无表示中度、适度和一定程度的词。明清语料与之基本相同。“四书”高程度组和低程度组的副词词次比达10∶1,明清语料低程度组大有发展,调整至约4∶1。递度组发展也很大。两种语料对比,明清组词项增长了66.7%,频率增长了32.1%,程度副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是汉语走向精细化的表现。推测程度副词的起源,表示高程度的早于表示低程度的,表递度的在这两组之后,表适度、中度的最后产生。“四书”程度副词大多是他词的业余使用,明清加强了专业化,但多数还是副词与他词的兼类词,特别是形、副兼类。

历代释“忠”述论

“忠”这个概念首见于《论语》。在先秦典籍中,对“忠”字的解释可谓多种多样,视角不同,侧重点各异,但基本上都是围绕人的心志展开论说,强调的是内心的真诚不欺和外在行为的大公无私。汉唐至明清时期,学者们对“忠”意蕴的诠释,具有较之以前明显不同的几个特点,具体说来就是:其一,许多学者都能自觉地运用声训、形训、义训等训诂方法释“忠”;其二,不少学者关于“忠”的训释是结合对《论语》文本的解读而进行的;其三,学者们的训释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各自的时代特点和学派特点。近现代学者释“忠”,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荡除旧伦理、建设新道德的时代背景下,勇于剔除附加在忠范畴上的封建意识,并在复归其原初意义的同时,又赋予其以鲜明的时代精神,使“忠”这个古老的伦理概念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会议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也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历史学从来都是一门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学问。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在研究的客观环境和人才队伍的培养,研究领域的拓宽与学科体系的完善,理论视角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会对历史文化的需要,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此,200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历史研究所共同召开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论坛,从多角度、多层次全面总结与回顾了三十年来中国古代史各学科的发展状况。应河北学刊杂志社之邀,现将其中的部分成果选登于此,以飨读者。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明清沙苑回、汉民的经营方式与生态环境变迁

明清时期,沙苑内的居民主要由回民和汉民构成。同治以前,主要以回民为主;同治以后,则全部为汉民。回民的经营方式具有多样性,主要从事蔬果种植、畜牧业和商业,这样的经营方式对沙苑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明显;而汉民则主要从事单一的农田开垦且耕作方式粗放,这样的经营方式对沙苑的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回民的经营方式就优于汉民的经营方式,只是在沙苑这样特殊的地域范围内,回民的经营方式更有利于其生态环境的良好运行。

明清陕藏商道研究

茶马古道包括陕甘、康藏、滇越3条,前两条均是陕西商帮最先走出。陕甘茶马古道与通往西域、西亚、中亚的西北丝绸之路相联;康藏、滇越茶马古道与经缅印直通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接轨,茶马古道整体即可视为西北、南方丝绸之路的纽带。历史上,陕西长安就处于茶马古道的要冲,又是唐蕃古道的起点。明清时期,陕藏商道延续了自古以来线路变化的轨迹,覆盖茶马古道康藏线大部,涉及陕、川、藏三省。陕商借由此道,输茶等物资于西藏,突破地域区隔与语言差异的藩篱;历经茶马互市、官方朝贡、粮台驿站至民间商贸的贸易政策演变,最先助推了至少2000年前中国西南一支庞大物流体系的形成,对汉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既是对"一带一路"的交叠拓展,亦是用当代眼光对过去史实的重新发掘与借鉴;遥遥呼应丝绸之路的"特殊性和互联性",以便更好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与规律性。

改革开放三十年清史研究回顾与思考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会议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也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历史学从来都是一门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学问。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在研究的客观环境和人才队伍的培养,研究领域的拓宽与学科体系的完善,理论视角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会对历史文化的需要,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此,200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历史研究所共同召开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论坛,从多角度、多层次全面总结与回顾了三十年来中国古代史各学科的发展状况。应河北学刊杂志社之邀,现将其中的部分成果选登于此,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夏商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会议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也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历史学从来都是一门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学问。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在研究的客观环境和人才队伍的培养,研究领域的拓宽与学科体系的完善,理论视角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会对历史文化的需要,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此,200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历史研究所共同召开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论坛,从多角度、多层次全面总结与回顾了三十年来中国古代史各学科的发展状况。应河北学刊杂志社之邀,现将其中的部分成果选登于此,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