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论

中国早期佛教考古是指从佛教正式传入的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考古。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存发现相对较少,有些佛教遗物在形态和性质上较为模糊,不易辨识,但它们对研究佛教如何进入中国及进入中国后的早期历史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直到近年,学者们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佛教遗存的性质、时代、分期、艺术风格、传入路径等开展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对认识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历史文化具有重要贡献。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张衡地动仪的诞生

地动仪的诞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本文旨在探讨张衡科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物质基础。张衡生活在东汉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观察异象、辨别凶吉"的朴素愿望是研制地动仪的原始动力。作者追溯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张衡的学术历程、地动仪的问世过程,分析了东汉早期的地震活动、古代的地震观念和灵台科学活动的特点。指出地动仪的研制起步于公元128年,张衡基于感性认识升华出两个地震概念——地震的位置可按方位判断、地震和地裂必须加以区别,这使地动仪的研制有了明确的技术追求。仪器制作上,张衡崇尚"制器尚象"的原则。地动仪的测震原理模仿了悬挂物(即天然验震器)对地震的反应,技术实现上借鉴了门闩类的触发机构,还通过龙首吐丸的方式留下了发生地震的物质证据,这3个关键问题的解决成就了公元132年地动仪的问世和134年的成功验震,构成他科技创新的完整内容。地动仪的发明深化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当时的东汉及其后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汉新禅代中的刘歆

刘歆为西汉王朝宗室 ,又为王莽新朝功臣 ,是学术造诣高深的经学家 ,又是将儒家理想制度付诸实践的改革家。汉新之际名儒贤达党附王莽者甚众 ,刘歆不幸被过多地关注和指责 ,应与此多重身份有关。其与父刘向在政治上非真正对立 ,二人的基本倾向应是一致的 ;其与王莽之关系 ,于汉新禅代之作用 ,于王莽改制之影响 ,也远不像传统认识的那样密切、那样重要、那样深广。用“不忠”、“不孝”指责他有失公道。

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

文章对两汉三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了探讨。认为决定经营成败的首要因素是统治者对西域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在具体政策中则因俗而治、屯田、对动乱镇压是否果断、是否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官员队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主要因素;国力强盛是这些政策是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可靠保障,而中原地区稳定是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西域依靠河西走廊和内地联系,今甘青地区的稳定由此也成为影响西域治理大局的基础性因素。

东汉伦理政治初探

伦理政治的迷失是新朝政权倏忽兴亡的重要原因。刘秀复汉的成功,与对儒家思想的借重是分不开的。儒家政治伦理作为东汉极力表彰的意识形态,享有崇高地位,并与政治实践密切结合。伦理制衡既体现为东汉前期皇帝对治道和施政政策的主动调整,也体现在儒臣对朝廷决策和施政的约束和引导,从而发挥了一定的政治调节作用。东汉素来以朝廷表彰名节、士风高亢而彪炳中古史册,这构成该时期伦理控制的鲜明特征。东汉社会的伦理冲突,集中表现为清流士大夫捍卫德治传统、与黑暗势力的殊死斗争。

东汉洛阳地区的疫病与信仰

东汉时期的洛阳地区,人口众多,疫病频繁发生,出现了两个疫病高峰期。除积极进行医疗救治外,在洛阳地区,出现了多种与疫病相关的避疫信仰。有的是传统的信仰模式,有的是早期道教信仰。使东汉时期的洛阳,可能成为早期道教起源的一个重要地区。

星辰崇拜与早期道符

两汉时期出现的早期道符受到诸多宗教因素的影响,其影响之一就是由远古时期发展而来的星辰崇拜,星辰崇拜促进了早期道符在构成形式、内容、特点等方面的形成。

汉民族意识与明清两汉题材历史演义创作

汉民族意识是汉族人民对本民族的集体认同,时刻影响汉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汉民族意识经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民族意识主要包括华夷之辨、大一统和爱国主义。在民族御侮时期,易于激发汉民族意识,从而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民族自救。明末清初,大明王朝内外交困,国家危在旦夕,文士借助创作两汉题材历史演义以唤起民众的汉民族意识。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演义的重点内容与明末清初时局密切相关。

刘歆之死与两汉之际的经学新变

王莽末年,王涉、董忠等人拟推举刘歆为天子,但他却坚持等待太白星出现才可发动政变,因此谋泄自杀。这一事件显示哀、平之后,数术、方技一类知识逐渐成为了刘歆这种级别士人的一种信仰,他们相信这些是客观的自然知识,而不再像董仲舒、刘向那样,把自然异象当作阐述自己政治思想的工具或说辞。这是两汉之际学术嬗变中的一个方面,却大体能够显示出一种深层的变化:知识开始由言说的工具,变成了理解的对象。可以说,知识的客观化是两汉之际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战国时代开始兴起的“务为治”的学术渐趋终结,汉唐之间的注疏经学则慢慢成为主流。

东汉初期文学创作的颂世思潮

本文以今存所有文学作品为依据,胪述东汉初期多种文体如赋、颂、碑、铭、诔和诗歌等的创作旨趣,揭橥其中普遍存在的颂世倾向。认为,这个时期集中而鲜明的颂世文学思潮是空前的,它为后世文学发展树立了一种文学价值标杆。

早期五言思、别诗与东汉末年的游学、游宦风气

早期五言古诗中关于描写离别、思念之情的诗,无论是数量或质量上都高出于同时代其他题材的作品,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早期五言古诗中写离别、思念之情的诗歌质多量高的社会原因,是东汉后期的游学、游宦风气所致。东汉末年游学、游宦者数量大幅增加,游子的艰辛使这些士人倍发思念远在千万里的亲人,加之这些“游子”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于是他们选择了这种富有浓重感情味的题材,表达了这千古永恒的主题。

西安北郊两座汉墓发掘简报

2013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于西安市大明宫中央广场发掘汉墓两座。墓葬未经盗扰,出土器物丰富,随葬品组合保存完好。综合墓葬地理位置、形制及出土器物特征,两座墓分别为新莽时期和东汉中期汉长安城附近的低级官吏或一般居民墓葬。

知识形态的王权规划——论东汉前期的意识形态策略

东汉前期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得以空前增强,是通过王权对知识形态的规划来实现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对儒学的提倡,为士人确立正面榜样,以达到对他们的引诱与规划之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宣布图谶于天下",对思想进行强制性规划,为知识者提供一套不可逾越的参照系;再者,通过白虎观会议,议定意识形态标准,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对各种知识形态进行重新界定,使之服务于帝王意志。

西安未央印象城汉墓发掘简报

2012年10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配合未央印象城基础建设过程中清理9座小型汉墓,墓葬形制有竖穴墓道砖室墓和竖穴土洞墓两种。墓葬保存较好,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铜及玉器,时代为西汉早中期到新莽时期。这批墓葬位于西汉长安城东,距长安城遗址不远,应为汉长安城居民的葬地。

光武奖拔卓茂与东汉初年之“不尚争”

光武奖拔卓茂其用意有二:一是以道德标准压制军功标准,为"退功臣进文吏"做准备;二是借以倡导"柔以施德"、"导民不争"的为政理念,转变社会风尚。此举事关用人行政及政治理念,后果有得有失,从短期看得大于失,从长期看则失大于得。

马援的悲剧与东汉初期的国家战略

马援少有大志,以征战沙场为人生目标,且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壮志。然而,他的终局却是死后蒙冤,并被追缴了将军印绶。马援在东汉初期全国基本统一之后,仍然不断"自请"出兵的行为,与东汉初期的国家战略形势发生了分裂、对抗,进而导致马援的悲剧结局。范晔所谓"伏波好功",是对马援悲剧的发人深省的历史注脚。

河南郑州登封金东村东汉墓发掘简报

2014年2～11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登封市文物保护管理局联合对郑州登封大金店镇西北部一处汉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101座。其中墓葬2014ZDDM7为斜坡墓道单砖室墓,出土有陶仓、罐、瓮、壶、井、灶、狗、鸡,铜洗、镜以及银戒指等随葬品23件,形制保存相对完整,文物比较丰富,推测为东汉前期墓葬。

论东汉初期南部边疆经略的特殊性

东汉初期,面对复杂的边疆局势,边疆经略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东汉对南部边疆南蛮和西南夷的积极经略与北部边疆的消极防守形成强烈反差,在处理南部边疆事务时往往态度坚决、果断,手段也比较强硬。东汉之所以对南部边疆特殊关照,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部边疆战略地位提高,统治者经略南部边疆有着明显的“郡县意识”,且南部用兵相对规模较小、持续时间短,不会伤及东汉根本。

试论东汉初年的公国

东汉时期曾短暂分封公国。公国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也有其发展脉络。公国制度源于《周礼》等书所记载的五等爵制。王莽时期的制度设计为东汉初年公爵分封的实行提供了现成的模式,并为东汉所借鉴。在实际分封过程中,右翊、左翊公国是分原左冯翊之地而建立。建武十七年,诸公爵开始进爵为王。公国消亡的原因,一方面是汉光武帝对郭皇后被废一事的顺势而为,另一方面是汉光武帝借宗庙制度改革表明承继西汉法统的主动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