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环境司法智能审判场景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探讨

环境司法审判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的突破而形成的AI大模型为环境司法审判工作转向更高水平的智能审判体系提供了重大机遇。本文围绕推进AI大模型技术与环境司法审判工作融合、实现环境司法审判工作创新发展的主旨,探讨了AI大模型在环境司法智能审判中的赋能作用和应用实践,凝炼了当前环境司法AI大模型存在的数据质量“低劣”“算法黑箱”引发偏见、深度应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以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应用为例,构建了基于AI大模型的环境司法智能审判系统,阐述了相应系统的架构设计以及涉及的技术要素。进一步提出了注重顶层设计、建设环境司法高端智库,建设环境司法数据中台、健全司法数据标准及规范体系,构建算法治理机制、促进环境司法审判公平正义,完善环境司法多元问责机制、筑牢司法监督管理体系等发展建议,以期丰富环境司法审判工作的前沿技术认知,加快环境司法的智能化、智慧化、现代化转型进程。

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现实阻滞与法治策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系统逐渐被引入司法审判领域,在辅助司法审判应用过程中发挥着“连接桥”“参考书”“预警器”作用。但限于科技发展的渐进性,当前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的功能发挥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的技术局限化、审判法官的应对失能化以及科技公司的生产机械化等。为破解数字司法的实践难题,首先,应当突破传统技术限制,完善对先进审判系统的宏观设计;其次,应当设置体系化技术培训方案,切实提高应用主体系统操作能力;最后,应当从严把握技术准入标准,规范产品提供行为,为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的应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职场义警惩罚行为正当性对旁观者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

基于公平启发理论,通过3个情境实验,分析职场义警惩罚行为正当性对旁观者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探讨公平感的中介作用与社会共识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惩罚正当性正向促进旁观者公平感;公平感在惩罚正当性与旁观者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社会共识不仅调节惩罚正当性对旁观者公平感的直接作用,还进一步调节惩罚正当性通过旁观者公平感对其组织公民行为的间接作用。

数字司法的理论反思:意义、问题与监管

数字司法标志着司法3.0阶段的到来。在这一阶段,人工智能的角色已从“数字书记员”演变为“法律同伴”,技术深度赋能司法体现为最大化司法裁判的可计算空间,表征为法律规则的再规则化,事实认定的数字模型化以及自动联结案件事实和裁判结论。但数字司法也产生了用技术手段消解程序空间,用数据运算隐匿评价余地和用可能性取代规范性的问题,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用技术替代主体意义上的“人”的倾向。由此,要强化对数字司法的人工监管,既确保其追求数字正义的正确价值导向,也要建构和完善相应的监管机制。数字司法的力量来自数字技术与司法裁判之价值目标间的相符,弱点则来自两者的相悖。因此,数字司法何去何从,最终还是取决于法律(或者说人)的调控。

应用伦理学中的程序伦理

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在于为功能分化的社会各个领域部门出现的道德冲突与伦理悖论提供解答,这一任务的完成有赖于程序伦理理念的建构。作为一种程序伦理,应用伦理学通过体现民主在道德哲学中的运用而呈示了全新的伦理范式。依照论证程序的建构原则,具有价值多元性的商谈决策参与者们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起点只能是中立的程序,但实际上商谈程序又并非纯形式上的和价值中立的,因为程序伦理以自由为价值底蕴,以公正先于善好为价值导向。商谈程序的参与者应具备伦理专业基础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对情境有全面精准的把握,善于提炼和厘清伦理问题,能够运用伦理理论工具,自觉遵循程序的基本规范性设定,力求在理性论证基础上赢得也许并非道德真理而是具有一定道德正确程度的道德共识,所有这一切均构成程序伦理的基本样态。

案件溢出事实对法院裁判形成过程的影响

准确把握与合理运用案件溢出事实,对于案件定量裁判的公正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以民事纠纷中的彩礼案为例,我国已形成案件溢出事实运用的规范主义的三种进路。然而,这些规范主义进路存在难以对溢出事实作出穷尽规定,难以量化把握溢出事实的运用,以及已有的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释尚有矛盾或欠严谨等主要问题。因而在案件的定量裁判中,裁判者对溢出事实的判断和运用仍需遵循实践主义逻辑,要基于个案溢出事实与主要事实的内在联系,从情理角度对案件的溢出事实加以衡量,并以可靠性作为判断和运用案件溢出事实的前提。运用案件溢出事实作出的定量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证成,需以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存在最低限度的可接受性为前提。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髓及其现代启示——以互联网为视角的分析

当前,智慧司法的创新与完善已经成为司法新业态,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为核心的智慧法院建设如火如荼。然而,数字化背景下带来的技术风险焦虑和技术风险冲击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挑战。马锡五审判方式是陕甘宁边区时期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改革的产物,在新时代继承和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挖掘其优良司法的精髓,并与数字司法相结合,创建“互联网+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新机制,赋予马锡五审判方式以时代生命力。

当代中国司法公平正义的理论表达和实现机制

司法公平正义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大体来看,它经历了从实质正义到形式正义、再到最终确立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发展演变历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接受公平正义的中国语境诘问,并不断进行纠偏、试错和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因而这个过程也是坚守公平正义、先立后破,立足实践不断从“薄”到“厚”蜕变的过程,更是推动“两个结合”“两创”互融共进、重塑中国语境的过程。要实现这种从每个案件中感受到的公平正义,离不开完善的司法基本制度、司法改革的动态调试、以移情感受力与领悟能力为核心的审判能力现代化、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以及法律监督对个案正义的推动。只有这些制度联动耦合起来,形成该当的制度合力,期待中的司法公平正义才能真正得到实现。新时期中国司法公平正义的重要篇章正在被重新书写,情感叙事应当是公正司法以及中国法律话语该当的组成部分。

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挑战、逻辑与应对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人类从工业文明转向数字文明新阶段。随着文明数字化与数字文明化融合程度加深,数据安全、算法风险、人工智能伦理、数字监控等问题丛生。寻索应对数字化风险挑战的有效方案,是21世纪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人类共享数字文明的前提要求。在实践中,西方数字治理通过“政治结盟”制定数据流通、数字技术、数字贸易等行业标准,意图构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范本”和“数字模板”。稳固数字盟友的全球霸权,谋求独断性超额垄断利益,以数字治理之名行数字统治之实,难以为破解数字治理共识缺失、治理规则碎片化等难题提供可行方案。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立足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根基,倡导自觉参与的治理主体关系、“数字合作”的治理思维、“数字共识”的治理指向、“数字正义”的治理目标;基于共商共建协调差异性数字治理诉求,围绕德法兼治制定公平性数字治理规则,善用数字红利防范频发性数字安全风险,抓住数字机遇弥合扩大化的数字鸿沟等;基于共同意志和共性利益的数字治理契合点,寻求破解数字治理挑战的实践路径。它基于数字治理正义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探索,为应对全球数字治理挑战贡献了数字文明的新智慧和新方案。

代际传递中的管理正义思想:实践与应用

正义思想建立在中西方先哲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基础之上,正义思想对社会公平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代际传递是人类文明延续的重要方式,通过代际传递,人类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得以保留。代际传递中的管理正义思想作为管理哲学思想中的亮点,在代际传递中的实践与应用也受到关注。本文论述了代际传递中管理正义思想的凸显意义,提出运用管理正义思想效率与公平关系,推动代际传递中管理正义思想整体性形成,正确看待代际传递中的差异,形成正义共识,促进社会代际传递公平。

刑事合规中单位出罪的法理逻辑——基于实体与程序的二元视角

企业刑事合规单位出罪强调企业可能承担刑事风险的前提下,凭借有效的合规体系免于承担刑事责任。刑事合规出罪包括实质出罪与程序出罪,其不仅有利于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助力国家司法体制改革,还可以有效替代刑罚,凸显刑法激励作用。理解刑事合规实质出罪,不应通过自然人行为认定单位犯罪,而是采纳组织体责任论,从单位自身即组织体的制度政策等因素中寻找单位犯罪的出罪依据。基于协商性司法、恢复性司法以及刑法预防目的的考量,刑事合规同样具有程序出罪的法理逻辑。

现代性视域下的中国社会秩序重建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剧烈转型的过程之中,基于现代性的视域和立场可以看出:中国面临着市场法则盛行、马太效应凸显,工具理性僭越、人的异化,个人主义膨胀、道德危机蔓延,社会风险飙升、社会冲突加剧等秩序困境。中国能否成功实现现代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秩序是否能够合理重建。因此,中国要以公平正义为基石,以制度、信任、共识为三重维度,在此基础上重建新的社会秩序。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发展——以《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之颁布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与价值不仅在于防范冤假错案,更体现于程序正义的彰显、司法行为的规范和人权保障的强调。《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之颁布,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中的现实问题作出了有针对性的正面回应,多处规定"严格"力度较大,包括进一步界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范围、明确了重复自白应当如何排除、强调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及时性和侦查监督的同步性、重视对过程证据的收集和运用、发挥庭前会议中证据收集合法性审查的作用,等等。《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后,需要继续关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情况,确保其发挥事后制裁和阻却违法的双重效用。

相对合理主义视角下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问题

检察权具有监督性,但对于法院,其监督是通过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来实现的。中国检察机关监督审判的制度是诉权外的监督制度,这一制度有特定的历史成因,但在当前受到严峻挑战,制度虚置,运作不灵。检察机关对审判的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有利于个案处理的公正,又可能损害审判的权威,扭曲诉讼的性质。在当前司法不公较为严重,司法公正的制度条件尚需培育的情况下,承认检察监督的相对合理性,在为其设置一定支撑条件的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必要限制与改造。

社会正义何以可能

社会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那么,社会正义实现的现实条件又是什么呢?中西方有不同的社会传统。中国人特殊主义的正义观、漠视规则和重视人情的习惯,制约了社会正义共识的达成和“法治”秩序的构建,唯有从培育公民意识、强化程序正义观念、促进公民社会成长和增进社会资本入手,社会正义在中国的实现才有可能。

论中国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

在刑事司法中强化人权保障,可以切实贯彻刑法立法所确立的人权保障精神,促进刑法立法不断完善其保障人权的举措。为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贯彻人权保障原则,在宏观上应当树立人权保障理念,遵循和谐统一司法、公正严肃司法的原则,协调好“严打”政策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借鉴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合理内核;在具体刑事司法活动中,应当严格依法进行司法解释,慎重适用死刑,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合理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正确运用量刑情节;在刑罚执行中应当贯彻人道主义原则,积极稳妥地开展社区矫正,文明地执行死刑。

正义感、移情与司法裁判

司法裁判并非是一项纯粹理性的事业,属于情感范畴的正义感构成了法官裁判的重要视角,在裁判工作中发挥着认知和指引的关键性作用。从情感理论上来说,正义感的形成主要赖于移情这一情感现象,而移情的展开需以无偏私性和信息充分为必要条件,这样才可能导向正义的个案裁判。不过,正义感的运用并非不受理性的约束,它只是为裁判提供了一种行动计划和倾向,法官仍然要诉诸于以合法性思维为框架的法律理性论证。因此,司法裁判的作出最终依赖于正义感与法律理性论证之间的良性互动。

金融公正理念的法学阐释

资本扩张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与两极分化,将弘扬自由与平等为主旨的金融法拖入了目标和现实相背离的现代性悖论之中。从公正理念的维度,重新审视现代金融法的价值取向与功能定位,对于缓解法的服从性与正当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维护法的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中国金融法制的现代化进程,须对西方的现代性范式扬善抑恶,以求实现金融自由与社会秩序的良性互动。

司法公信力的形塑:民意弥合与裁判说理

司法公信力的本质在于公众自发地信服与认可司法过程和结果。过度放大司法公开、公众参与的作用容易逾越法治的形式,在实质上以情理代替法理。司法走向专业化、精英化、职业化是提升司法质量与效率的必然,过分强调“融情于法”存在异化为“迎合民意”的危险,会加剧司法公信力的式微。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与指导性案例制度分别对增强裁判文书说理性起到倒逼和激励作用,但可能加剧防卫型司法现象。舆论狂欢的反面往往是以法官为代表的官方话语的集体性失语。司法公信力的形塑应当从对民意的迎合走向对民意的弥合,在个案中由法官通过裁判文书的法律说理与逻辑推演,使正义被看见。

利益衡量在刑事司法裁判中的运用与风险控制

利益衡量是刑事司法裁判中解决利益冲突的必然要求和解决疑难案件的重要方法,也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路径与罪刑法定主义实质侧面的要求。相较于量刑环节的利益衡量,定罪环节的利益衡量意义更为凸显,无论是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还是违法性或有责性的判断,利益衡量均有运用的空间。利益衡量的妥当运用,不在于是否遵循了一个完全程式化的操作步骤,而在于是否准确把握了"利益的解析"与"衡量的展开"这两个关键环节。应当说,利益衡量对裁判者主观性的天然依赖,蕴含着不确定的内在风险,应积极为利益衡量在刑事司法裁判中的运用提供一个约束性框架以控制风险。刑事司法裁判中利益衡量的风险控制,应当恪守罪刑法定主义、遵循社会共识导向和加强程序性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