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武陵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探析——以黔东北地区为中心

随着改土归流的不断深入、国家权力的不断延伸以及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明清时期武陵山区的农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具体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大提高,农业结构得到一定调整;农村手工业的进步较为明显,推动了山地资源的商品化生产;农村商品经济不断活跃,促进了农村市场的扩大。明清时期武陵山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为该区域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为当今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启示。

明代山东海防工程述论

从明朝初年开始,倭寇频频大规模侵扰我国,使沿海地区深受其害。为了抵御倭寇侵扰,明政府在山东沿海陆续设立11个卫、6个守御千户所,并建设了府城、县城、卫城、所城、军寨、墩堡等海防工程,形成了以卫所城池为主体的、防止倭寇入侵和海盗骚扰的完整而严密的海防工程体系。这些海防工程在当时适应了抗倭斗争的需要,是明代山东海防体系的重要基础、重要依托,对抵御倭寇侵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台风灾害的时空特征

延长器测时代之前的台风序列,可为更长时间尺度的气候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基于历史文献,分区域重建了1368—1911年影响中国沿海地区的台风活动共1447次,借助小波分析、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其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使用降水、干湿等序列对重建结果的可靠性进行验证。结果表明:(1)明清时期华北、华东、华南入境台风总数分别为157、596、853次,影响华北沿海的台风大多也会影响华东沿海,而同次台风入境华东与华南沿海的情况则较少。(2)重建台风与现代造成8级及以上风的热带气旋的阴历月际分布特征大致相似,华北沿海台风高发期为6、7月份,华东为6—8月份、华南为5—9月份。(3)在1570—1590年、1660年代、1850年代、1890年代沿海各地区的台风活动均十分频繁,而在1460年代、1560年代、1700年代、1760年代、1780年代则相对平静。(4) 128 a周期尺度下的小波分析显示,明清时期华北沿海台风活动的第一、第二、第三主周期分别123 yr、86 yr、10 yr,华东沿海为122 yr、85 yr、42 yr,华南沿海为73 yr、116 yr、40 yr,明清时期整个中国沿海地区为122 yr、75 yr、42 yr。(5)明清时期台风灾害集中分布于临海的平原地带,且呈现出由南向北、由临海地区向内陆显著减弱的趋势,华北沿海台风灾害主要分布于胶东、辽东半岛、渤海湾沿岸,除临海地区外海河平原东南部地区台风灾害也相对明显。(6)明清时期沿海各区域台风序列与其相对应区域的降水序列均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

明代阴山地区政治变动与移民农业开发

明代是阴山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明初在阴山地区实行军事卫所制,设卫兴屯,成为明代内地民人进入阴山地区的重要端始。明中叶,山陕边民、边镇军卒与白莲教徒等内地民人不断进入阴山地区丰州滩等地进行农业垦殖,促进了阴山地区的农业发展。隆庆和议后,阴山地区农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明代阴山地区政治变动所导致的人口迁移是农业开发的重要动力,因政治形势变化驱动的移民涌入进一步推动了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外来人口迁移规模扩大与阴山地区农业开发进程深化相互作用,为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奠定基础。

貂皮贸易与明末建州女真的崛起

文章主要研究了明中后期东北地区的貂皮贸易,特别是貂皮贸易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及其对明朝、朝鲜和建州女真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历史文献,如《明英宗实录》《万历野获编》《明史》等,探讨貂皮贸易的起源和影响。研究认为,貂皮贸易不仅促进了建州女真的崛起,还对明朝和朝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青岛地区明清海防聚落遗产价值的分级评价研究

本研究以青岛地区明清海防遗存中的卫所聚落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分析其空间形态特征及发展影响因素。通过制定针对此类文化遗产的多层级评价系统,初步建立海防聚落保护利用的整体性和规范性框架,为青岛地区的历史城区保护和海洋文化建设提供量化评价标准和应对措施的参考。

广东罗定船步铁炉村古代冶金遗址初步研究

铁炉村冶金遗址位于广东省罗定市船步镇铁炉村附近的丘陵脚底,遗存面积约200 m^(2)。本团队从2013年至今开展多次田野调查并取样。采用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SEM-EDS)、金(矿)相、加速器质谱(AMS)碳十四断代等研究手段,对铁炉村遗址的7个炉渣和2个金属铁块样品进行了成分和显微组织的检测分析,对1份木炭样品开展^(14)C检测。研究结果表明,该遗址既是生铁冶炼遗址又是生铁炒钢冶金遗址。生铁冶炼炉渣是铁硅铝系高硅低铁渣。遗址遗存的大块金属样品的显微组织为铁素体,磷偏析严重,为生铁炒钢产品;其相对应的炒钢炉渣为铁硅铝系高铁渣。此类高铁渣基体局部留存有大量浮氏体等。该遗址为迄今我国发现的第一处明确遗存有古代炒钢冶金产品的遗址。该遗址遗存的竖炉及生铁冶炼炉渣、炒铁炉、炒钢产品及其冶金炉渣等一整套较为齐全证据链的生铁冶炼及生铁炒钢冶金遗物,目前国内仅见一处,将为确立古代生铁炒钢渣的鉴别标准等提供重要的科学资料。AMS-14 C检测结果显示,遗址至晚距今570±25(BP)(约元中至明初)开始钢铁冶金活动。

俭与奢的更迭与矛盾:方志中所见明代江南地区头饰风尚

明代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一方面纺织品贸易繁荣,人们鲜衣华服,衣冠趋时。另一方面,明代对地方志书修撰尤为重视,修志事业大为兴盛,且其内容全面、地域特征明显。本文通过对明代江南地区方志所记载的服饰风俗的研究,发现其中头饰呈现风俗俭与奢的更迭甚至矛盾现象,并论述了其影响因素与形成原因,从中窥视出明代江南地区的习俗风尚、衣着观念、区域发展等内容,以及方志的特殊性对服饰风俗记载的影响。

鄂尔多斯藏传佛教建筑的历史分期及地域特征研究

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建筑因早期同土默特地区一体化发展而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文章选取明清时期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为研究对象,在整个内蒙古西部地区整体研究的框架下,通过史料分析和比较研究,探寻本地域藏传佛教建筑的发展变迁,以及与周边同类殿堂建筑的关联。研究表明,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建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二阶段的建筑形态呈现出同土默特地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但在建筑空间布局、柱网布置、结构体系等方面依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三个阶段逐步摆脱了土默特地区的影响,形成了以藏式和汉藏混合式建筑为基底的多样化建筑形态。

明清时期洛阳地区孝行研究--以地方志为考察对象

明清时期政府的积极引导、孝道教育的普及和地方文化的熏染共同造就了洛阳地区孝子养亲、顺亲、孝亲等孝行。明清时期洛阳地区孝行虽呈现出格套化、极端化和神秘化等特点,但孝文化对明清时期洛阳地区家庭的稳定、淳朴民风的形成以及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作用。

晋商与明清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盛况探析

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繁盛的漕运及宽松的漕运土宜政策,促进了运河区域的商品流通及贸易繁荣.得天时之机、地利之便、人和之利,晋商纷纷来到鲁西运河区域从事经商贸易活动,或坐贾经营,或转运批发,成为活跃的商贸群体,势力强劲,实力雄厚,甚至垄断了某些行业的经营.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的商贸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江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利的交通、宽松的政策以及遵诚重信、以义取利所营造出的良好经商环境在促进商品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论龚鼎孳与江南遗民诗人群的双向互动

龚鼎孳虽是降闯复降清的“双料贰臣”,却与江南遗民群体有密切的互动。龚鼎孳与遗民诗人的交游,除了诗酒唱酬,还体现在政治庇护、物质资助、提携遗民后代和维系遗民经世志向等方面。龚鼎孳的倾力付出获得了他们的宥恕,纾解了自身三朝为官的负疚感。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社会上宣泄国破家亡之痛楚悲愤的情绪逐渐稀释,贰臣的调和、荐举助推了遗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贰臣与遗民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需求表明,“故旧”纽带缓冲了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君臣节义在传统“五伦”秩序下的权威性被消解,易代士人的交往仍带有鲜明的“友道”烙印。

明代黄河上游地区丧葬礼仪服饰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通过文献调查,文章整理国内外关于明代黄河上游地区丧葬礼仪服饰的研究,归纳相关理论,以丧葬礼仪服饰为研究载体,分析明代地域礼仪服饰的研究现状、发展趋势与研究的不足之处,认为应从多学科的视角,结合出土的明代服饰实物,研究明代黄河上游地区丧葬礼仪服饰的地域民俗与文化内涵,迎合当下传承传统、弘扬地域民俗文化的理念。

从“结社祭祀”到“醵金营利”——明代徽州祭祀型会社的发展演变

明代是徽州祭祀型会社从祀神组织转变为小型营利组织的关键时期。明前期,在族社崛起的过程中,祭祀型会社承袭了里社的轮流值首制,这使得各会众地位更加平等,为日后祭祀型会社能够平等地按股分配收益奠定了组织基础。明中期,祭祀任务日益繁重,宗族组建的会社个数随之增多,这促使会社拥有了独立的会产,为其参与营利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货币白银化和金融市场供小于求的外部环境,也有利于会社参与民间借贷。在宗族乡约化的过程中,领导层的权威和会众的积极性都得到了提升,促进了会社的稳定运行。明后期,会社优化管理方法和经营手段以保证盈利,有利于其得到民众的认可。

民族互嵌格局下明清恩施本土文人及文学研究

民族互嵌虽是一个现代概念,却有着深刻的历史渊缘,恩施地区的民族互嵌格局可以追溯至明清时期。在明清中央政策的推动下,民族互嵌格局以人口迁移、土司从征、朝贡、建立学校和书院等途径得以形成。在此背景下,恩施本土文人不局限于其少数民族身份,主动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恩施地域涌现出一大批封建文人与文学家族,其文学创作体现出多民族的双向接受与认同,彰显了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明清温州地区奢嫁问题探析

明中后期,温州地区溺女成俗,而奢嫁即是导致当时社会各阶层溺婴的主要经济原因。因婚姻嫁娶费用问题而产生溺婴的现象比比皆是。厚嫁与溺婴相关联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对温州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对此,官府和士绅采取了诸多整饬措施加以遏制。

明代普安地区进士举人总数考辨及科举兴盛原因

关于明代贵州普安地区进士举人总数的研究大多依托单一文献,缺乏系统考证。据明清多种文献考证,明代普安地区中进士十一人,举人一百二十人,进士举人数量均居于贵州前列。既往研究倾向于从经济文化角度探索地区科举兴盛原因,既显笼统,也不全面。从新的视角研究,普安地区士子专《易》、军事移民众多、地理位置优越是明代普安地区科举兴盛的重要原因。

玄妙观雷尊殿大木构架探析——兼论明清苏州地区方三间厅堂井字型构架的演化特征

解析清初典型方三间遗构玄妙观雷尊殿的大木结构,认为其继承了宋元以来江南“厅堂井字型构架”的基本特征,并通过施用大抹角梁和减柱、简化铺作、加固厦两头屋架做法等措施予以改进,实现了室内空间的进一步扩展与畅通,精简并加固了结构。基于此,通过对比宋元以来同类遗构,进一步探讨明清苏州方三间厅堂演进特征,认为其具有平面尺度呈阶段性变化、殿身构架整合副阶构架及厦两头出际做法进一步发展等特点,并分别阐述其中动因。

传统民居建筑装饰中匾额的语言信息与山水人文的关联性——以襄阳和十堰山区的明清民居建筑为例

通过对襄阳和十堰山区现存的明清传统民居匾额语言信息的搜集整理、类型分类、内容解读,能够探寻匾额语言背后深层意境的表达方式。匾额语言信息通过“言、象、意”阐释建筑、人与环境深层关联的方式,其本质是人居环境设计中整体观与系统观的体现。透过匾额语言信息,可以对传统民居有一种更真实、更系统、更完整的空间体验。全面又科学的人居环境设计观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人、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共生。现代乡土建筑空间设计需要建立起人地共生、人文延续和整体发展的科学人居环境设计观,从而更好地实现人、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明清西南边疆书院发展与文化治理

明清时期,书院在西南边疆各地广泛建设,并且不断朝向官学化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文教中心。中原王朝一直有“重文德,兴学校”的文化治理传统,因此书院建设成为明清政府文化治边的重要路径之一。统治者依靠名贤遗迹推进书院的文化建设,凝聚西南边疆士人的精神信仰;利用书院祭祀仪式促进儒学在西南边疆的传播;借助书院教育笼络西南边疆英才;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书院建设的数量和规模,深化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这种边疆的文化治理路径,对现今边疆文教的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