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兴与途穷:《南部档案》所见晚清金商办矿研究

四川省南部县出产金矿,开采以山金为主,有民间散户开淘、厂夫办厂开淘、金商自办矿厂三种开采模式。清代光宣年间,县衙招徕四届金商经办矿务、谋求矿利。金商办矿后,形成了官督商办、商为主导的地方矿业管理体系,与厂夫、民众等人的互动中演化出了新的基层矿业关系网格。越境者承揽矿采、商人出资办矿准入资格限制的释放,反映出晚清地方办矿的松动。晚清四川办矿进程中,由于官商前期缺乏周密调查、地方政府监管不足、政商隔阂与商民争讼,导致广开利源、振兴矿政的预期效益难以实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清朝“华夷观”的理论重构与实践演绎

清朝为了稳固其统治,对“华夷观”进行了理论重构,认为“华夷一家”,而“华夷”的区分标准是居住地域不同。考查清朝官方文献中对“夷”字的使用情况,基本符合清朝的“华夷观”理论,但细研史料,发现清朝的“华夷观”理论与实践又存在磨合现象,主要是清朝从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视域做出的考量。总体来看,清朝对“华夷观”的重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上的一次理论设想与实践尝试,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法约问题”与清末广东矿权的挽回

广东矿务中的“法约问题”,是甲午战后英法竞争中国西南势力范围的延续。1895年,法国通过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获得开采广东矿山的优先权,并试图以此“独专”,阻止英国势力进入。《伦敦协定》签订后,英国在承认法国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仍向中方要求利益“均沾”。此后德国、葡萄牙等亦乘机谋求开矿。由此,《附章》在执行中演变为法国“独专”与其它列强“均沾”相冲突的“法约问题”。清政府在条约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借助商力发展广东矿业、利用英法矛盾尽力挽回和保全广东矿权,抵制了列强通过矿山开采将势力伸入广东的企图,展示出清末条约制度困境下列强矛盾对立留给中方的转圜空间,以及近代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艰难曲折过程。

清末基层治理模式的嬗变——以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和政治生态。选举制度是城镇乡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移植而来的西式票选制度对当时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低估。“居民”等地缘主义视角的治理概念取代了传统“臣民”等身份视角的旧政治话语。“选民”观念确立的背后则是西式选举制度的移植,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清末民初移民与鹤岗地区的早期开发

鹤岗地处“两江一岭”围成的金三角地带,森林密布,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由于鹤岗地区僻远,交通不便,所以开发较晚。鹤岗地区开发始于清末太平沟金矿的开采,太平沟金矿开采吸引了大批流民和商人来此谋生,为后来鹤岗地区农业、林业的开发奠定了基础。随着人口的增多,鹤岗地区的村屯逐渐兴起,而兴东道的建立是鹤岗设治之始,拉动了鹤岗地区的开发。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边疆治理视角下清代乌里雅苏台地区的内地商民贸易研究

清代内地商民前往乌里雅苏台地区,乃随军贸易产物。他们将内地百货贩往漠北地区,同时又将该地区所产牲畜毛皮等贩回内地,并形成了以乌里雅苏台为中心,联络内地与北疆、中国与外部的贸易“丝路”。内地商民的前往满足了清廷对漠北新疆地区征战设治的需要,活跃了各族经济。内地商民与乌里雅苏台地方衙门间存在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清代乌里雅苏台地区内地商民之商业经历了一个从兴到衰,并被彻底逐离的过程,其衰落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内地商民的存在对清代中国北疆治理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商民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清廷管理的不足反过来又影响到这一边疆地区的治理。

“城镇自治”与“市民社会”:清末州县城议事会——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倡办地方自治。各省遵照先城镇乡、后府厅州县的顺序筹办地方自治,城镇乡议事会遂全面推行。南部县是四川省较早推行地方自治的州县之一,较好地贯彻了《城镇乡自治章程》,于宣统年间成立一城四镇六乡议事、董事会,对南部县改革和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清代南部县衙档案》,考察州县城议事会筹办、成立及其运行实态,揭示政治近代化视域下的基层社会民众向市民的转变与现代市政体制的萌芽,加深对清末城镇乡自治的认知和审视。

改良维艰:清末南部县医学研究会的架构与运行

清末,四川南部县医学研究会在新政背景下设立,以改良医学、交流医术为宗旨并接受地方官府管理。南部县医学研究总会、分会层层隶属、架构清晰、成员职责明确。虽为民间自办组织,与旧县医学、卫生局所相较,在队伍专业化、管理科学化、建设实效化等方面皆有不少新气象,尤其是在考验医士、开展医术研讨方面展现出时代进步性。随着影响力的增大,医学研究会的职能范围逐渐外扩,兼调查审理、施种牛痘、征收灯油费等,反映出民间团体越权过界的机巧性。另一方面,从旧体制中脱胎而生的医学研究会存在贪腐弄权、姑息庸医、转嫁经费、发展滞后等弊端,面临缺乏监督、惩治不力、经费不足、动力不强等发展困境,足见内陆腹地偏远县城的医政治理与改良任重道远。

也论晚清政府对海疆统一基本格局的维护

晚清自道光中叶以降,海疆危机即持续不断。鸦片战争后,随着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威胁,在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下,全国各重要海防海口门户洞开,列强对清代传统海疆主权的侵夺更是比比皆是,中国台湾、澎湖、南海诸岛对清朝海疆安全的重要性凸显无遗。在一系列海疆危机面前,晚清政府一方面逐步在传统海洋观念的基础上接受近代海洋与海权观念,筹建近代海军以维护海疆主权;另一方面积极以多种努力和尝试,维护了海疆统一的基本格局。

从东盛和债案的处理看清末政府与商会的互动及角色转变

营口商会在原公议会基础上成立,其在成立之初延续了公议会的职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导者、商人利益的维护者、市场秩序及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商事纠纷的裁判者,而政府则极少介入区域经济的运行、管理。东盛和联号倒闭影响空前,牵涉的商家及地域十分广泛,超出营口一地范围,商会职能发挥受限,清政府出于维护地方经济秩序及自身利益的目的参与了债案的处理,处理的过程中政府与商会相互配合,在不断的互动中二者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政府成了区域经济危机处理的主导者、决策者、审判者,而商会的角色则向协调者、建议者、执行者、沟通者转变。

清末民初地方警察制度与基层治理的内卷化

清末民初为改善地方治安、刷新基层政治曾在地方推行警察制度,以此取代保甲团练、胥吏差役等传统基层社会组织与群体。警察制度及其后地方自治的实施标志着国家政权开始全面进入基层社会,力图借助国家权力实现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重塑基层治理体系。从实施效果看,地方警察不仅无力取代保甲团练、胥吏差役等旧势力,其行为方式与运作逻辑也逐渐与后者混同,形成基层治理的内卷化,旧的治理方式被新的组织所复制和固化。国家权力下移与新型组织的建立并未带来基层治理的进步,治理转型难以实现。

新型边塞观念与晚清海疆词书写

晚清的新型边塞环境造就了极具特色的海疆词。晚清海疆词是指鸦片战争后,当海洋作为军事活动的发生地和交通往来的国境线之时,以这一地理空间及其所承载的历史事件为书写对象的词作。按照其创作性质和生成语境,其内容可分为亲历者记录的海疆战事、俯览海疆者的思索与追怀、闻听与想象中建构的文学化海疆。词中的海疆书写既呼应了清人以词存史的追求,展现海洋史、战争史的微观侧面;又呈现出一种新型边塞观念,折射时代变局下复杂的文化心态,以及时人家国认知中隐约的近代化意识。

晚清中俄边界族群与珲春边疆的治理——以《珲春档》及《珲牍偶存》为解析中心

晚清新的东北亚格局下,以图们江区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边疆与周边”的国际区域;在晚清珲春境内的图们江区域,特殊时期、特殊地域形成了特殊而又颇具规模的中俄边界族群,其中的六类群体引发的中俄边务彰显边疆治理与周边地区的互动,此种历史场景下,珲春边疆的治理超越了边界而呈现出“涉外性”特征,从中展现边疆、边界、周边三个理论概念的因应关系。此说衍生于以图们江为中心的近代东北亚区域,是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一种新思考,其重要启示在于建构中国边疆学的话语体系,既需要一种综合、系统与辩证的理论方法与视野,也需要全面、具体的实证研究与科学验证,否则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难以扎实推进。

明清西南边疆书院发展与文化治理

明清时期,书院在西南边疆各地广泛建设,并且不断朝向官学化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文教中心。中原王朝一直有“重文德,兴学校”的文化治理传统,因此书院建设成为明清政府文化治边的重要路径之一。统治者依靠名贤遗迹推进书院的文化建设,凝聚西南边疆士人的精神信仰;利用书院祭祀仪式促进儒学在西南边疆的传播;借助书院教育笼络西南边疆英才;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书院建设的数量和规模,深化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这种边疆的文化治理路径,对现今边疆文教的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末新政中的保甲整顿与乡镇巡警建设

近代警察制度的移植是清末新政中国家治理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而县级以下乡镇巡警的建设亦是清末警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的制度更迭之中,新式的乡镇巡警制度建立也并非一蹴而就,一贯被目为低效无用的保甲制度在此间又被重新强调。整顿保甲而为巡警之先导,在当时也是乡镇巡警建设的一种折中办法,传统的旧制度资源在新的历史环境之下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调适。乡镇巡警的创设,使得国家权力对于基层社会治安控制的触角得以进一步延伸,参与基层乡镇警政建设的地方士绅在警权扩张的过程中也实现了绅权的扩张,这或许又会形成与官权的另一种内在紧张。乡镇巡警制度的创建和推行也正是现代国家治理在中国生成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经验对当下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晚清时期湖北自然灾害的治理及其经验教训

针对湖北独特的地理水文环境和历史时期湖北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来具体地考察晚清时期湖北治理自然灾害的情况及对现今湖北治理灾害存在的借鉴要素。利用地方志等文献资料,从历史的角度着手,运用历史学、地理学、灾害学等理论来综合研究晚清时期湖北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类型、特点、破坏湖北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以及清政府所采取的治理灾害措施等。晚清政府虽然针对境内自然灾害发生的特点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因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为现今治理湖北的自然灾害提供了治理自然灾害必须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科学规划部署,有系统地进行;要建立赈济结合的有效机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等经验教训。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论日本对中国清末地方自治的影响

地方自治 ,是欧美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政权而提出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一经传到中国 ,就成了近代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 ,中国出现了一股地方自治思潮。地方自治思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 ,也是进步、民主思想潮流之一。地方自治改革 ,是清末社会改革中的重要内容。清王朝“预备立宪”中的地方自治 ,是在中国近代民主潮流高涨中出现的。其出现固然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是戌戊以来中国民主思想潮流的涌动及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折射。而日本对清末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践 ,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