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士”到“文士”——论高适、岑参之边塞身份的认同与转变

戎马风尘的边塞生活和雄浑悲壮的塞外书写共同构建了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人身份,因而诸家论及高适、岑参也多集中于出塞经历,偏重于二人边塞文人身份,认为“功名只向马上取”是其志向所在。他们在拓边戍守中渴望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也在人民痛苦不幸的遭际中开始对定边安民有了新的思考。高适诗作中有“激昂仰鹓鹭,献替欣盐梅”之语,岑参也常有“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之论。结合二人“谏臣”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不只将入幕从戎、立功疆场当作唯一的报国之路,也希望谏言立策来解除国家边患,拯民济世。从“战士”向“文士”,造成这一身份认同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探究其背后成因对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文人的研究与其诗歌创作尤为重要。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从盛唐诗人到盛唐“边塞”诗人——从历代选诗的角度看岑参诗歌的接受

岑参的诗歌在他生前就广泛流传,唐以后历代重要唐诗选本大多选录了他的诗作,只是选录的眼光有差别,也就是说对岑诗的关注的方面不同。本文以时代发展为序,依次进行了分析探讨,根据历代的"读者"由关注岑诗到关注他的"边塞"诗,再到更多的关注他"边塞"诗的代表作,从而梳理出读者对岑参这个诗人身份定位的发展演变的脉络和线索:即由一位盛唐诗人到一位盛唐"边塞"诗人的认识过程。

唐代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和诗作

本文就唐代时期的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诗作作了综合性评述。

新边塞诗流变概观

边塞诗是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学现象。新边塞诗是由边塞诗延伸而来的一个概念，在建国前的３０年似无多少成就可言。５０年代，国家对西部的开发和诗人们追随新时代歌唱新生活的使命意识，使新边塞诗一度繁荣。但新边塞诗作为一个概念则是８０年代初提出来的。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是新边塞诗创作的高潮期。高潮产生的原因有五：一、禁区的被打破与艺术观念的变革。二、地域特色带来的自然优势。三、诸矛盾冲突激起开发意识的觉醒。四、人与自然的互认与同构。五、一批实力诗人的成熟。８０年代新边塞诗深受欢迎，因其有不同于别类诗歌的新质，内容上表现为：对西部风情、人生的抒写，对现代文明的礼赞与呼唤，对大自然的感应、契合；艺术上表现为新的艺术要素的出现。新边塞诗仍是一块待垦殖的原野。

清代新疆流人诗作的边疆之情

清代新疆流放名人的诗作,在对新疆自然风光、人文风情的赞美中,融汇了诗人浓厚的诗情和传统文化意识。他们情系祖国统一,表达了对边疆美丽风光和各族人民的热爱及自己深厚的爱国热情。

论彭桂萼

云南缅宁县(今临沧市临翔区)人彭桂萼集边疆教育实践家、诗人、学者三重身份于一身。作为边疆教育实践家,其献身边疆教育,满园桃李,是边疆教育界的一座丰碑;作为诗人,其诗歌以民族解放为主题,具有澎湃的热情和独具魅力的地方特色,在云南抗战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学者,其地方民族研究论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云南重要的地方文献之一。

高适诗异文考——以《河岳英灵集》为中心

高适作为盛唐时代边塞诗的重要代表,生前未入"文章憎命达"的怪圈,身后虽与岑参齐名,然不若岑氏之多入选家法眼。今仅就《河岳英灵集》所选13首诗,与它本比勘,发现异文若干。前贤时俊多出校记而鲜有按断,现从诗人之际遇,诗歌之意境,古体诗之音韵,近体诗之格律诸方面加以分析,给出"各从其长"的一己之见。

塞原诗人章叶频论

章叶频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并在文学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九·一八”事变后在《星原》第十四期上首次以红叶的笔名发表《溪畔哀歌》。在国难当头 ,他追随了左翼作家们所身体力行的诗歌大众化的路 ,在他提议下《塞原》推出《新诗歌专号》,他与塞原派其他诸诗人一道把绥远地区诗歌大众化推向了新的高潮。他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获得硕果 ,而且在绥远地区革命文学理论方面也有突出成就。

谈高适、岑参和他们的边塞诗

高适、岑参早期生活贫困,求官不达,仕途失意,但强烈的功业愿望和以身许国的爱国激情,使他们走上了从军之路,在边塞屡立战功,不断升迁。军旅生活、人文景观、大漠风光、官兵疾苦、战争的残酷,使他们受益匪浅,加之他们对其又有深刻体验及细致的观察,使他们写出了大量的高水平的优秀诗篇。如《白雪歌》、《燕歌行》等等,那丰富的内容,完美的艺术,使他们登上了边塞诗的顶峰。

唐边塞诗对汉乐府边塞诗的继承和发展

唐代产生了大量的边塞诗创作,尤以盛唐为最。其原因之一是《诗经》到初唐边塞诗积累的结果。但唐边塞诗的直接先驱,应是汉魏六朝乐府诗中的边塞之作。唐诗人多精通乐府,擅长以乐府形式写边塞题材。汉魏六朝乐府诗中的边塞诗,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对唐边塞诗都有直接的巨大的影响。从诗歌的内容上,结合一定的历史背景,探究二者的承继关系。

论初盛唐边塞诗人仕进思想的矛盾性

初盛唐时风尚武,边塞诗中多有所谓“重武轻儒”之句,源于对历史传统的不自觉承袭、对个人怀才不遇经历的自嘲和愤懑。这种文化惯性和瞬时情绪并不能全面、准确地说明初盛唐边塞诗人具有鲜明的“重武轻儒”思想。实际上,初盛唐边塞诗人虽尚武,但也有着积极的读书仕进思想,主要体现在:认同文人身份,赞美、同情读书人,有积极的从文做官经历和文治思想,仕进建功是初盛唐边塞诗人心中的执念。这种仕进思想的复杂性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

论梁陈边塞诗的盛况及其“汉代情结”

边塞诗在先秦就已萌芽,但直到梁陈时代才得以全面地发展,并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峰。同时,梁陈诗人喜在诗中运用汉之史事、人名、官名、地名等,体现出一种“汉代情结”。

北朝民歌对南朝及唐代诗歌的影响

北朝民歌于齐梁之际传入南方,大多语言质朴铿锵,格调粗犷豪迈,气势苍凉慷慨,最能代表北朝文学特色,其悲怆劲健的气质为南朝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南朝文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朝民歌的贞刚气质与南朝诗歌的清绮文采相结合,为唐诗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深远。北朝民歌数量虽少,但是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成分,它渗透在唐诗乃至唐代文学的方方面面。北朝民歌对唐诗的贡献,不仅是语言上的借鉴和意象母题上的提供,更重要的是气质上的熏染。北朝民歌与唐代边塞诗从内在心理、美学风貌到思维模式,全都有承递的轨迹可寻。正是因为有了梁陈诗人向北朝乐府民歌这样的学习,中国古代诗歌才逐步走向了唐诗特别是盛唐诗那样"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的高度。

“龍城飛將”與古詩中地名

唐代詩人王昌齡名作《出塞》中"龍城飛將"之語,應理解爲横行萬里、轉戰絶域的大將,不應理解爲專指漢代的"飛將軍"李廣。"飛將""龍城"都是泛指。將原本專指邊塞某地的名稱虚泛化,作爲一種詞藻使用,是南朝以來詩文創作裏的常見現象。不僅涉及邊塞的作品,一般詩作中也可以見到類似情況,詩人們以泛用地名的手段,表達感受,營造氣氛,而不顧地名的實際所指。

流放的诗人

中国诗史第一人屈原，就是流放诗人。西域流放诗是研究清诗和中国诗史的前沿位置。穷乡儒士王大枢(1732—1818)，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到嘉庆五年(1800)流放新疆伊犁，著有《西征录》。本文力图就王大枢和《西征录》辨析文人从能诗而成为诗人这一心历路程；讨论处境恶化、行动与思维受到禁锢，对诗人意味着什么，政治高压陡增会产生怎样的反弹；而在困境与危难中，诗人可以在多大范围内再造精神空间。并通过诗史无名但同为流放诗人的“皇孙”祈阿哥，邻国安南公爵黄益晓，《再生缘》作者陈端生夫妇等与王大枢的交往，首次对神秘、陌生的伊犁诗坛作了研究。

唐代西北疆域的变迁与边塞诗人的地理感知

边塞诗是唐人对"异域"世界感知的重要载体。初盛唐时期,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边塞诗人对新开拓的西北边疆有了全新的地理感知,这种感知使该时期的边塞诗显得恢宏豪迈、雄浑壮阔;中晚唐时期,西北疆界被不断压缩,诗人对边塞的地理感知随之与盛唐有异,在诗歌中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象。可见,唐代疆域变迁对边塞诗的创作有重大影响,从唐代边塞诗人对西北边疆的地理感知入手,可分析疆域变迁与边塞诗创作之间的关联。

边塞诗研究中若干问题刍议

边塞诗与古代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战争有直接关系,以战争为主要社会矛盾的生活现实催生了这一诗歌流派,因而它的历史渊源是十分悠久的。边塞诗在时间上不能仅限于指唐代或盛唐,在地域上不能仅限于沿长城一线及河西陇右的边塞之地。边塞诗产生的时空界限应上溯至先秦两汉;“边塞诗”早于“边塞诗人”或“边塞诗派”而存在。所谓“边塞诗人”,是指以边塞征战生活为主要反映对象的诗歌作者,而“边塞诗派”则是由反映边塞征战生活的诗人们形成的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诗歌流派,两者既有共同性,亦有不同性。“边塞诗人”、“边塞诗派”的提法并无否定的必要。

多民族融合与唐诗繁荣的多元格局研究

多民族融合丰富了唐代文化的内容,拓展了唐诗的表现领域。唐诗中有关民族关系的诗歌是在唐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诞生、发展起来的文化硕果。唐代帝王诗彰显出的包容开放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力,是中华文化并蓄兼容的民族特性。边塞诗呈现出的民族力量和昂扬奋进的盛唐气象,是中华文明数千年传承于世的精神范式。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展现出的民族认同感和与唐诗相近的风骨神韵,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民族精神的传统典范。

朝鲜诗家对王昌龄边塞诗的接受

王昌龄边塞诗在我国古代诗歌中颇具特色,其创作风格深受朝鲜诗家推崇。受"诗必盛唐"的影响,朝鲜诗家热衷于从边塞诗作中找寻报国之门。因此,其主题思想符合朝鲜文人的审美倾向。盛唐以来,他们采用诸多方式接受王昌龄边塞诗,并将诗歌固定意象运用到创作中,《出塞》《箜篌引》等诗作成为他们接受的重点。同时,他们还积极接受王昌龄边塞诗中的"忠""义"等儒家思想,这种接受为中朝文学的"互识"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