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魏晋名士风度

魏晋名士风度影响郁达夫至深至广,他以最为纤弱的神经、直插胸臆的解剖力度,勾勒社会转型中民国文人的精神裂变镜像。孤独伤感的人生羁旅形成郁达夫纤细敏感的心理,坦荡直率的情感展示成就其愤世嫉俗而又略显玩世不恭意味的名士风度,返璞归真的自然之思奏响了现代隐士的乱世悲歌,它们一道凸显了"才子气"和"名士风"的双重制约。郁达夫的魏晋名士风度并非魏晋名士风流的简单翻版,西学烛照促使其重新审视和接续魏晋名士风度,时代熏染赋予其新的内涵,家国之变激发其发扬传统文人的担当意识,赶赴抗战烽火,最后超越了魏晋名士。

论汉末名士到魏晋士族的复杂历程——以汉末颍川荀、陈、钟三家为中心

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前身,但并不是所有的大姓名士都能成为士族。比较汉末颍川地区的荀、陈、钟三家的三代代表人物,分析他们朋友、师生、婚姻等不同层面的关系,并从家风、家学、政治权力等的演变来看,三家士族形成的道路及特点:早期服膺儒学,反对外戚宦官专政的政治态度相同;其后,师生、婚姻等关系沟通加强了他们之间的政治联合,文化的传承,学术的熏陶,权力的把握及政治制度的保障,共同促成了汉末名士向魏晋士族的转变。

关于魏晋南北朝士族、庶族问题的再探讨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士族、庶族等词汇的区别和划分问题,由于说法或者语境的不同往往产生歧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比较、辨析,可知严格意义上的士族就是指高门士族,其余所谓的"次等"与"低级"士族并不存在,不应视为士族。

魏晋南北朝的削(降)爵与复爵制度

魏晋南北朝各代政府对皇族成员,削或降爵后,多数还会再予恢复或改封;对一般的官员,削爵后多不再恢复其爵位;对少数官员,死后复其旧爵;此外,刘宋政府对一些开国功臣后代继承的封爵,一般不削爵只夺爵转封。各朝政府,通过对一些享有实封官员的削爵惩罚,在执行中不再复封,就把当初封给这些人的封户再夺了回去,相应地也就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政府对官员削降爵处罚和是否复爵的政策具有较高的灵活性。

魏晋蝉赋与文士人格

蝉进入文学视野很早,但其繁荣得益于魏晋时期的赋,以曹植、傅玄、傅咸、陆云为代表的所作之蝉赋,以蝉喻人,深刻表现了魏晋文士的精神风骨和高洁人格,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

浅谈荀粲性格

汉末三国乱世之际,在"汝颍多奇士"的颍川,荀氏一直是该地域名士集团的核心力量。荀氏族人不可避免地被裹挟于时局之中。但荀粲作为荀彧幼子,并没有走一条青史留名的正路,而是顺从个性,表达强烈的自我意识,反抗名教推崇玄学,最终依然被尊为正始名士。

红尘与世外:江南宗族在道教发展中的影响力

道教常给人超脱世俗社会的印象,实则世外常与红尘相牵连,人世烟火在道教中也留有很深的熏染的痕迹,宗族力量一直在道教中发挥着很强的影响力。汉末以来,道教世家代代皆有,如五斗米道张陵家族、太平道张角家族、灵宝经系葛玄家族、上清派许穆家族、南天师道孙恩家族、正一道茅山宗叶法善家族、全真龙门派闵一得家族等。不探究宗族在道教发展中的影响力就不能明了道教的历史全貌。

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造型特点

佛像雕塑至魏晋南北朝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雕塑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代表性的有"大丈夫之相"和"秀骨清相"两类造型特征。探索这一时期相异地域的佛像雕塑所形成的不同造型特征和时代成因,以便于我们透彻地了解这一历史时期佛雕艺术的整体风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雕塑艺术之发展、变化,文化上很大程度的改变了之前的雕塑造型风格,大大促进了中国佛像雕塑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