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型链式输送机及其在氧化铝熟料窑电除尘系统中的应用

概述了 FU型链式输送机的工作原理、性能以及在选用时应注意的原则 ,并介绍了在氧化铝熟料窑电除尘系统中的应用。

中国古籍“赋”体名称英译中的术语关联和术语规范

文章以中国古籍赋体名称中术语“赋”的英译为研究对象,以术语关联为翻译指导,在系统梳理“赋”体名称英译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翻译过程中中西术语的关联,探讨“赋”在中国古籍名称中的规范英译。研究结果表明:为了实现术语翻译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应音译“赋”为“fu”;对于赋体名称,则依据名称及文本内容,采用以“音译+直译”为主,换译、补译、类译、减译和概译为辅的翻译方式。

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研究述论

韩成武先生是国内著名杜甫研究专家,数十年来在杜甫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他通过系列学术著作《杜甫诗全译》《少陵体诗选》《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杜诗艺谭》《杜甫新论》《杜诗诗体学研究》,构建起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杜甫研究体系。其洞幽烛微的杜诗艺术研究、雅俗共赏的杜甫传记、深入细致的杜诗诗体研究,对认识和理解杜甫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成就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杜甫研究的深入发展。韩先生的杜甫研究往往将扎实的文献考据与细致的艺术分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事空谈、严谨精审、浑厚细腻的研究特色,为当代杜诗学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进行深入总结。

清代杜集文献出版与杜诗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作品本身的文化增殖能力与各种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杜诗经典化进程中,印刷术的进步与出版发行业的兴盛对杜诗经典的形成和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刷工艺的完善及出版发行的成熟使得杜诗文本越来越具有可获得性,扩大了杜诗文本传播和接受的范围,有力地推动着杜诗经典化进程。从经典“发现人”的角度考量清代杜集文献的编著与出版的特点,可发现其在空间归属上存在着显著的“江南现象”。杜集文献的生产与传播是“江南”士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播形态,成为杜诗经典化的题中之义以及重要推动力量。

义必明雅 辞必巧丽——台湾骚体赋论

台湾骚体赋自清代以降一直是重要的文学课题。台湾赋的整理校注工作始自2005年由许俊雅、吴福助主持编纂的《全台赋》。该书承续传统赋作形式,多记台湾形胜地景、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53篇骚体赋应用“兮”字,间有赋中系诗。赋末乱辞亦沿《楚辞》之“歌曰”“辞曰”“和曰”,有简约全篇、收尾之用。《全台赋》作者或为仕台官员或居台文人,其中少数作者具有编纂方志的经验。《全台赋》展现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惊采绝艳的视角,涵濡之深可见骚学之递嬗与创新。

论韩愈对传统赋体诗的超越

韩愈作赋体诗的诗坛定论是片面的。韩愈的以赋为诗并非照搬赋法,而是师古创新,从赋中汲取适于诗歌的营养后熔铸改造以自树诗风。他以赋语入诗,却翻新用法,追求“奇”的风格与诗境。他借鉴赋体宏观性的描写角度和铺陈逻辑,具体内容刻画时又简去其繁冗的物象陈列,炼笔于有生动形象和丰富细节的画面呈现。他藉赋体的自信气度以重振中唐诗风,又舍弃其浮华幻想的内核,使社会现实成为诗歌关注的重心。

论文体破立与赋颂互渗

赋源于诗、拓宇于楚辞的起源论与其仪式性、政治性的文体归属,使得长期以来其文体的自足性不明。自汉代以来,辞赋连称、赋颂一体成为辞赋发展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现象,随着赋体的诗化、文化,继而出现以赋入诗,以赋入词,以赋入策论、时文,甚至以赋入小说、戏曲等文体互渗现象。究其原因,赋与诸文体的交融互渗是基于文体的仪式性、政治功用、文章学属性而产生的,同时,赋体的演进也深受中国古代杂文学观念、赋起源的多元性以及古代体用观的深刻影响。

近45年江淹赋研究综述

1979年以来,江淹赋的研究逐渐繁荣,取得了诸多成果。作者对有关江淹赋的内容分类、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与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通过分析江淹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后认为,尽管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依然有不少分歧和空白。

论杜甫古体诗的讽刺艺术

杜甫的讽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诗歌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政治黑暗、社会动乱、权贵骄奢是杜甫创作讽刺诗的外在原因,有志难申、报国无门、颠沛游离是其创作讽刺诗的内在原因。根据创作手法的不同,杜甫古体诗中的讽刺类别大致可分为借事讽时、托物寓讽、以谀为讽和借古讽今四种。多种手法的运用使得杜甫古体讽刺诗的情感表达更加含蓄委婉,语言文字更加幽默辛辣,艺术技巧更为纯熟老到,从而使其具有更强的文学表现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从魏晋“寡妇赋”论代言体赋

魏晋时期以“寡妇赋”为题的赋作首次以赋体形式为寡妇代言,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前代文学中或有涉及寡妇的题材,而用赋体形式代寡妇立言实是魏晋文人首创。这些“寡妇赋”以刻画嫠妇的情感生活为主线,借萧瑟凄清的景物铺排渲染,但各家之作各有特点。从“寡妇赋”的创作出发,可钩稽代言赋体这一文学形式在赋体、诗体方面的文学意义。

杜甫古体诗典范地位在江户后期形成的一个侧面——论赖山阳的杜诗批点

自明人邵傅《杜律集解》在江户时期流行以来,日本杜诗学者大多将批评的目光放在了杜甫的格律近体诗上。生活在江户后期的赖山阳是第一位大量批点杜甫古体诗歌的日本文人。其批点将杜诗与原先的古体诗范式进行了比较和评判,重新定义了杜甫古体诗的格调渊源,大量阐发了杜甫古诗中忠君爱国、政教伦理的思想内容,从而有意自文学本体与内在精神两方面树立起杜甫古体诗的典范地位。文章从赖山阳的杜诗批点切入,考察了杜甫古诗典范地位在江户时期形成的一个侧面,进而归纳日本杜诗学在江户后期的特点及新变。

傅抱石中国画艺术思想探析

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论家、“新金陵画派”与“新山水画”的领军人物,傅抱石一方面传承历史并坚守民族风格,在作品中融入民族主义,将民族精神要义体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坚持中西交融,赴日留学后将西方的绘画技巧与思想主动与中国画相结合。傅抱石紧随时代,对传统的思想笔墨进行创新变革并与时代性相结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抱石皴”。傅抱石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同时又结合时代进行创新,有助于我们明晰中国画在当代的发展与演化,推动中国画的开拓与创新。

论六朝至初唐诗体赋的文律特征及文体意义

五七言诗体赋是六朝初唐文坛常见的文学现象,以诗体赋为代表的骈赋与其他骈文、辞赋相比呈现出新的文律特征。以六朝初唐五七言诗体赋为研究对象,分析诗体赋的基本特征,对其中五七言诗的句式和声律状况进行全面考察,并与近体诗律要求相对照,对比诗句和骈文对句的句法差异,考察文人从诗赋两种文体对近体诗声律的探索,从中寻绎出六朝初唐诗赋、骈文融合的文体意义。安史之乱前后及中唐时期随着儒学变迁与古文运动的兴起,明道文章观成为主流,诗体赋呈现律赋与古赋的分化与转型,诗体赋逐渐走向衰落。

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顾景星骚体赋对屈骚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清初明清易鼎、满汉易位的特殊时期,屈骚精神得以进一步发扬,骚体赋创作日兴。顾景星作为顺治朝骚体赋作品最多的赋家,其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文学创作理念上,追求以经世为旨,以自然为本,强调古为今用,并以此统领骚体赋创作。义旨上进一步开拓,在传统题材中注入时代因素和不同的人生理念与追求;形式上袭用屈宋辞赋模式,同时采取不同的书写策略,如援引典故代言、拓展空间范围、强化战争因素等,形成味蕴自深、雄赡沉博的审美风格。由个体而一般,在清初骚情淋漓的创作风尚中,顾景星的骚体赋创作体现出清人继承传统而又力求自成一家的创新意识。

论杜甫退朝后的曲江饮酒诗及其醉中史笔

杜甫长安为官期间因被疏远而内心苦闷,退朝之后常在曲江饮酒,写下了许多醉饮的诗歌。其中《曲江二首》中的“朝回日日典春衣”“苑边高冢卧麒麟”“人生七十古来稀”等诗句,是杜甫生平少有的狂言醉语,因而也形成了杜甫诗风的别调。然而,“朝回日日典春衣”并非实写,是杜甫“懒朝”情感的夸张表达;“苑边高冢卧麒麟”是基于汉武帝故事而对玄宗皇帝晚年处境的悲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则是表达自己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无奈。杜甫的狂态虚中有实,醉中有真,形象地再现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对其人生的影响。虽为杜诗之别调,实为杜甫独特的诗史笔法。

从赋体看韩愈文章骈散浑成的特征

韩愈发展骚体赋、发明新文赋等作文实践,对于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们在看到韩愈对文体改革变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会注意到他的文章是骈散浑成的。作为古文家的韩愈不刻意排斥骈文其因有三:首先是文体发展规律需要踵事增华,而骈文文体在部分表现上具有无可替代性;其次是唐代国家公文概用骈体为骈文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社会保障;再次是韩愈自身继承“道统”的自觉意识致使语句雍容精警。

赋体起源和宋玉的文体创造──兼论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

赋体起源问题在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弄清这一问题,能加深对于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赋体文学。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虽然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有把文学体裁和文学方法、起源和来源等混为一谈的毛病,但他们都看到了楚地作家和楚文学与赋体文学的密切联系。不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无论是从文化精神还是从文体风格上都与赋体文学有较大差异,荀子赋作乃其晚年入楚所作,时间晚于宋玉作品,因此赋体文学的真正创始者是宋玉。赋的文体特征反映了势尊道卑的政治语境下文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与心态,同时也显示了文人由王者之师的角色期待向言语侍从之臣的现实处境转化的文化轨迹。宋玉的处境和心情对于后世文人具有普遍的意义,他的文体创造开启了有汉一代之文学。

赋与骈文

赋与骈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两种各自独立的文学样式,但在审美趋向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那便是贵族化和典雅化,“崇雅尚丽”是其共同的追求。辞赋作为汉魏晋六朝的经典性文体,对骈文影响最大。就发展路向而言,是赋的日益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做文章,最后形成骈文;就其实现方式而言,则是各类辞赋日益骈偶化,然后为各体文章所利用和借鉴,最终形成骈文。辞赋不仅给予作家以突出的骈对意识,而且为骈文提供了四言、六言和骚体等各类偶句的骈对资源。

论赋体类书及类事赋

赋体类书及类事赋,是唐、宋时期出现的一类特殊的科举用书,最早的用途是举子对付"帖经"考试。现存赋体类书和类事赋都是宋人作品,数量虽不多,然而它代表了一个图书"族类"。赋体类书、类事赋的功能虽是类事,但要写得像"赋",又必须具备赋体的基本特征,因此部分文采斐然的类事作品,不妨让它在类书、文学之间游移而"两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