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乡土小说的困境与出路——以付秀莹的《陌上》和《野望》为考察点

乡村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新乡土文学便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时期应运而生。新乡村现实一方面需要乡土作家及时回应,另一方面又给当下作家书写乡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尽管新乡土文学已然是作家顺应乡村剧变作出的努力,但就目前的乡土小说现状来说,困境依旧明显存在。付秀莹作为当前具代表性的乡土作家,她的《陌上》与《野望》以一种清新、质朴的笔调营构了一个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芳村”,描绘了一幅独特的风俗画、风景画,书写“芳村人”隐秘的心灵世界,揭示出乡村新现实下的人心变动,一定程度上为新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突围思路。与此同时,其作品表现出的新形象塑造匮乏与理想性书写缺失的问题应该引起包括付秀莹在内的乡土作家的注意。

新乡土叙事的空间展开与伦理重塑——论付秀莹“芳村三部曲”的写作谱系

此前对付秀莹芳村叙事的研究往往聚焦于独立文本而缺乏整体关照,重审“芳村三部曲”,可以发现作者的新乡土叙事从空间、伦理两个维度展现写作谱系的完整性和充实性。在故事空间、文本空间和跨文本空间的多维视域中,“芳村三部曲”形成进乡-离乡-返乡的叙事结构,从传统/现代、城市/乡村的角度揭开芳村的伦理变迁。芳村乡土空间的塑造、人际网络的建构与心态动能的积淀,为芳村新乡土空间的展开与伦理重塑奠定基础。乡村振兴为芳村带来产业、视野、伦理、心态、肉体等方面的修复与革新,展现了芳村的新乡土空间格局与伦理重塑。“芳村三部曲”将文学的历史性与审美性相结合,为理解乡村、书写乡村提供了新的可能。

古典戏曲副末开场中“家门”的存在原因探析

"家门"是南戏及传奇副末开场中叙述剧情梗概的一支曲词,它的存在贯串副末开场的始终,是副末开场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家门"对全剧的整体性概括或对当天所演剧情的概括,既体现了"由总到分"的整体性叙事意识,也反映了观众整体性认知意识,克服了南戏及传奇因剧情过长而影响观众对整体性把握的困难。作为副末开场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时甚至独占开场,"家门"能起静场和吸引观众的作用。其叙述者是副末,作者借副末之口开章明义,流露创作意旨,并通过对全剧的概括使其成为正文叙事之"法",决定并导引着全文的叙事。

傅斯年与郭沫若

郭沫若与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两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两者在现实政治中存在很多差异,但他们又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有诸多的共同点,如同样重视史料,同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几乎同时想到对殷墟进行发掘等等。此外,他们还彼此称赞对方的学术成就。党派立场、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历史观等方面的不同、甚至对立,并不妨碍在学术上互相交流、评点得失、取长补短,郭沫若和傅斯年这两位学术大师正是我们的表率。

《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失误七例

《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乃查考古籍版本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但亦有失误之处.本文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将其失误之处归纳为误记《四库》底本、误记版刻时间、误记版本特征、不详版刻时间、失载重要版本、以残本为完帙、预告信息有误等七例。

上博简《兰赋》与《楚辞》所见“未沫(沬)”合证

上博简《兰赋》中整理者释作"栽"的字当隶作"",读作"沫",指涉植物芬芳之尽。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关于《离骚》与《招魂》诗句中之"沫"、"沬",陈本礼以为旧讹"沫",游国恩先生认为"从未不从末"。笔者以为,游国恩等先生遽断"沫"非本字,恐有商榷余地,《离骚》与《招魂》所见诗句当以"未沫"为确。

千古绝唱 异曲同工——《陌上桑》《木兰辞》艺术特色之比较

《陌上桑》与《木兰辞》是乐府民歌中的奇葩,千古流传,经久不衰。文章从民歌主题、人物形象、结构、语言等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两篇经典作品殊途同归的艺术魅力,彰显了我国古典文学中传统写作手法的艺术价值。

赋与《尚书》的渊源关系考说

钱钟书称文体有一名多义的情况,早期文体命名是以产生文词的行为动作来命名文体的。由此出发考察,赋的原始义项为缴纳赋税,成为赋的命名原由。赋的对话体,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君臣对话找到前例;赋的"乱曰"、篇末作歌,也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篇末作歌找到前例。上述情况说明,言先于文,文出自言,考察先秦文体,不得不从记言的古史《尚书》始。考察赋,从《尚书》起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论传奇“副末开场”承自戏文开场院本

民间戏文演出本《张协状元》、明成化本《白兔记》可证,戏文原是以院本为开场演出的,其中包含副末唱念诸宫调报告戏情、副净与副末等插科打诨。元末,参与戏文创作的文人剧作家倾向于在作品开场部分直截宣示自己的创作意图,将会干扰这一意图传达的插科打诨删除,并以概括剧情的文人词取代诸宫调。这一体制为明清传奇所继承,传奇"副末开场"实承自戏文开场院本。体制规范、成熟的传奇副末开场形式又称"家门",这一名称也源于院本。

郭沫若与傅斯年史料观比较研究

作为20世纪中国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傅斯年在史料价值的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法以及史料的运用等方面都有极为相似之处;同时,二者的史料观又有一定的区别。郭、傅二人史料观之异同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陌上桑》中的罗敷形象新说

汉乐府《陌上桑》所塑造的罗敷形象是比较典型的；人们历来称颂罗敷是坚贞美丽的民间采桑女。然而，从诗歌的文化背景和内容本身来考索；罗敷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贵族女子。

伏暑后期肾气不固病机之探析

伏暑属于伏气温病,六版和七版温病学教材将现代医学中的流行性出血热归属于伏暑范围,并以此提出伏暑后期可出现肾气大伤,肾气不固的多尿症,但均未阐明这一病机的演变过程。根据历代医家有关伏暑的论述,从伏暑的发病、邪伏部位并联系流行性出血热的特点进行探讨。认为气虚是暑邪内伏之因,而邪伏三焦膜原或骨髓可致肾气耗伤,故后期可出现肾气不固的病机变化。并指出肾气不固是伏暑后期的转归之一,流行性出血热可表现为伏暑,但不等同于伏暑。

舞末与副末

唐宋宫廷队舞中的舞末与宋杂剧中的副末有着不少相近之处,比如名称中都带有"末"字,其出场次序都在各自表演形式的末尾,他们又都是各自表演形式中的主角等等。因此,宋杂剧脚色副末应当是从唐宋宫廷队舞中的舞末发展而来的。

沈从文与《晨报副刊》

《晨报副刊》在中国报纸副刊史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扶植培养了一大批作家,沈从文就是在徐志摩任主编时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梳理沈从文与《晨报副刊》两任主编孙伏园、徐志摩的复杂关系能够使我们对一个作家与一份期刊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郭沫若归国抗战与郁达夫的奔走

从现在公之于世的史料看,为了郭沫若归国抗战,不知多少人向蒋介石游说,甚至施压,且一再催促,蒋介石才不得不点头,取消其通缉令,时间长达两年之久。综观郭沫若归国的过程,从提出到策划、到行动,郁达夫虽然不是主角,但也决不是毫无用处的配角。郁达夫在郭沫若归国过程中自始至终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这是不能否认的。

治病当疏达膜府——中医膜府系统学说之四

膜府系统沟通内外,渗灌气血津液,沟通营卫,受纳转输病邪,治病应时刻注意疏达膜府,以透泄邪气,条达气血津液,调和营卫,运药达病所。疏达膜府药宜辛苦香窜、轻灵活泼,依病因、病位、病性辨证应用。上焦宜辛开苦泄、轻扬透散为主,中焦辛开苦降,下焦辛开渗泄。病在卫表宜开腠透邪,卫表证宜辛开汗解,筋骨病佐开腠通络。里热佐发散以开腠泄热,气分热宜辛开清泄,热入营血开膜透热,虚热宜补中寓透。里寒宜辛温开宣,宣布卫气以温煦机体。痰饮为患辛开分泄,疏达膜府以散津滞和渗水湿;瘀血为患疏通膜络以行气血、开闭结。

刘绪银主任医师运用膜府系统理论辨治脑瘫

脑瘫全称脑性瘫痪,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刘绪银主任医师认为脑瘫属中医"脑痿"范畴。由三焦、膜原、腠理、膜络、玄府所构成的膜府系统涩滞则藏腑气化失常,生化不足,血涩为瘀,津停为痰,痰瘀壅塞黏附膜府膜络则膜络涩滞,精气津血输布渗灌障碍,导致上气不足、髓海不充,是脑瘫的重要基础病机。临证分阴虚髓热、气滞痰阻、痰热扰动、脑气郁滞、气虚血瘀、风痰交夹、气血亏虚、肝肾不足、髓海空虚等基本证候,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佐以芳香药、藤枝类药、虫类药,内外合治,以疏达膜府、畅通脑络,促进气血精津上输,以充养脑髓。

膜府系统的生理初探——中医膜府系统学说之二

膜分布广泛,联络周身,由三焦-膜原-络脉-腠理-玄府构成相互贯通的通道,以通为用,是通行元气、渗灌气血津液、贯通营卫的通道,能沟通内外、调节阴阳、靳固形体、屏蔽约束气血浊气、抵御外邪、护卫机体。

膜府系统的病理特征初探——中医膜府系统学说之三

膜府的病理特征是受纳邪气,转输病邪,气机怫郁,阴阳失调,渗灌障碍则津停血瘀,渗泄无度则耗伤气血津液,久病入膜则气滞血瘀而成痼疾,虚实夹杂,变化多端。

汉乐府《艳歌罗敷行》文体考论

从文体的角度审视汉乐府《艳歌罗敷行》,发现:1.乐府旧题《艳歌罗敷行》与《陌上桑》是两首完全不同的曲子,表现在歌辞形式上一个是整齐的五言诗,一个是回环重复的三、三、七这样的长短句。五言《艳歌罗敷行》是乐府旧题《艳歌罗敷行》的古辞,不是乐府旧题《陌上桑》的古辞。2.五言《艳歌罗敷行》深受汉赋影响,对话问答的结构方式、夸张失实的铺叙描写乃至罗敷的命名方式等都带有明显的散体大赋特征。五言《艳歌罗敷行》以诗为赋,主旨不过是铺陈罗敷的美貌,即便创作的动机是讽刺使君,受汉赋的影响或者说受文体的限制,这一目的显然没有完全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