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律师制度的结构性分析——以“有权获得法律帮助”为理论线索

值班律师制度法律帮助职能的立法设计与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有效参与及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应然要求存在结构性冲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明确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进而引导值班律师供给侧制度改革,而非一概以“辩护人化”了之。基于实践需求,一方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以考虑明确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构建无效法律帮助程序的制裁机制,弥合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职能与律师有效参与需求间的功能悖离;另一方面,“刑事辩护”全覆盖应为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并存的二元体系,保留值班律师提供初步、及时法律帮助的功能特性。值班律师制度理论来源于“有权获得法律帮助”,是对“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的理论发展。在辩护权利规范运行体系相对完善的背景下,应更强调国家法律援助的义务,实现辩护权利“质”与“量”的双重保障。在此理论基础上,通过完善值班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二元划分的法律援助体系,实现律师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平衡。

我国值班律师功能定位的结构性重塑

我国的值班律师制度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的出现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值班律师相关职责问题的规定不过是对之前试点经验的总结与提炼,未对其职责进一步明确与完善。规范漏洞使得学界对于其究竟是法律帮助者、准辩护人还是辩护人的身份存在争议,从而束缚了值班律师制度应有效用的施展空间。在坚定表明值班律师为辩护人的基础上,以推动刑事辩护律师贯穿刑事诉讼程序全过程为新视角,综合运用大数据技术重塑其在各类刑事案件中以及在刑事诉讼各阶段所具备的不同职能,以促进我国刑事辩护结构进一步优化。

论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保障

随着2017年10月《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的出台,刑事案件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率先在北京、上海、浙江等8个省(直辖市)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审判阶段刑事辩护全覆盖对提高我国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对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一些试点地区对辩护律师的认识还存在着偏见,刑事辩护全覆盖对律师数量以及辩护质量等方面也提出了诸多挑战。我国在今后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充分吸纳试点地区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采取消除观念偏见、逐步增加律师资源数量、稳步提升律师辩护质量、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以及探索资金来源多层次化等保障措施来逐步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

刑事辩护全覆盖视域下律师会见权研究——以侦查阶段为视角

随着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实施,辩护律师会见难的老问题再次出现。侦查阶段作为公权与私权最易产生冲突的阶段,辩护律师及时有效地介入,对于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妥善解决当前以不合法理由限制或剥夺律师会见权、会见场所硬件实力滞后以及侵犯律师会见权的救济不足等问题,对于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极为重要。

二审程序中律师会见及辩护要点研究

律师在办理第二审程序的刑事案件时,需要熟练掌握第二审程序中会见与第一审程序的不同之处,牢记二审会见的注意事项,打消被告人的顾虑,核对案情的关键情节,梳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尤其应紧紧围绕第一审刑事判决中所存在的事实认定错误、量刑不当、程序违法等问题进行辩护,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职能,维护律师的良好形象。

认罪认罚案件值班律师权利研究

当下值班律师制度饱受批评的原因是值班律师是一个配合者、“工具人”的作用,实践中值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在场权、提出意见权等权利虚置,制约了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功能的实现。究其原因在于:一是司法机关指派案件的时间与签署具结书的时间过于接近,值班律师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二是没有考虑到值班律师的经济效益;三是值班律师的准入没有充分考虑刑事辩护经验。今后,值班律师的权利设置要立足于有效法律帮助,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关键节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形式上的法律帮助转化为实质意义上的有效帮助。

刑事辩护全覆盖背景下的辩护实质化研究——以一审指定辩护为视角

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我国开展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但从试点情况来看,指定辩护律师尚未能充分行使辩护权利、有效开展辩护工作。当前,辩护质量已成为制约刑事辩护全覆盖施行的关键性因素。而影响辩护质量的原因新旧交织,不仅有试点带来的新冲击,亦存在法律援助制度的固有顽疾。一审指定辩护实质化的实现路径是确保律师有相当的时间准备辩护、推进智慧辩护建设,构建律师间的衔接机制,完善经费与补贴的保障机制以及健全辩护质量监管体系。

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修辞用语及其辩护技巧

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与法律论证有着密切关系,运用佩雷尔曼的"听众理论",通过分析六个刑事庭审案件中所包含的四种修辞用语,从律师角度出发,研究其在刑事案件中运用的修辞技巧,并得出结论:律师运用修辞技巧,能够达到吸引听众注意力,增强说服力的效果,但是律师的修辞用语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如背离法律客观性等。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实现路径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自2017年试点以来,在保障当事人的辩护权、实现控辩平等、促进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依法治国理念和庭审实质化改革的背景之下,我国的刑事辩护和法律援助水平仍然与国际社会存在较大差距,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障碍。应当建立多元主体的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模式,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保障律师的数量,探索建立律师分级制度和案件质量监督评价体系,调整资金分配及补贴标准,逐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法治水平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模式。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政策解读——由形式覆盖到实质覆盖路径探析

《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将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范围和阶段进一步扩大提前。该政策与“以审判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联系,对我国法律援助工作体系产生系统性影响,向司法部门、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新的要求。通过梳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政策产生来源、历史沿革,解析《意见》内涵,可加深对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尤其是“关注刑事审判阶段向审前起诉阶段转换”这一要点的理解。针对目前影响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实施阶段出现的各项问题,可从适度引入有效辩护理念、解决值班律师定位矛盾两个角度进一步实现实质覆盖。

论值班律师参与量刑建议的协商

研究值班律师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中,值班律师负有特殊的职责,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值班律师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内容。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值班律师履行的是最低限度的辩护服务,值班律师应实质性地参与量刑建议的形成。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形成是控辩双方的合意,量刑建议的预判性要得到裁判的保障。为了值班律师能够有效地参与、对量刑建议的形成产生实质影响,值班律师必须以会见和阅卷为基础,保障量刑建议形成过程公开与透明,争取检察官作出确定刑的建议。值班律师与被追诉人之间应形成委托关系,设立量刑协商程序,并完善程序性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