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商团对地方保护起到的作用——以江浙战争为例

苏州商团的前身是苏商体育会,辛亥革命后改称苏州商团,1922年后正式隶属于苏州总商会。苏州商团以保护本地民众财产、维持地方秩序为己责,辛亥革命期间就起到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江浙战争期间应苏州地方警察当局的邀请,并与其配合,为保护苏城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作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

治理视阈下中国行业协会商会之功能研究

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政府简政放权、治道模式变革与社会关系深调的必然产物。作为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重要力量,行业协会商会在构建新型社会结构关系、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均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对行业协会商会角色定位和职能内容尚缺乏深入研究和科学界定。为此,文章依据我国行业协会商会的生成路径和现实形态,对其共有的非政府性、中介性、互益性、会员性、自治性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厘清二者的区别,同时,结合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之要求,从经济职能、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等不同维度对行业协会商会提供服务、规范行为、反映诉求、自律协调等现实功能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整合,并对未来行业协会商会功能拓展、体制改革和制度安排等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研判,从而为我国行业协会商会良性、健康和持续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从《苏州商团档案汇编》看近代苏州商团

1906年成立的苏商体育会是苏州商团的前身,也是近代中国较早由商人创办的新型准军事团体,1912年初发展成为苏州商团公会,直至1936年2月才宣告结束。与上海和武汉等地的商团相比较,苏州商团的特点是与商会的关系十分密切,组织比较细密,规章也比较完备,是统一的一元化组织,而且发展的历史较长,虽在政治上没有突出影响,但在维护地方治安和保护商人利益等方面却发挥了重要作用。180余万字的《苏州商团档案汇编》是国内外即将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商团档案文献资料,内容丰富,对研究近代苏州商团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商团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义利之间:苏州商会与慈善公益事业(1905-1930)

苏州商会是近代中国一个较有影响的工商团体,它以"保护营业、启发智识、维持公益、调息纷争"为宗旨,在秉持"在商言商"之道的同时,并不见利忘义,取利害义,也曾"在商言善"、"在商行善",常有疏财仗义,见善乐为之举。清末及民国前期,苏州商会通过救济本地贫民、协办救火龙社与济良所等慈善公益设施、救济国内外重大自然灾害募捐赈济活动,扮演着"通官商之邮"的中介、桥梁作用,在义与利的角逐中尝试达到某种均衡与协调,既担当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也改善了商业的经营环境,实现了义利关系的最佳化。

商会和行业协会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商会和行业协会作为一种“中间性组织”,是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商会和行业协会不仅通过形成“有组织的市场”对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而且在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足以及协助国家进行经济战略管理和制定、实施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了政府、企业和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民党与商会——一例劳资纠纷案折射出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商会权利的沦丧

1927年10月,苏州铁机丝织业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资本家“放机”,并要求增加工资。在这次劳资纠纷中,国民党苏州市党部、国民党扶持的商民协会充当调解的主角,而此前具有调解商事纠纷法定义务的商会却被排斥于调节圈之外,成为党权的附庸。最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出面,罢工才告结束。本文从国民党政权建立后针对民间社团所采取的一系列控制措施切入,考察一度具有独立的司法权力的商会却丧失分内的商事调解权的缘由。文章认为,随着专制的强势国家的建立,民间社团的权力便不可避免地被削弱甚至消除。

民初苏州商会的发展演变

苏州商会作为商办的民间社团,在民国初期的一系列发展,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其具体表现,不仅仅是苏州商会能够在辛亥革命后政体变更的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地采取新的应对举措和发展措施,从而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还不断完善自身的选举制度,使商会的选举与以往相比较更具有广泛性和民主性。此外,苏州商会还积极成立商事公断处等新的机构,在受理商事纠纷方面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五四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中苏州商会的态度更加积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更加显著。

我国商会的转型发展问题

商会是由某一行业或地区的工商企业自发组成的民间社会团体。迄今为止商会的发展大致上形成了大陆模式、英美模式、混合模式三种各具特色的模式。商会一般具有利益整合功能、综合服务功能、约束自律功能、社会公益功能、政治参与功能。当前我国商会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应是建立一种兼具大陆模式与英美模式之长、而以借鉴大陆模式为主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混合商会模式。我国商会转型的基本思路应是着力推进地方工商联与官办行业性协会实现双重转型。近期内应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为商会发展提供制度空间;建立交流沟通平台与机制,充分发挥商会的多重功能与作用;加强对商会的扶持与监督,为商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部条件。

现代香港民间商会治理网络及其功能——以香港潮州商会为例

香港潮州商会是现代香港民间商会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香港进入经济转型时期,潮商也在工业化道路上进行新的探索。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潮商经济再度得以迅速发展,作为潮商商人团体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香港潮州商会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随着自身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国际性社会网络体系的初步形成以及港英政府政策环境的改善,现代香港潮州商会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其在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社会服务、参政议政等方面的功能得以突显,尤其是与港英政府良好的互动关系,使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协助政府施政的社会治理功能有所强化。

中国近代商会伦理道德思想管窥——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

中国近代商会乃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过程中催生的新式行业性组织,其形成、发展本身蕴涵着对传统落后伦理道德思想的清算。在近代伦理道德重构中,商会志士围绕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爱国与利益统一;在思想内涵上致力于中西伦理道德结合;在具体规范上崇尚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竞争、团结平等,在理想人格上努力塑造近代经济人格,并积极社会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

“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

近年来"浙江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涌现并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浙江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浙江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提升的内在需要。浙江商会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维护合约秩序和行业发展秩序,树立浙商的整体品牌;加强浙商之间的沟通合作,增强整体竞争力;为浙商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利用组织优势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为浙商发展营造有利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论菲华商联总会的成立及其功能

作为菲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 ,商总为菲华社会与菲律宾社会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贡献。本文着重介绍了商总成立的背景、经过以及商总服务菲华社会并积极促进菲华融入主流社会的情况 ,藉此让我们了解商总发端与发展的历史 ,并加深我们对菲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了解。

应对国外反倾销:民间商会不能缺位

面对国外对中国出口商品愈演愈烈的反倾销之势,有效发挥民间商会组织的优势与职能,给企业以依托, 已是打赢反倾销战的关键。因此,应鼓励和加大民间商会的建设力度,利用其特点与优势,充分发挥其职能,以在应对国外反倾销中居于有利地位。

台湾地区破产法基本制度评析及借鉴意义

因为历史和体制的原因,与台湾地区繁荣及发达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台湾地区破产法也比大陆破产法完善。台湾地区破产法不仅设计了一套严密完整的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如债权人自治制度、破产管理人制度、不诚实破产犯罪制度等,而且设计了一套体现现代破产立法趋势的保护债务人利益的制度,如破产免责制度、自由财产制度等。上述破产制度正是大陆破产法不完善甚至尚付阙如的地方。因此,研究、借鉴台湾地区破产法律制度,对于大陆破产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大数据时代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商会发展——以湖南民营经济为例

商会组织的发育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主体成熟度的重要标志,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加强对政府职能转变与商会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重大的实践价值。文章分析了大数据时代政府职能转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与作用,探讨了民营企业面临的挑战和商会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提出了湖南商会服务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近代江苏商业活动法制化途径及特色探析——以苏州商会司法仲裁为例

江苏在明清时期属于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尤以苏州为最。在近代全国普建商会的浪潮中,苏州商会充分发挥自身理案职权,运用司法仲裁模式解决各类商事纠纷,促进了近代江苏商业活动法制化发展,但因其备受来自官府的压制和阻碍,故其效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917年苏州新、旧剧团演出纠纷之考察

1917年11月苏州阊门发生了一次新、旧剧团之间的演出纠纷。纠纷产生的直接起因是旧剧团在演出中加入了时装新剧,这种新、旧剧混演的形式直接冲击了新剧团的演出市场。苏州总商会经过协商沟通,解决了此次纠纷。此次纠纷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是苏州演出市场不发达,有竞争力的戏园不多。新、旧剧混演是新、旧时代转变的一种特殊现象,也反映了当时不少戏剧界人士对新剧和旧剧的艺术本质缺乏深刻的体察。

商会承接政府职能的路径研究——以杭州商会为例

近年来,简政放权已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行业商会(协会)在政府与市场间的桥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越来越多地商会承接起由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事项。但就现状看,各地商会所承接的政府职能仅涉及人才培训、行业标准制定、综合市场建设等比较单一的职能,优势远没有发挥。这个过程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比如政府职能转移"避重就轻"、商会承接政府职能"承而不接"等。本文以杭州为例,通过调研走访,旨在加深对商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相关问题的研究,探寻商会承接政府职能的路径。

多中心治理视阙下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研究——以义乌异地商会为例

在多中心治理视阙下,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了地方治理新体系的形成。作为政商桥梁,商会是新治理体系形成并稳定的重要因素。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路径主要体现为经济服务、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对应了商会组织的经济性、统战性、社会性三种性质。以义乌异地商会为例,它之所以成为地方治理的典范,主要根源在于成功地嵌入到地方新治理体系之中并表现出良好的治理绩效。义乌异地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内部困境在于自主治理不佳,外部困境在于作为参与型治理主体有时缺乏责任性。当前,商会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地方治理新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必须加快商会和政府脱钩,推动商会承接政府职能,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地方协商治理。

论福建省异地商会的十大功能

商会是历史的产物,异地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延伸。福建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以异地商会为载体,深化其功能建设,使异地商会在凝聚闽商、弘扬历史、承接市场、搏击商海、海西先行、再创辉煌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闽商为主体的福建省异地商会已成为福建对外发展、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响亮品牌。探寻福建省异地商会的发展历程,究其"踏乾坤逐鹿商海,搏市场弘扬闽商"之道,研究认为,商会功能的完备、合理、规范、有序、创新,是福建省异地商会保持旺盛生机和蓬勃发展的不二法则。有道是"随着民间商会力量的崛起,其协调政府与企业以及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