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包干制”管理中的自主权与责任制

科研经费是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保障,有效管理科研经费是保障科研质量和效率的关键。自主权与责任制是“包干制”科研经费管理的2个基本要素,在阐述两者的内涵与关系,分析自主权与责任制之间界定清晰性、平衡稳定性、参与主体协调性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寻找自主权与责任制之间的平衡点、提高科研从业者的道德标准和诚信观念、充分有效利用先进信息技术等方面出发,提出科研经费“包干制”管理建议。

工程项目融资建设与垫资承包的比较研究

为研究工程项目融资建设与垫资承包的异同,首先对垫资承包与融资建设的含义分别进行阐述分析,然后就两者的属性及合规性等进行比较研究。建设单位是建设资金筹集的责任单位。融资建设项目的承包人既向建设单位承揽项目建设,又向其提供项目融资服务。由于承包人投资回收资金最终来源于建设单位,所以融资建设的根本属性为垫资承包。应用融资建设的垫资承包属性指导融资建设类项目的策划决策,对提高项目运作合规性、保障承包人权益、防范项目风险等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的风险规制

智能合约具备自动执行、难以篡改等特点,其在我国制度环境下存在诸多应用困境。由于数字人民币表现为加密字符串,被存储于数字钱包之中,并具有国家信用的不可变更性和保管后的不可利用性,其可通过红包抵扣消费、定向汇款与调控、预付资金管理等领域的“条件支付”,改善智能合约的应用困境。但是,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仍存在法律风险,既有法律在合约拟定环节防止智能合约滥用的准入条件、审核标准以及管理义务等方面有待完善,在资金锁定与释放环节则面临数字钱包的合法性疏漏。不过,智能合约未直接限制数字人民币的货币本体,而是通过数字钱包限制支付指令的接收和发出,因此不损害货币的统一性与法偿性。对此,应在合约拟定环节构建智能合约的准入与日常管理机制,包括审核智能合约的合法性与法律语言转化、为央行的临时性干预提供技术接口等,并在资金锁定与释放环节建立小额匿名与结构化共存的数字钱包法律定位。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贷款资金配置——基于企业逐笔贷款合约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商业银行业务转型能否破除企业融资困境值得深究。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逐笔贷款合约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贷款资金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优化企业贷款合约制定,表现为贷款规模增加、期限延长、利差降低及信用升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风险承担和缓解信息不对称优化企业贷款合约制定。进一步分析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优化效应在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因此,数字化转型不仅丰富了商业银行的微观经济效益,也为商业银行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政策研究——基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试点工作总结

创造性的科研工作是促进国家科技发展的核心,推动新时代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开展探索性科研活动是新形势下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为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率先启动经费使用“包干制”试点工作并积极推动落实。本文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收集试点过程中一手数据资料,及时了解政策改革推进情况,掌握改革成效,系统分析“包干制”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立足科研活动全链条,为经费使用“包干制”政策改进和实施提出建议,为推动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经验和决策依据。

中央地质勘查基金项目合同管理体系的思考

中央地质勘查基金自设立以来,实行“财政预算”“市场运作”管理模式,建立了项目立项、组织实施、权益管理、质量监管、成果管理、权益处置等完整的管理程序和运行体系,首次形成了以投资合同、勘查合同、监理合同为一体的项目合同制管理体系。地质勘查基金合同管理工作贯穿于项目管理全过程,为保障和促进项目运行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分析总结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合同管理现状的基础上,介绍了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合同类型、合同范本制定及合同管理流程,阐述了投资合同具有有偿使用制度创新、不与民争利、保障合作双方权益分配等特点;勘查合同体现了项目管理和监督方面创新的作用;监理合同首创基金项目“法人监理”模式等。但由于地质勘查基金体制新、机制新的特点,合同管理工作中存在合同管理意识不足、合同管理效率偏低、缺乏统筹全面的合同管理制度等问题。结合国内矿产地质勘查合同的管理特征和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合同管理现状提出了提高项目合同管理意识、建立合同管理信息化平台、完善合同管理制度等建议。

双轨制下电力现货市场政府授权合约分解优化模型与方法

在现货市场中,政府授权合约的曲线分解方式对市场不平衡资金规模与市场主体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合理分解相关合约问题亟待解决。从电力现货试点实际需要出发,综合考虑不平衡资金规模、政府授权合约分解结果、发电主体报价策略及市场出清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构建了基于博弈均衡的双轨制电力现货市场政府授权合约曲线分解优化模型与方法。该方法基于博弈均衡的思想对应建立了以控制不平衡资金规模为目标的政府授权合约分解模型、考虑政府授权合约分解结果的发电商报价决策模型以及市场出清模型,利用3层粒子群算法实现各层模型间的迭代修正,得到均衡市场个体与整体利益的合约分解结果。通过算例仿真分析,验证了在各因素互相作用和博弈均衡下,所提方法对缩小市场不平衡资金规模的作用。

双重道德风险下政府引导基金激励监督机制设计

在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行中,两个代理人与引导基金的利益和追求的目标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下都有可能发生道德风险,导致政策目标不能实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考虑双重道德风险的情形下,将激励机制、外部监督和惩罚机制结合起来,建立引导基金与两个代理人的三方博弈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研究控制和缓解代理人的道德风险的机制。研究发现:引入外部监督和惩罚机制能更有效地抑制基金管理机构的违约行为,促使其采取符合引导基金利益的行为,而且违约行为随着监督惩罚力度的增加而减少。对受托监督机构实行激励薪酬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道德风险并提高其实施监督的积极性。对受托监督机构的激励强度与其风险厌恶程度,对基金管理机构的激励强度和基金绩效波动性成反比。同时监督成本和惩罚力度对最优激励强度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研究证实了引入监督和惩罚机制对减少违约行为的有效性。同时对受托监督机构实行激励薪酬制有利于加强监管,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研究结论可以为改进和完善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提供理论和政策指导。

信义抑或合同:创投基金作为优先股股东的保护路径选择

随着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创新企业不断涌现,创投基金快速发展,优先股适用范围也日益扩大,由此产生对创投基金这一类优先股股东的保护问题。问题本质是解决优先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实现保障合法权益与避免权利滥用之间的平衡。该问题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核心争议在于“信义义务”与“合同条款优先”哪种理论依据更为适当。总体来看,创投基金向企业投资时,是一类较为特殊的优先股股东,对其进行保护时需要关注此特殊性。优先股股东控制董事会时,应选择“信义义务”路径,此时董事会对普通股股东负有信义义务;普通股股东控制董事会时,应选择“合同条款优先”路径,尽可能根据优先股股东与企业之间的合同规定保护优先股股东利益,但对于优先股股东特有的优先权,董事会不承担信义义务。

基于初设文件的固定总价合同中预备费结算办法研究

当采用初步设计招标、固定总价承包模式时,预备费用成为合同费用的组成部分,但其没有对应的工程项目和工程量计算规则,需制定合理的计量和结算办法。文章以滇中引水工程为例,梳理了预备费、暂列金额、总承包风险费三者的关系和区别,介绍了滇中引水工程固定总价合同中预备费结算规则的成功经验,也指出了结算比例动态调整难度大、风险费用无法统筹使用等需关注的问题。

持有人行为对基金管理人的隐性激励——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对持有人的申购和赎回行为给基金管理人带来的隐性激励进行了探讨。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持有人基于前期收益在申购时存在惯性行为和在赎回时存在处置效应,这两种行为通过对基金规模和管理费的影响给基金管理人带来不同的隐性激励。进一步,我们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了持有人的惯性行为和处置效应对基金管理人具体的激励,特别是持有人的处置效应对基金管理人产生的棘轮效应,以及持有人的惯性行为与处置效应合一后没能激发基金管理人去争取最高的收益率。本文的研究为完善基金契约和引导持有人理性投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基金经理人相对业绩激励契约

阐述了基金经理人激励契约模型的假设,分析了基金经理人的投资决策和委托人设计激励契约的机制.在较宽松的假设基础上,建立证券投资基金的委托 代理关系的激励契约模型,给出激励契约最优解的一阶条件,将模型推广到投资人为风险回避型的情况;并揭示在一定条件下,相对业绩报酬结构是对基金经理人的最优激励契约.

基于智能合约的可信筹款捐助方案与平台

传统筹款捐助平台的集中式管理难以满足高可信机制的需求,筹款信息真假难辨,善款流向不透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数据不可篡改、可溯源、点对点交易等特点为构建可信捐助平台奠定了基础。由此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基于以太坊智能合约的捐助方案。首先,将筹款信息和捐款交易事件等存储在以太坊区块链上,并利用保证金机制保证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可溯性;同时,阐述了该方案的架构模型,提出智能合约算法Donate代替人工操作,防止善款挪用和久未到账问题;最后,通过基于智能合约的可信筹款捐助平台验证了该方案的可行性。将所提平台与传统筹款平台比较分析,证明了该平台能安全有效地防止虚假筹款和善款挪用。

基金契约中代理问题存在性研究

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经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集中体现在基金契约中。为了激励基金经理能按照最大化基金投资者的效用行动,减少代理问题,人们设计了各种类型的基金契约。本文以一个最常用的线性基金契约为例,讨论分析了其中代理问题的存在性。

论德国高等学校科研经费筹措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德国高等学校的科研经费制度是由基本资助和科研项目资助组成的双轨制,第三渠道经费来源多样化且极富特色。德国高等学校科研经费筹措中的主要问题是:与非大学系统相比,高等学校的科研竞争力有所下降;宏观和微观方面的科研资助组织体系尚不够健全;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当前德国高等学校科研经费筹措的主要改革举措包括:逐步增加高等学校科研经费投入的数量和比例,促进地区和高等学校间科研经费投入的均衡化,促进科研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相匹配并提高使用效率。

道德风险下的最优委托理财契约研究

本文考虑在离散投资环境中,基金投资委托人与管理人之间的线性最优契约问题.在指数效用函数和管理人道德风险的前提下,将问题描述为多目标规划模型,通过运用多目标优化条件求出问题的解析最优解,即最优线性契约和最优投资组合.进一步论证表明,基金管理人的最优业绩报酬应包含部分固定费用、管理成本以及超额投资收益,同时证明了管理人的最优投资组合符合经典的两基金分离定理形式.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设计之检讨

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是证券投资基金法制的核心。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中存在有关基金契约结构的条款相互矛盾， 基金契约订约方间法律责任不明， 基金发起人充当基金契约订约方违反代理法理、并可能损害投资人权益等弊端， 我国基金契约结构设计应在明确投资基金和基金契约独特的法律地位和性质前提下， 通过修改完善相关规定， 采纳三位一体的二元投资基金契约结构模式， 即以基金管理人、托管人为订约方， 投资者为相关受益方的三位一体型态， 从而形成基金管理人、托管人为实质受托人， 受益人为实质委托人的二元结构。

我国契约型基金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上基金发起人与基金管理人为同一人,基金治理结构存在明显缺陷,致使基金运行中出现基金持有人监督机制缺位,基金托管人监管软弱,对基金管理人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弱化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不断强化基金持有人、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完善对基金管理人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从博奕角度看投资基金公司治理结构

2002年中国基金业可谓多事之秋,出现全行业亏损、赎兑风波及整体性投资决策失误,令人深省。本文从博奕角度分析囚徒困境下的基本投资决策行为,探析其经营管理机构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一些完善投资基金治理的具体建议。

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对基金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通过假设基金管理者的报酬合同为PBF合同,研究了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对开放式基金的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然后,以一个存在混合策略的博弈模型为基础,发现隐性激励使年中业绩领先的基金其下半年持有高风险资产的概率要高于年中业绩落后的基金。最后,分析了风险资产与市场组合的收益率之差、2个基金年中业绩之差、资产收益的波动率和2种激励的强度对基金选择高风险资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