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izing profits immediately:disposition effect of open-end fund investors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sposition effect, the tendency of investors to hold losing investments too long and sell winning investments too soon, by analyzing a unique data set that consists of the buying and selling positions of open-end fund investors in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investors' buying and selling behaviors a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fund performance. The reasons that lie behind such results are mainly related to the non-persistence of fund performance. When fund performance is non-persistent, investors are not clear about the future returns on funds. So, investors, especially individual investors, would have to realize the profits on hand immediately. Meanwhile, fund investors are highly sensitive to fund age and loading fees, but not sensitive to management fees charged by funds when they buy or sell fund shares.

媒体关注、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资金期限错配

为缓解企业债务“爆雷”背后的资金期限错配,文章以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媒体关注、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资金期限错配三者的关系。研究发现:媒体关注能缓解企业资金期限错配,投资者情绪会抑制媒体关注对企业资金期限错配的缓解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媒体关注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抑制管理层短视来降低企业资金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显示,媒体关注对企业资金期限错配的缓解作用在非负面媒体报道、长期借款占比低、非国有以及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论为缓解企业资金期限错配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有助于降低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更好支撑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

抱团取暖:基金团体与季末股价拉升

公募基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活跃资本市场、推动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1年主动管理型公募基金的股票持仓明细数据识别基金团体,以基金抱团股在季末前后的股价表现为视角,探究基金团体的期末业绩粉饰行为及其内在行为动机。研究结果表明,基金团体对季度末最后两天的股票超额收益存在显著的拉升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而且,基金团体更偏好于对高流动性、高估值的股票进行季末拉升。机制分析中采用大单净买入压力从订单交易层面验证了基金团体在季度末的股价拉升行为,并通过基金净流量以及处于关键排名位置的基金比例来探究基金团体季末股价拉升的行为动机,发现基金经理更多是出于职业忧虑动机,为了掩饰当期糟糕的业绩而抱团拉升股价。此外,基金团体在经济下行时期显著增加的季末股价拉升行为也从侧面支持了职业忧虑动机。研究结论为健全公募基金行业的监管机制、信息披露制度以及绩效评价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参考价值。

机构投资者的“机构化”——基于公募基金持有者结构的实证分析

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着力打造现代金融企业是证券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发展和优化的关键。然而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于公司经营治理等方面的影响,却忽视了这类机构投资者自身股东结构“机构化”的影响。选择公募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代表,研究发现“机构化”程度高的基金未来能取得更高的超额收益。为进一步分析内在机制,论文提出了“私有信息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三种假说,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不仅可以“用脚投票”,更对公募基金存在积极的激励和监督作用,对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和投资的耐心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还发现机构投资者持有的稳定性也是提高基金未来收益的关键因素。论文就金融中介链条问题展开了初步探索,为理解我国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作用提供了更多实证细节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公募基金领域的研究思路。

网络新媒介能否提升个人投资者业绩:来自基金直播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目标。本文基于个人投资者微观调查数据从基金直播的视角探讨了网络新媒介对个人投资业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观看直播购买基金让投资者更易在基金市场中盈利。机制分析表明,基金直播通过增进金融知识、提高投资分散化程度、形成止盈止损习惯、抑制追逐热点等路径提升个人投资业绩。异质性分析发现,基金直播对业绩的提升作用在老年群体、低月收入、缺乏投资经验以及落后数字金融发展地区等群体中更显著。拓展探讨发现,利用基金直播进行投资应避免过度娱乐化,关注直播内容质量和学习金融知识才是重中之重。本文对引导个人投资者科学化投资,发挥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财富效应提供了参考依据。

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与金融稳定

以2012—2023年所有的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披露的每半年度股票资产组合为研究对象,考察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特征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具有较低的业绩敏感性、较低的股价同步性且与未来盈余正相关。第二,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的下跌阶段,投资者持股期限与股票价格下跌成反比,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换手率越低),越能缓解股票价格的下跌。这说明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能够显著地稳定金融市场。而在反弹阶段,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与股票价格反弹成正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换手率越低),越能促使股票价格的反弹,进而促进公司价值回归。第三,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稳定金融的机制在于有效地缓解了市场抛售压力。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能够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基金经理,有助于机构投资者采取长期持股行为,这对促进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投资者教育管理研究

2023年我国公募基金规模首次超越银行理财,公募基金投资成为居民资产配置的重要手段。随着公募基金行业重要性的日益提升,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一系列公募基金投资相关规定落地实施的大背景下,加强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对于投资者体验、机构经营和行业发展均有积极意义。当前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工作仍存在投资者认知有待改变、机构动力不足和难以持续投入的问题。境外发达市场经过数十年的经验积累,投资者教育相对成熟,为我国的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提供了借鉴。公募基金投资者教育应当回归到以投资者利益为中心的本源,树立正确的认识、积极转变思路,不断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基金投资决策中老手与新手的信息加工差异及干预

以往的基金研究多从专业的角度构建复杂的决策模型,难以直接被普通基金投资者所理解和应用。为了引导众多的基金投资新手正确理财,我们引入“老手-新手”比较范式探寻二者投资决策时的信息加工过程差异,并探讨如何对新手予以干预以提升其决策质量。研究1通过Mouselab技术收集信息加工过程数据,发现在基金信息搜索和加工过程中,老手比新手更倾向于基于属性的信息搜索模式,信息加工的补偿性更低;基于属性的信息搜索模式有利于决策质量,但这一结果仅在新手中存在,这可能在于老手的信息搜索模式较为稳定,其变异性难以为决策质量提供解释。由于现有的理财客户端的页面呈现方式使得投资新手难以使用基于属性的信息搜索模式,研究2向被试提供表格纸来帮助他们进行结构化加工,以降低基于属性进行搜索的难度,结果发现结构化加工组被试的决策质量高于控制组。上述结果反映了老手和新手基金投资决策的信息加工特征,为改进新手理财决策提供了干预思路。

投资者结构、流动性风险与基金业绩

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压舱石,对基金流动性以及业绩稳定性至关重要。然而,关于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基金流动性风险及业绩的研究仍显不足。为充分理解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本文基于流动性风险的视角,选取我国678支开放式股票型和偏股混合型基金为研究对象,采用Fama-MacBeth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基金投资者结构对基金流动性风险及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基金资金来源中机构投资者占比上升会提升基金流动性风险,进而影响基金业绩。规模大、特质风险低、业绩好、自持比例高的基金可以有效缓解该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为机构投资者培育、长期资金资本形成以及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与支撑。

合伙制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实物分配所得税适用递延纳税政策研究

为解决私募股权创投基金“退出难”困境,证监会发布了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可以实物分配股票的试点政策。由于现有税务法规对于非清算阶段实物分配并没有设立明确的处理规定及实施细则,上海临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实物分配首单试点股票交割后相关税务问题有待解决。本文分析认为,合伙制基金投资人本身就是所得税纳税人,基金管理人将股票实物分配给投资人在民商法意义上属于股权转让,在税法意义上则需结合“可税性”理论,探讨投资人是否已获得了收益,需要承担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在现行合伙税制下,基于股票的特殊属性,投资人对于受让股票的所得税缴纳存在超额纳税和课税不能的问题。鉴于资本市场相关税制创新和合伙穿透主体的特性,引入递延纳税规则或可成为私募基金实物分配机制配套税制的可行路径。本文结合国内外已有递延纳税法规及理论,预设递延纳税在实物分配中可能的两种税务处理方案,分析认为更具可行性的是将基金所持有股票计税基础平移给投资人,投资人实际减持时纳税。

基金投资者的行为方式及其合理性——基于我国证券基金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开放式基金业绩与净申购、申购与赎回资金流的季度数据,研究了国内基金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研究发现,净申购指标与基金业绩呈显著正向关系,而基民的申购与赎回行为与业绩则是非线性关系。具体而言,对于业绩最差组的基金,其业绩越差,申购行为与赎回行为均显著增强;对于业绩最好组的基金,业绩越好,申购越多,而赎回却无显著变化。国内基金投资者表现出与股票投资者不一样的行为方式,但本文通过对赢家基金组合与输家基金组合的业绩持续性检验发现其行为是合理的。

有限理性对开放式基金业绩-流量关系的影响

首次探究了投资者情绪和“追逐基金分拆”两个有限理性因素对基金“业绩-流量关系”(performance-flow relationship,PFR)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用投资者的框架效应、锚定效应、有限关注和迎合理论进行了解释.首先,文章充分论证了我国基金投资者存在明显的业绩追逐行为,国内开放式基金市场不存在“赎回异象”.其次,发现投资者的有限理性会影响其理性行为:投资者情绪和“追逐基金分拆”不但对基金的净流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基金的“业绩-流量关系”也有显著影响;投资者情绪会增强基金流量对绝对业绩的敏感度,但是会减弱对相对业绩的敏感度,同时也会弱化“明星效应”;分拆会同时减弱基金流量对基金绝对和相对业绩的敏感度,但是不影响“明星效应”.第三,投资者情绪和基金业绩均是通过投资者的申购行为,而不是赎回行为而影响基金流量.最后,进一步论证了基金投资者对基金分拆以及情绪噪音的非理性追逐会损害其长期投资收益.

噪声理论能解释我国封闭式基金折价交易现象吗——与薛刚、顾锋、黄培清三位先生商榷

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折价交易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在西方受到深入的研究 ,因为其意义不仅在于解释为什么会存在折价 ,更重要是在于为捍卫或批判有效市场假说提供了检验的场所 ;同时也为验证到底有无“噪声交易者”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本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基金为样本对我国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折价交易现象进行实证分析 ,验证了广为接受的“投资者情绪假说”不能解释我国封闭式基金的折价交易问题。同时提出并验证这一现象可能与投资者在不同时期对基金的偏好有关。

国际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及借鉴

期货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主要有期货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证券公司或投资银行、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商业银行等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本文介绍了参与国际期货市场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特点、在不同市场投资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分析了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的类型、发展及与现货市场机构投资者及期货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为中国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投资者情绪理论与中国封闭式基金折价

封闭式基金折价问题一直是金融领域的不解之谜,中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的幅度较国外更加严重。国内已有的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理论在解释中国封闭式基金折价问题时存在着缺陷,而本文采用时间跨度更大的最新数据并进行分阶段实证研究,认为当前保险公司占据主体并采取被动投资策略的情况下,个人投资者情绪仍然会对基金折价产生重要的影响。

什么决定了基金经理的更换

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中国封闭式基金经理更换事件,通过将基金经理更换事件细分为升职、降职、正常调整和个人原因等四类子事件,分别考察了基金业绩与基金经理更换(降职或升职)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作为投资者情绪代表性指标的基金折价率变化与基金经理更换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基金公司在更换业绩差的基金经理方面具有良好的内部治理机制,三种不同的业绩度量指标均能有效预测基金经理更换(降职)事件,但是无法预测基金经理升职事件。同时发现,基金折价率和折价变化无法解释基金经理更换事件。本文还发现,基金经理更换决策中的业绩评价周期偏短,且基金经理更换,特别是业绩差的基金经理被降职并不能完全改善基金业绩。

考虑基金经理过度自信的最优激励契约

从行为金融角度出发,对基金经理过度自信情形下的最优激励契约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基金经理的过度自信水平满足其过度自信容忍度约束时,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经理获得的收入均超过基金经理完全理性时双方的收入,实现了"双赢";当基金经理的过度自信水平超过其过度自信容忍度时,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经理双方都会遭受损失,基金投资者将不再雇佣基金经理.基金经理的过度自信容忍度约束随着基金经理风险规避程度及外界影响波动的增大而变得宽松.

回报众筹中社会认同对投资者决策的作用——基于群体情绪及效能路径的分析

本文分别以两个众筹项目为背景蓝本,实证研究多元社会认同如何通过群体情绪、自我和群体效能影响众筹投资者决策。研究发现:与众筹项目内容相关的认同通过情绪路径或效能路径影响投资者行为,与众筹项目发起者相关的认同则只通过效能路径影响投资者行为,并且两类社会认同对各路径的作用是一种调节关系;投资者中就业和非就业群体的决策过程不同,群体情绪主要对非就业投资者有显著影响,效能对非就业和就业投资者均有显著影响,这证实了不同类型众筹投资者决策的"理性、感性"异质性。本研究揭示了社会认同在投资者决策过程中的影响机制,为众筹行业提供了针对不同类型投资者凸显社会认同从而提高融资成功率的新视角。

追逐明星家族基金能获得超额收益吗?——来自中国证券基金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2005－2012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证券基金市场中投资者追逐明星家族基金的投资收益情况。研究发现，投资者偏好追逐明星家族基金，但单纯地追逐明星家族基金并不能获得超额收益，非明星家族基金的投资收益率显著高于明星家族基金，因此更具投资价值。旗下基金业绩差距越大，规模越大，前期拥有明星基金的家族制造明星基金的动机越强，未来成为明星家族基金的概率更高，然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明星，其投资收益率显著低于样本平均水平。投资者应该避免被明星效应误导，选择真正的明星，中短期投资可以选择高离差或大规模的非明星家族基金，而长期投资则可选择小规模家族基金而避免垃圾家族基金。

开放式基金中渠道营销对个人投资者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占主导,其投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基金的购买便利程度以及所能获得的理财建议的影响。文章以我国2005—2014年1026只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以及货币市场型开放式基金为样本,研究基金的渠道营销对不同的基金资金流动和基金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基金的历史业绩后,渠道营销的努力程度越高,基金的资金净流入越多,基金的规模也越大;将基金类型细分后,又发现渠道营销对不同类型的基金资金流入的影响差异很大。总体来看,渠道营销对基金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增加渠道营销环节的投入,有助于提高基金的资金净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