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人为什么造土司的反:王权视角下对清末民国西南边疆的再认识

清末及民国年间川康藏区改土归流之际或之后,头人群体崛起并反对、挤压乃至取代土司是颇为常见的地方军事政治景观。受神性王权理论的启发,基于现有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及地方文史材料,本文指出土司是地方社会认知中的王,而头人则应归为百姓群体,二者属于“陌生人-王权”观念中的外来统治者与土著二元范畴。头人造反是土司制度消亡之际,边疆地区维持社会活力、寻求群体内部完整性和对外独特性的一种尝试。关于王权神圣化的讨论,本文指出土司权力受到多重限制,土司制度已经成为自上而下地容纳、调谐从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到边疆社会独特性的容器。这一重新理论化的努力,既回应王权理论中对王权危机约束机制不足的问题,也为理解边疆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治理提供历史洞见。

从“小传统”到“大传统”:改土归流对鄂西南地区社会生活的影响

改土归流前,鄂西南地区在饮食习惯、宴饮礼俗、居住习惯、婚姻形态、基层社会组织、交往方式、信仰传统、思想教育等方面已形成特有的社会形态。改土归流后,中央政权实施一系列社会生活改良措施:一是更新农业生产理念,强调生产过程管理,鼓励开塘积肥,重视水利建设,积极开垦荒地;二是规范婚姻礼仪,严禁同姓为婚、姑舅表亲、童婚等,肃清悔婚和随意结亲行为,整顿女家外戚干涉婚嫁;三是倡导祭祀祖先,提倡在居室正中奉祀祖先木主,并由绅士阶层率先践行示范;四是严禁民间巫术活动,劝诫民众切勿参与巫术活动,肃清“罗神邪教之家”,依据清律严惩巫术活动组织者和责任人;五是普及礼义教育,遍设地方官学,提倡乡里义学。这些举措推动了地方生计农耕化、社会交往扩大化、社会生活礼法化、岁时节令一体化、祭祀活动多元化发展。这一社会变迁是主流“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文化层次的动态交互关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大一统”观念的目标导向,促进了鄂西南社会生活整体面貌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全面融入更宏阔的历史进程中。

“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视域中的西南边疆及土司研究

到1820年中国疆域最终底定时,当年汉武帝所开拓的"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的边缘地带——曾相对稳定的朝鲜四郡、南越三郡已先后自立,但素来交通闭塞、瘴疠肆虐、经济文化独特、割据势力强劲,风雨飘摇一千余年的西南夷之地依然掌握在清廷之手。这是因为该区域是元世祖忽必烈龙兴之地,他在此创设行省、创制土司制以加强统治;明朝则希冀利用该地的自然与人力资源建立后方基地,以此严防北元重新占领西南,掊击其后背;清朝则为了防止蒙藏势力与西南土司势力合流、保障滇铜供应,通过改土归流等措施以强化对西南的经营。上述三朝的有力举措,辅之以明后期以降携带着耐高寒、耐瘠土且高产的美洲农作物种子的中原农民移植此地,使得素称难治的西南地区最终成为"泛中原板块"的一部分。

关于“改土归流”一词的使用

"改土归流"作为土司制度的专用语,是对历史上改土官为流官这一复杂现象的概括,已被人们所接受,而且在今天的使用中已有其固定的内涵,成为一种规范用语。因此,今天的研究者继续使用"改土归流"一词是没有问题的。

从《家谱》看改土归流后土司时期的土著居民家族建构

清朝雍正五年对湘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和平"改土归流"后,不管是土司时的家族,还是移民家族,都为了与原来的土司家族划清界限,证明本家族身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在家谱中对本家族的历史进行建构。以向氏家族为例,以民间文献家谱为资料,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可归纳出改土归流后家族历史在民间文献中的基本表述形式,再现土司制度废除后的湘西各家族的历史。

清末川康战事：川西藏区改土归流的前奏

清末川边战事近年来成为康藏研究中透视近代边疆社会变迁和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一个焦点,本文围绕清末一系列针对康区寺院(巴塘丁林寺、乡城桑披寺、盐井腊翁寺)的战事展开讨论,对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治边方略以及康巴地方实力派(寺院、土司)在战术上的回应加以分析。清末川边军事化的过程对后来康区政局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改土归流等边疆整合措施作了铺垫。与此同时,川边军事化也引发了四川经济和军事体制的改革,认识清末康区的现代性变革,也应关注四川省政的变化。

明代贵州基层社会变迁与改土归流——兼论民族沟通机制的建立及意义

明代在贵州一些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迁,新的阶层产生,民族融合逐渐成熟,推动了改土归流进程。同时在这些基层社会变迁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套民族沟通机制,加强了流官政府与少数民族的互信和互动,逐渐消除了民族隔阂,动摇了土司制度存在的基础。这套民族沟通机制对于化解改土归流后的社会矛盾,防止民族地区的社会冲突,巩固国家统一等多个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贵州农业经济发展与民族共同体建设

清代是贵州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经济形式开始有了质的变化。改土归流后,清政府统一赋税,鼓励移民进入贵州地区,积极引介农业先进技术和经验。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多元化,手工业快速发展,畜牧业和渔业规模化养殖,林业商业化等,贵州农业经济呈发展趋势,经济形式由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封建地主制经济转变,与国家经济形式渐成一体。农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贵州“内化”的进程,为清政府在贵州地区的政治“大一统”、思想意识“大一统”以及文化渐与内地“同”奠定坚实的基础。农业经济的发展对贵州地区在历史上参与民族共同体建设起到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