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自我:旗营文化空间与三多的身份认同

1650年,杭州城西落成八旗驻防营地,此举将杭州城市空间一分为二,旗人与民人则处于半隔离的社会生活状态。但在杭州旗营建设、毁灭和重建的三个阶段之间,双方始终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随着文化涵化过程的深入、驻防政策的改变及城市创伤记忆的驱动,杭州旗人逐渐发生地方化转化,显现出江南地区的身份认同,并形成了修史编志的自觉意识。正是在此背景下,杭州蒙古旗人三多立志于旗营掌故的整理,并对江南旗人的身份建构展开了思考。三多通过其组诗《柳营谣》,以文学的方式将杭州旗营的历史片段重构为一方文武兼备的文化空间,这不仅是对杭州旗营文化溯源的一次尝试,也体现了其在多元文化的浑融中,凭借特殊的旗人身份和普遍的江南文化所产生的独特的自我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考察三多出任库伦办事大臣前后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三多仍抱持着以“江南”为中心的文化视角审视蒙地风物,呈现出明显的“他者化”的文学叙事,这说明空间转移和文化记忆让三多最根本的身份认同意识回归到了“江南”,可谓近代中国民族交融和文化互动的典型例证。

明代青海疑难历史地理问题考证

青海有不少历史上疑难的地理问题有待学者考证。本文对明代"息利思沟闪古儿"地方、西宁卫所辖六千户所、南川营等今天的位置以及陕西行都司与陕西都司的关系问题作肤浅考证,以求正方家。

清代直省驻防城在其所依附城市中的历史遗存

八旗驻防制度是清廷独创的以少数兵力掌控辽阔疆土的军政制度,而驻防城则是落实这一制度的重要载体。清廷有计划地强行置入各行省的直省驻防城,尽管随着朝代更替、战事频仍、城市改造等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损毁,但其显性及隐性历史遗存至今仍丰富着其所依附城市的文化内涵。文中对21座直省驻防城(包括16座满城)的历史遗存进行梳理、发掘,不只是为城市特色营造、历史街区保护、新区建设等决策提供依据,更是为了找寻城市的记忆,让城市的历史文脉得以延续。

清代云南藏族聚居区绿营驻军体系演变、军粮供给与滇藏贸易管控

清代云南藏族聚居区绿营驻军体系的建立是国家治藏区域实践与云南省域控制的结果,入藏交通护卫与维护地方稳定是其调整与完善的目的。绿营汛塘主要布防于滇藏交通沿线,发挥护卫交通的作用。云南藏族聚居区粮食产量无法满足本地驻军粮食需求,清朝采取调拨邻近的丽江、剑川与鹤庆州县粮米与雇佣民夫运输的方式满足云南藏族聚居区绿营驻军的军粮供给需求。绿营驻军的职能是保障入藏交通安全,监督与管理入藏商旅,达到了滇藏贸易有序开展的目的。

清代太原旗营的武备

清代太原旗营以刀、矛为近身防御武器,将弓箭、鸟枪作为主要进攻武器,这与人们固有印象不同。太原城为旗营提供了更好的防卫与后勤保障条件,但长期的安逸生活却使驻防旗人逐渐丧失掉骑射本领和机动优势。针对清中期以来旗营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多位晋抚及城守尉均厉行改制,涉及改革营制、编练新军及重定饷章等内容。不过存在的弊端积重难返,改制难以取得预期成效。

明清时期永北高氏土军与滇川交通线管控模式变迁

地处滇西北的永胜县自古以来就是滇川交通线上的重要通道,为了统摄金沙江上游两岸的土司势力,加强对滇川交通线的控制,明王朝在北胜州设置澜沧卫。清王朝驻守绿营兵,设置塘、汛、哨。明清时期,滇川交通线的管控模式经历了从"卫所制度+土军协同"到"绿营兵+土军他留城堡协同"的管控模式变迁。在王朝更替过程中,永北高氏土军一直是维护滇川交通沿线地区稳定和滇川交通线畅通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