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万年间浙直水兵建置研究

嘉靖年间倭乱爆发促使浙江、南直隶沿海一带建成独立水兵。这支兵力由卫所军船与雇募兵船共同组成。浙直战场平定后,战时水兵转化为防倭常备力量。为节省经费,明朝政府采取裁减募兵、抽军补兵方式厘定兵制,使原有卫所军兵、民壮弓兵向新的体系输送人丁等。由于卫所军丁水战能力有限,相比陆兵,明代水兵更依赖招募,兵营中募兵比例逐步上升。万历年间,浙直水兵采取短募与选汰相调剂的办法,维持水兵部队额定编制与有效战力,卫所军余设法以被招募形式进入新的兵员体系。

“守备任莫重此矣”:明代凤阳守备太监职任考

成化年间,明廷在凤阳设置守备太监一职,至南明弘光政权覆亡而终止,一百七十余年中至少有二十六人担任过凤阳内守备一职。他们之中,基本来自明中央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司礼监、内官监、御马监、御用监及神宫监等衙门之中。其职责范围包括:守护皇陵、兼管皇城、看管高墙,监管罪宗、统摄军民及岁贡时鲜等。在各时期尤其是朝局的剧烈变化之下,他们的职权范围也随之波动起伏。

《土官底簿》视域下明代改土归流的时间、空间与原因探析

《土官底簿》载录有众多改土归流的事例,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土司政策和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史料。从这些改土归流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看,明嘉靖中期以前改土归流的高潮集中于正统和成化时期的云南地区。究其原因,正统麓川之役和成化吏治败坏与之关系密切。这些改土归流的原因复杂多样,反映了明代土司承袭制度的完备性和灵活性。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官底簿》对改土归流的详细记载亦暴露出明王朝的土司政策与地方施政存在较大程度的背离。

试析明代卫所武官的类型

虽然明代的卫所武官皆为世袭之职，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类型的差别，其原因各自不同。利用明代"武职选簿"档案，对卫所武官的类型划分加以考察，有利于对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进行深入研究。

论明代沿海卫所与州县人口田地的关系

顾诚提出明代行政区划体系分民政、军政两大系统,军政系统管辖大量人口田地。他用这个观点解释明初850万顷田地的统计数据,引发了对明代人口田地规模、行政区划制度的讨论。军政系统中,在府州县城外另外建城设治的沿海卫所,是否管辖原属州县的部分人口、田地?这是顾氏新解释和新观点是否圆满成立的焦点。沿海地区明代省府州县志和明清沿海卫所志的相关记载显示,明代沿海卫所户口登记中无民人,州县的里甲数量未受新设卫所扰动,卫所对当地民人实际上并没有管理权限;卫所名下除屯田外并无从州县划归的田地,而且对秋粮直缴卫所的州县田地、对城内外原属州县的旧额田地、对卫所军余零星新垦的田地,皆无管辖权。由此可知,明代沿海卫所不管辖任何本属州县的人口和田地,明代人口田地的实际规模、军政系统在行政区划体系中的地位,或可再加斟酌。

明代武举新论

为了弥补保举将才制度的不足,打破世袭制对武官铨选的限制,明朝开设武举。明代武举不是开始于天顺八年。武举制度在不同的时期对武官的铨选影响不同,弘治正德年间,武举影响甚微;嘉靖中期以后,武举的作用逐渐彰显;万历以后,武举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天启崇祯年间,武举的作用达到巅峰。虽然武举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打破武官世袭制对管事武官铨选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武举制度自身的局限和官僚集团的腐败,武举制度的推行未能对整肃武官队伍带来积极作用。因而,我们不能对武举评价过高。

元镇守建德“怀孟万户府”与镇守徽州“泰州万户府”考——兼及元代的纯只海家族

镇戍万户府为元代江南地区最常见的军事组织,其中怀孟万户府与泰州万户府分驻建德路与徽州路,两万户府不仅防地相邻,而且最高长官达鲁花赤均出自蒙古珊竹氏纯只海家族。文章介绍了纯只海家族的情况,并对两万户府的组建背景、军事长官、军事活动以及最后消亡等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

明代军屯处所及管屯公署探略——兼谈清代卫所与屯所关系及变革大势

军屯处所,是指屯田军余居住单元。明史学界相关研究专文似未见到。明代屯军起初虽按卫所总小旗编伍成军,特别强调以百户所为屯所,或若干百户所为一屯。但是在很多地方,屯军居住单元的规模小于百户所,形成若干军屯处所。从目前所经见的资料看,明代管屯百户等下屯常年督耕和定期赴屯所征收籽粒两种情况,在部分地区分别存在。已发现的卫所管屯公署即屯署的零星资料,虽难以展现明清卫所屯署的方方面面,但却凸显了明清卫所并入州县、屯所融入里甲村社、卫所军事职能渐归明省镇营兵乃至清绿营兵的趋势。从种地纳粮角度看,卫所屯军与百姓类似,加之其他因素,也就决定了卫所归并州县是大势使然。

明代卫所武官的借职制度

借职制度是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初始目的在于填补武官袭替过程中所出现的武职空缺 ,最终是为了保障武官世袭的延续。借职发生的条件在明代前期与中、后期有很大的变化。从大量的明代档案“武职选簿”中有关借职的实例看 。

从岁造任务看明代地方织造的兴衰变迁

缎匹是纻丝、绸、纱、罗、绢等丝织品的统称,历来是朝廷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明代除在南、北两京设置织染局外,又设置了23处地方织染局,主要生产供朝廷赏赐之用的岁造缎匹。通过对这些岁造缎匹生产情况的考察,可勾勒出明代地方织造的兴衰变迁过程。研究认为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江南以外地区蚕桑种植业衰落,相应地区的岁造缎匹拖欠也愈益严重,出钱到江南订购缎匹成为解决岁造的唯一出路。这种领织制的出现使江南丝织业的原料优势、技术优势进一步凸显,最终促成丝织业独盛江南的局面。

官年与限年——兼与陈长文兄商榷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一文在引用文献时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导致对科道官选拔限年的判断有失准确,万历五年科道选拔的上限是45岁,而不是38岁。该文所谓庶吉士选拔"限年之例始于嘉靖末年"的推断也不够准确,相关文献表明,至少在天顺初期就有限年的规定。明代官年现象除了减年之外,还存在增年现象,这与明代选拔科道官时对年龄既有上限也有下限的规定相吻合。庶吉士选拔年轻化倾向与官员致仕无俸禄的现实,是导致明代士人减年入试的直接原因。

明清时期苜蓿的地域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对中国古籍库与中国方志库中的苜蓿记载的考察,发现苜蓿名实的流变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面貌。即古籍记载中苜蓿名实相对单一明了,对苜蓿花色的指向比较明晰;方志中则比较复杂,出现了大量苜蓿异名,常与其他植物相混淆。其名实的流变实际上是苜蓿在中国传播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对各地方志中的苜蓿记载次数进行计量分析,可以直观地看到,明清时期的苜蓿主要分布于西北、华北、江淮等地,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西南边疆等地也有一定分布。结合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分布格局的成因:首先,明清卫所的设置与变迁使得苜蓿作为军马草料成为卫所屯田中不可或缺的经营项目,在边疆地区、漕运沿线深入传播;其次,明清灾区社会的形成促发了苜蓿的广植与利用,苜蓿成为贫苦农家的"救荒奇菜"和贫困城邑的"备荒良品";最后,苜蓿栽培技术的简易与传统蔬类成法的套用,使得苜蓿能够持续、长久、便捷地在中国传播。在清中叶后,采用苜蓿治理盐碱地已经在河北、山东普遍实施,其与其他作物的轮作原理与方法也已经颇为成熟。总之,与苜蓿相关的农艺技术已经形成体系,苜蓿的本土化和农耕化在明清时期进一步加深。

明代武职阶官化述论

明初武职具有阶职合一,位高权重,世袭罔替,犯罪难革四个特点。永乐以后,武官人员结构迅速变化,其任用方式也逐渐差委化,武职遂与权责脱离。其后武职只用于表明武官的身份等级、资格与部分待遇,从而阶官化。明朝采取署职与"以某官体统行事"两种虚授武职调整官阶与职位之间的关系;实授武职则表明武官俸级与世袭等级,两种武职与所任差委都要入衔,武官结衔从而叠床架屋。武职阶官化是明代武官制度的重大变革。

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

时势不同,文臣、武将所承担的职责有所差异,其在朝局中的地位亦随之低昂。这就牵涉到文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明代的文武关系,实与军事制度的演变桴鼓相应。随兵制变迁而来者,在制度的层面,文武关系亦发生了内在的转变:明初立国,重武轻文;中期以后,崇文黜武;一至明季,武将开始跋扈。与此相应者,则是文人尚武与武将尚文风气的形成及其勃盛,以及文武合一论的崛起。

明代“限制边茶以制之”立法及其治藏主旨——以边关将吏和茶商严厉禁约为例

“限制边茶以制之”是明朝以“以茶驭番”经济手段促使并强化藏区政治内向的重要而富有特色的政策之一。明朝无论是茶禁立法还是执法实践都恪守严惩把关将吏和茶商违禁。它的形成是与明朝整体的边疆治策和具体的治藏手段密切相关。

明清幕府人事制度新探——以“幕宾”“幕友”“师爷”为例

幕府与衙署,均属官府,却稍有差异。一至清代,幕府从临时开府转而变为专设衙署,总督、巡抚随之成为固定的地方大僚,幕府与衙署趋于合一。明清入幕之人,称谓众多。最为闻名者,当数“幕宾”“幕友”与“师爷”,通称“幕僚”,一身而兼具宾、友、师三重身份。明清私人聘请的幕宾,其职掌主要在于佐治、检吏两个层面。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凭的关系:幕主得幕宾之助以治事,幕宾得幕主之脩金以糊口。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东翁与西宾之间的关系。

明代奴仆与社会

明代前期，政府采取了有限豢养奴仆的政策，限定了奴仆数量的增长和使用范围 的扩大。由于地权的集中和赋役负担的不均，自中期后导致了基层社会体系的破坏，大量的 自耕农沦为奴仆，从而使奴仆存养现象普遍化。同期由于市镇经济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乡绅及各社会阶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介入，使奴仆具有多种类型，而各类奴仆的活动多 带有时代特征。奴仆可分为勋戚奴仆、缙绅奴仆、文人奴仆和庶民奴仆诸种类型；不同类型 奴仆的实际地位和主仆关系表现出较大差异。虽然明代奴仆的最终法定地位未能发生根本性 变化，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奴仆经济活动方式和范围的变化，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观念 的变动，江浙地区一些地方的奴仆在就学、婚姻等方面已取得了和平民相同或趋近的社会权 利，这是明代社会整体变化的必然结果。

老吾之老：明代官吏养亲问题探论

明代继承历史上官吏任职的地域回避制度,绝大多数官吏为官之地都远离家乡,由此造成"为官"和"养亲"之间的难以兼顾。在"以孝致忠"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二者之间的两难必须予以解决。移亲就养、分俸养亲和辞官终养三种措施就是明代官吏解决养亲问题的主要办法。

明朝对“达官”的管理与优遇

自永乐朝始,明廷对于来自境外的"归降者"有意识的封授武职,赐予汉姓,安插于军卫,从而形成了特殊的"达官"集团。为了安抚、拉拢"达官",使之能真正融入明朝的制度体系之中,明廷在授职、支俸、承袭、生活待遇诸多方面给予了其超过汉官的待遇。明廷对"达官"的优遇措施增强了这一特殊群体的政治认同感。"达官"历经明代军制的多次调整,却保持不变,充分显示了明廷对这一群体的肯定与信任,也是明朝军事体系包容性的体现。

高薪未必养廉 低薪必然滋生腐败——明代禁贪败北的现代启迪

从大明律看,明统治者对贪污受贿之人处罚极其严厉,但终明一代,官员贪污现像却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是品官薪俸低微,严重影响政治生活。唯有满足官员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清正廉洁的政府才有建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