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的乐论思想研究

在慧远的乐论中,他认同偈颂之声的本体地位,而偈颂之声又是建立在个体数息禅定的基础上。慧远信奉阿弥陀佛及其所居之极乐净土,因此,他通过“念佛三昧”的方式“察夫玄音之叩心听”,期盼阿弥陀佛在观想中的亲身临在并叩响人之心门,以此光照消散人心的滞情与郁结。慧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借助超验神性的力量实现对世人的精神引领。

《护国三宝偈》夏汉藏合璧考释

论文对《护国三宝偈》夏、汉、藏三种文字的文本进行了对勘研究,指出西夏文和汉文九字本当是由藏文同步译出,且翻译时夏、汉两本之间互有参考,西夏文七字本则是在九字本的基础之上缩减而成。按照西夏的度僧考试以语言分科的习惯,论文推测党项、吐蕃童行以党项语念诵该偈的西夏文九字本《守护大千国吉祥颂》,而汉人童行以汉语念诵其相应的汉文九字本《护国三宝偈》。不过,汉文九字本对个别常见藏文词汇的处理出现了失当,给人的感觉是汉译者的翻译或佛学水平可能不是太高。

偈颂涵义考辨

偈颂隶属于九分教之一,是佛典的一种重要文体,在早期汉译佛典中始终高居第二位。通过梳理早期汉译佛典对九分教的记载及佛教早期论书对偈颂涵义的解释,我们发现偈颂的内涵有一个发展变化的漫长过程。笔者通过辨析祇夜与修多罗、记说,优陀那和法句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偈颂的内涵及其内在的衍变。

《坛经》中的教学艺术初探——读禅悟教之一

《坛经》中蕴含着丰富的教学艺术资源,主要有巧譬妙喻、诗化偈颂、反诘导悟、默传意会、机锋问答和随方解缚等,有些对今天的教学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梵语《入楞伽经》中的汉译偈颂

在梵语文献中,与韵文相关的术语是比较丰富的。偈颂在佛经中运用十分广泛,一般佛教经典都包含(诗体)偈颂,一些佛教经典是(诗体)偈颂写成的。诗歌翻译作为一个高度选择的翻译策略问题。后汉、魏晋以来,佛经中的偈颂一般以中国传统的四言、五言的诗歌形式翻译,但不再强调音韵格律的严整。汉魏的佛典偈颂翻译已经出现七言诗体的形式,唐代七言诗体成为偈颂翻译的基本形式。

鸠摩罗什偈颂翻译和创作对王维诗文的影响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译经中文学性最突出的要属其中的偈颂部分。偈颂与诗歌同中有异,互相影响,其对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维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鸠摩罗什译偈对王维散文偈颂部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句式体例、语言修辞、音声韵律和内容类型等方面;同时,罗什所作三首偈颂对王维的佛理诗创作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罗什译偈、自创诗偈与王维佛理诗文创作之间存在微妙关系,印证了中印文化、文学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过程。

佛教文学文类学初探

中印佛教文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学体式和类型,如诗歌类的偈颂与赞歌、故事类的本生与譬喻、说唱类的唱导与变文等,都特色鲜明而且影响深远,在东方文学文类的发展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析石头之《参同契》及其“泯绝无寄”禅

本论的重点:一是分析石头《参同契》中“回互不回互”的对立统一观及其道家思想渊源;二是巡视石头禅系对“回互不回互”和“泯绝无寄”思想在修行实践中的运用;三是与马祖系的理论与方法作比较,指出两家思路的异同。

偈颂与赞歌——中印佛教歌诗初探

偈颂(gatha)是印度佛经中常见的诗歌体式,对中国佛教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赞颂(stotra)是在偈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诗体,主要用于赞佛。中国佛教赞歌既有印度佛教赞颂的影响,也有本土赞颂文体的继承和民间歌谣的借鉴。在印度,偈颂与赞颂都是能够入弦的歌诗。在中国,直接源自印度佛经的偈颂失去了音乐性,演变成为以说理谈玄、悟道证法为主的哲理诗,而本土色彩较浓的佛教赞歌一般和乐能唱,与印度佛教偈颂与赞颂的歌诗传统更加契合。

论宋代僧诗中的偈颂赞

宋代僧诗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偈颂赞类作品在宋僧诗中占有主要地位,此类作品源于佛经,但又不能等同于佛经中的偈、颂、赞,其主要内容是以文学手段宣扬佛教教义,其中的临终偈颂尤具特色和代表性。语言极为俚俗,形式灵活多变,是偈颂赞类宋僧诗的主要艺术特色。

试论印度佛教典籍的文体——以祇夜、伽陀和修多罗为中心

印度佛教典籍所用文体,对中印两国皆影响颇巨。印度佛教采用说唱方式弘法、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从而决定了初期佛教典籍的结构形态和文体特点,即韵、散混合体;传统所言之"九分教"、"十二分教"中,真正属于文体的只有修多罗、祇夜和伽陀;对于这三种文体的理解,历来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之处;由上述三种基本文体加以组合,遂形成了印度佛教典籍的五种文体。

宋代禅门偈赞的分类与主要题材

宋代佛教文学由于文字禅的提倡,非常注重文采,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宋代禅僧的偈赞作品存世甚多,依据创作机缘的不同,禅门偈颂可以有多种分类形式。根据禅宗史料的实际情况,宋代禅偈可以概括为开悟、说法、劝世和临终四种类型,因为这四个方面基本上囊括了一个禅僧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关键点,在这些重要场合,他们常会以诗偈形式来表达思想情感。此外,题写在个人"写真"上的"自赞"也是宋代禅偈的一种重要题材,这些禅宗偈赞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增添了独特的品种。

论“偈颂体”制约下的汉译佛经语言特征

从东汉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译佛经"偈颂体"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适应与融合的过程,从最初的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等多种句式并存发展为最终五言为主、多言并存的基本句式。为满足"偈颂体"句式要求,译经者们采取拆分词语、同义连文、虚词衬音、词语省缩等多种方式整饬文句,这种调控造成了译经中某些特殊表达形式的出现,客观上也对汉语词汇语法的发展演变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论《文心雕龙》篇末“赞曰”与佛教偈颂的关系

《文心雕龙》“赞曰”与佛经偈颂有无关系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篇终有赞”和“总结上文”两大特点是受佛教影响,还是受《列女传颂》《后汉书》“赞曰”影响的问题上。从总结功能上说,“赞曰”有总结全文、重颂要旨、重颂兴起章、重述得意之笔、别出新意等五种总结形式,其中重述是“赞曰”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这是“赞曰”借鉴佛偈的重要证据。佛偈之外,“赞曰”也受到了《后汉书》“赞曰”等史赞的影响,其句式和审美趣味等受到《诗经》的深刻影响,因此《文心》“赞曰”具有总体承续中国文学的大传统与特别借鉴佛经文学的表达方式之华梵融汇的新特征。而晋宋译经、像赞等中国佛教文学活动,则为“赞曰”借鉴佛偈提供了成熟的路径和友好的氛围。

论金代偈颂诗的诗法与禅机

偈颂诗是僧侣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阐释佛教思想和自家风气的功能,金代偈颂诗将诗法与禅机相融合,以生动的诗语、审美的意韵阐释了抽象玄奥的佛理,在创作主题取向、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展现了偈颂诗的本来特征,诗境幽寂玄淡,诗风含蓄曲折。重视运用象喻,以象通神,景理浑融。在语言表达上也呈现出乖谬性和陌生化特点。金代偈颂诗能够反复传布佛禅之理,自然达成民众之信仰。

汉译佛经偈散过渡套语“复说偈言”与“重说偈言”辨析

偈散相间是汉译佛经突出的文体特征,偈散间过度套语"复说偈言"与"重说偈言"在译经中出现频繁。从字面上看两者似乎没什么差别,其实两者同中有异。对其异同的揭示,有助于准确读懂佛经。在大量考察的基础上,从"重"、"复"的语义指向、套语的使用环境等角度探析其异同。

五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五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中土五言诗歌为佛偈的传译提供了形制,而大量五言佛偈的传译也对东晋南朝五言诗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诗歌被偈颂化现象的出现,僧人所作的偈颂似诗,出现了类似诗的翻译偈颂。东晋五言玄言诗佛玄合流了,南朝则出现了较纯粹诠说佛理的佛理诗。

论七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七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汉魏以来的七言佛偈的译入,尤其是东晋南朝大量七言佛偈的传译,为七言偈颂式诗歌提供了"通体七言"和"两句两句衔接贯连"的结构形式,加之与本时期中土四言及五言诗"隔句押韵"方法的长期共同作用,为梁代作家如萧绎、庾信、刘孝威等人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成熟的七言诗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奠定了七言诗发展的基本前提。

从“动态对等”看《坛经》偈颂的英译--以神秀惠能对偈及“五祖偈”为例

以尤金·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为视角,选取黄茂林和蒋坚松两个《坛经》英译本中的惠能神秀对偈及"五祖偈"为对比语料,分析两位译者在偈颂音韵处理、重现深意及传递意象中所呈现的动态对等的差异性。

回鹘文《金光明经》偈颂的体例程式和文体翻译

偈颂是佛经文体中最基本的构成形式之一,是古印度诗歌推广到佛教领域并与佛理相互结合的产物。文章以回鹘文《金光明经》为基础材料,对其中现存的偈颂句数和句式构成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统计和分析。汉译佛经底本主要是以四句五言和四句七言为主,转译成回鹘文后,有较大调整,大多是两句回鹘文对应底本中的一句。在文体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译后,精炼、雅洁、书面化的汉译佛经偈颂被回鹘译师赋予了自然、质朴、口语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