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对“格物”工夫的分说与会通——以“穷理”“择善”“致知”为考察中心

在不同的情境下,朱子对“格物”工夫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当立足于形下世界时,他认为“格物”便是“穷理”,其目的在于明事物“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当立足于形上本体时,他认为“格物”便是“择善”,其目的在于明自身禀赋于天的“仁义礼智”之性;当立足于本体之发用时,他认为“格物”便是“致知”,其目的在于确立“应接事物”的光明“主宰”之心。在朱子看来,“致知格物,便是择善”。因此,“穷理”“择善”“致知”三者之间名异而实同,皆可会通于“格物”。由此可以澄清朱子的“格物”工夫,既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又具有修养论的意义。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明末清初戏曲家周之标性别、交游、著述考

周之标是明末清初活跃于俗文学领域的戏曲家、出版家。周之标确为男性无疑,《吴姬百媚》记载了大量周氏与吴姬交往的细节;附于《兰咳集》出版的《古牌谱》,出自周之标妻子胡贞波之手。周之标有交游的人物多为吴地名士,其文人身份得到当地士绅阶层认可。《赛征歌集》不能判定为周之标编选,《吴姬百媚》可以判定为周之标创作的咏姬别集。周氏著述自明万历晚期始,至清顺治中后期止,在江南文士群体中造成一定影响。

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诠释

中井履轩是日本“怀德堂学派”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大学杂议》中以批判朱子注为前提,对“明明德”进行了重新诠释。在履轩的论述中,“明德”不再是表达心、性之原初状态的语汇,而成为对学者工夫纯熟后“德行”的赞美之辞;“格物致知”作为“明之”这一道德修养工夫,不再具有朱子“格致补传”所言“已知之理”“豁然贯通”的意味,而指向了一种“知行并进”的“进往”工夫。履轩的“明明德”再诠释体现出他以孟子“扩充”逻辑消解朱子“复初”逻辑的倾向,从而彰显了作为其四书学重建工作之纲领的“工夫理路的转换”。履轩对“心”与“理”关系的再认识从根本上促成了这一转换,同时也反映出以履轩为代表的怀德堂儒者不甚关心成德之先验根据的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町人基于后天经验的道德践履,在于“我”与“物”之间正确对应关系的建立。

“物”的中介性:朱熹“格物致知”思想新探

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以强调“物”的中介性以及“格物”作为一种中介活动为其根本特征。天理作为万物的普遍本体,必须要通过“物”作为中介才能被主体加以把握。“物”关涉主体的价值判断与实践,“物”与“心”基于“理”的普遍贯通而具有内在的关联与一致性,从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格物致知”作为“心”与“物”之间循环往复、交织过渡的实践活动,最终指向对于“物”在“理”之“所当然”的整体性秩序中的生成。

从“燕京学派”到“魁阁”:吴文藻社区思想的脉络演进及影响

20世纪30年代的“燕京学派”与40年代的“魁阁”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高峰,吴文藻作为奠基人,其社区思想影响意义深远,不仅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提供了动力,也对当下中国社区发展提供了许多参考与借鉴。历经吴文藻、潘光旦、孙本文、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学术推进,社区成为中国社会研究的基本场所,社区研究为中国本土化的落地开辟了一条道路。对吴文藻社区思想演进脉络的梳理,不光是对老一代社会学家的致敬,为当下社区研究提供参考性建议,也是学习、研究社会学学科本土化演进的必然要求。

“德性之知”的认知思想研究

"德性之知"是张载提出的重要概念,其内涵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体悟。张载试图用德性之知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合理性。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分别用格物致知和涵养本心的修养工夫来实现德性之知。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程朱与陆王的工夫论,可知其内在机制与宗教信仰相似。它通过强化人们对天理的信念,最终达到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体悟。德性之知具有如下认知特点:首先,它是一种为理学思想服务的认知,其次,其内在机制与宗教心理相类似,最后,它的实现需要体和悟两个过程。

《格物入门》在日本的流播

目的考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在1868年将中国出版的《格物入门》传入日本、刊刻翻刻传播的情况,了解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方法文献调研和比较研究方法。结果《格物入门》在日本有训点本、和解本等6种版本流传,目前日本各地图书馆仍有很多《格物入门》藏本。结论《格物入门》不同版本对日本科学启蒙、科学教育和科学术语的定名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包括中国对待西学的态度以及对日本的警示作用。

蒙药孟根乌苏(水银)-18味丸的方药组成考证

蒙药孟根乌苏(水银)-18味丸源于《甘露四部》,在该书中名为金-18,孟根乌苏-18方名首见于《蒙医金匮》,后代医家对其组成和用量有所调整,直至《内蒙古蒙成药标准》的颁布,使其统一而趋于固定。在不同时期药物组成有17、18、19味不同,至少出现5个不同药物组成的孟根乌苏-18方。但其中制水银、诃子、草乌、硫黄、苘麻子、决明子、白云香、木香、石菖蒲、苏格木勒、石膏、肉豆蔻、丁香、草果、红花、黑云香等16味药物是固定不变的。孟根乌苏-18味丸的药物配比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一致现象,其落差显著,单味药物配比变化较大的属硫黄和白云香,其次有苘麻子、决明子、草果、文冠木。沿用至今的孟根乌苏-18味丸与《甘露四部》载金-18方是药物组成相同的同方异名,与《蒙医金匮》和《诃黎勒晶珠解疑难经》载孟根乌苏-18方药物组成和配比均相同的同方同名。

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延展与活化——朱熹格物补传意义的再诠释

朱熹以其理学思想为旧本《大学》补“格物致知”传,延展与活化了自孔子开创、荀子接续,但却又为后世儒家所忽视了的知识论传统,使得宋代理学作为“新儒学”,在内容和形式(方法)上都区别于传统儒学,从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朱熹格物补传意义进行再诠释,无疑有助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再发掘以及中国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革新与完善。

清末国人科学观的演化:从“格致”到“科学”的词义考辨

随着西方科学的广泛传播,晚清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从清末国人使用的"格致"、"格物"、"科学"词语演变及词义差异中,即可看出当时国人"科学"观的变化过程。

儒家“仁爱”思想的三个层次

儒家仁爱思想的三个层次,涉及到用格致之学包含的科学精神实现天人合一;用纲纪学说包含的人文精神解决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用修养学说包含的宗教精神解决肉体与精神的关系。按照儒家这三种精神来解决三个方面的关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

真知格物,必成圣贤——朱子“格物”解发覆

学界对朱子学核心范畴"格物"研讨甚多,然仍有待发之覆。朱子"格物"乃成圣之学而非知识之学,它融理性、信仰、存心、实践、境界、道德、觉悟为一体,具有深刻复杂的内涵。朱子将"决定是要做圣贤"视为格物"第一义",视"至极"为格物的落脚点,主张格物非知识化学问,而是"见得亲切自然信得及"的理性信仰之学;亦非形式化学问,而是"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的实践之学。格物不仅是"观理"之方,还是"所以明此心"的存心之法;不仅是为学之始,还是"凡圣之关"的标尺。格物无需穷尽知识,"知至只是到脱然贯通处",它遵循本末、合为、理事、贯通等原则。格物作为朱子四书学的枢纽范畴,还是朱子批判佛老的利器。从圣贤之学而非认识论的角度,方能真切把握朱子格物的蕴含,这也是理解整个宋明理学的立足点。

个人观的突破与界限：论王艮的“淮南格物”

王艮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独到创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特别是格物论在今天有重新解读的必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格物论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承认个人权利与尊严的优先性，强调为保障个人权利而改造社会组织。颠覆了程朱理学的旧有传统，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刘岳云的“西学中源”论及其构建的科学知识体系——《格物中法》初探

《格物中法》是晚清"西学中源"说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作者刘岳云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搜集了大量有关科学及技术的记载和论述,把它们组织起来,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式科学知识体系,从而论证"西学中源"说,并与西学一较短长。文章分析了《格物中法》的选材和构架,并发掘其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上的意义。

论邹守益的慎独说建构

邹守益通过安顿自身生命困惑与挽救时代危机建构慎独说。他早期接受朱子学思维,困惑于朱子解《大学》格物与《中庸》慎独异问题,后得到王阳明指点才知两者可以合一,从而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与王阳明以《大学》格物统摄《中庸》慎独不同,邹守益以《中庸》慎独统摄《大学》格物,这主要因为王阳明处理朱子向外穷理的弊端,邹守益处理王阳明向内格心的弊端。当时学者致良知出现落入有或无的弊端,对此邹守益重新诠释《中庸》慎独说,主张学者须在日用常行中达到独知,挽救了学者致良知危机。邹守益建构慎独说,具有保守作风,影响了江右王门后来的发展。

明清“格物”说和中国科学的发展

明清“格物”说着重发挥程朱“格物”说的科学理性精神,在内容上大力提倡“实测之学”,广泛地吸收“西学”的成分;在方法上,它吸取了近代西方“由数达理”的思维方式,使之成为由中国古典科学走向近代科学的中介和桥梁,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和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思想基础。

关注戏剧历史,立足当下舞台——吴戈的戏剧理论述评

吴戈是新时期戏剧理论家方阵中比较重要的一位。他在戏剧本质、话剧史、小剧场戏剧、中西戏剧比较、戏剧艺术教育诸方面均有独到见解。注重戏剧历史的爬梳,又能结合当下舞台,品评作品,指点得失,寻求规律,这是他的戏剧理论的重要特色。吴戈的戏剧理论值得研究。

甲骨文中的沚■

是武丁时期一位重要的军事大将 ,他曾是商王朝的一位异姓诸侯 ,被武丁用武力征服后 ,臣服于商王朝。他活动在商王室事务中。武丁对他恩威并重 。

殷墟卜辞中的四戈与四巫

甲骨卜辞中的"四戈"即指四方。殷都内的居民依居住方位分为"四单",而"伍"是最其层的居民组织。卜辞中的"四巫"指的就是文献中的"四灵",即"四象":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