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社会阶层正向预测居民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能够有效地预测实际生育水平,它受到社会阶层的影响。基于CGSS2010至2017年数据的分析表明:(1)主观社会阶层正向预测生育意愿,这一结果在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以及多个稳健性检验中相当稳健。(2)性别平等意识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生育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主观社会阶层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异质性。(4)共同命运模型分析表明,家庭层面的主观社会阶层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生育意愿。上述发现有助于完善和丰富国内外生育意愿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并为相关生育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武则天:成因、功绩及局限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武则天的出现是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父亲男性化的培养、母亲积极性别意识的影响和确信“女主天下”预言的耦合之果。在共情伦理的作用下,掌握国家政权的武则天给同时代女性带来了福祉。反儒为束缚在伦理纲常下的女性松开了枷锁,母服制革新打破了“家无二尊”的局面,婚姻家庭制度改革有益于提高女性地位,调整政治、娱乐、祭祀活动可助力营造对女性友好的氛围。受制于封建父权制和性别阶级分化的共同作用,武则天的性别意识和行动亦有局限。父权统治的基调注定了女性的政治和社会参与会严格受限,即便特权阶级女性以实质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公领域,也难以改变社会中下层女性的处境。

家庭功能与小班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安全型依恋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基于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理论和依恋理论,选取392名小班幼儿为被试,通过问卷调查探讨家庭功能与小班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检验安全型依恋的中介效应和性别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家庭功能、亲社会行为、安全型依恋两两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安全型依恋在家庭功能与小班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性别显著调节家庭功能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家庭功能显著正向影响女性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但对男性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近年媒介女性话语的价值症候与思想根源

近年来,中国内地的媒介女性话语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价值症候,即对于精英女性的过度追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底层女性的习惯性无视,乃至恶意曲解。这种症候的思想根源在于媒介对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认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女性主义性别维度的简单放大和对于阶级维度的过度疏离。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认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规则的前提下,试图打造凭借个人奋斗就能实现女性独立的幻景,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少数女性获益与大多数女性受损。对此,我们的解决方案是重新找回阶级性的女性主义视野。

阶级、秩序和性别的三重竞争——《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出行空间”

《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出行空间”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在社会阶层、新旧秩序和男女性别方面的三重竞争。首先,书中不同人物选择或变换交通工具体现着自身阶层及其变迁。其次,苔丝第四次出行没有返回家乡暗示其人生乃至社会传统秩序已然失序。最后,工业革命背景下,女性利用新的交通工具获得更多外出或就业机会,这让她们有机会跟男性身处同一“出行空间”使得女性平等意识迅猛发展。苔丝则通过步行将自己地图化,从而超越男性的刻板期待,成为文学史上反性别歧视的先驱。更重要的是,呈现“出行空间”三重竞争的同时,哈代对这些社会变迁的态度也跃然纸上。

兴国客家方言性别词的泛化用法

从词义源头来看,兴国客家方言中的性别词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标记人的名词,如“公、婆、母、嫲”;二是标记动物的名词,如“牯、牸、雄”。这些性别词在同类泛化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外延,跨越不同的语义范畴,由有生命的物体泛化至无生命的对象。它们的语义泛化过程分别是:公/嫲:人→人→动物→植物→物;婆/母:人→人→动物→物;牯:动物→动物→人→物;牸/雄:动物→动物→人。这些性别词大都经历了语素义虚化、性别标记功能弱化的语法化过程,即以隐喻的方式,通过类推机制,以原语素语义特征为内涵,词根逐步虚化成类词缀、词缀。兴国方言性别词的泛化用法,亦折射出客家人的文化精神:万物有灵、崇拜神祇的民间信仰;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哲学意识;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道德规范等。

日常生活中的城乡、阶层和性别——家政女工身份认同与意义构建

家政工群体怎样理解自己的劳动经验和日常生活、如何界定自己的职业和社会身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借助交叉性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等视角,研究家政工群体对自身劳动经验的讲述以及其中建构出来的阶层、城乡和性别身份的变迁,检视家政女工在工作生活中如何制造和协商意义、进行文化生产。研究发现,结构性和交叉性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政女工身份认同的“新自由主义化”。但家政女工也在能动性地消解甚至反抗此类不平等,如超越市场和商品逻辑对自身劳动的社会价值赋值,还有在家庭内部对性别不平等的协商,等等。

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研究——兼论性别差异性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性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二孩生育意愿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特别地,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性别差异程度,一是随着宏观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化而逐渐缩小;二是在外出务工农村青年中广泛存在,但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三是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之间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研究结果揭示了在鼓励生育的宏观公共政策背景下,应重视微观层面的农村青年的个体阶层与幸福感需求。

大学英语课堂学习焦虑和学习成绩的关系分析

以大学生为对象,采用问卷及访谈的方法考察性别和每日学习英语的时间对学习焦虑和学习成绩的影响;学习焦虑与学习成绩的关系;学习焦虑、性别和每日学习英语的时间等变量组合对英语学习成绩进行整体预测。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皮尔逊相关系数和多元线性回归来回答研究问题;对采访的内容进行编码分析,并根据不同的类别进行编码、归类,从而提炼出主题。结果表明,性别不存在不同程度的学习焦虑;每日学习英语的时间拥有不同水平的学习成绩;学习焦虑与学习成绩相关;学习成绩可以根据性别、每日学习英语的时间和学习焦虑来预测。研究结果从学习焦虑的角度为提高大学生的学习成绩提供了启示。

大学生网络欺凌受害潜在类别的发展特点及性别因素的作用

通过对1148名大学生进行历时3年6次的追踪研究,使用潜类别增长模型考察了网络欺凌受害的独立发展轨迹和网络欺凌受害与网络欺凌的联合发展轨迹的特点及其性别差异。结果发现:(1)大学生网络欺凌受害的独立发展轨迹为3条(高受害-下降组、中受害-上升组和低受害-稳定组);(2)网络欺凌受害与网络欺凌的联合发展轨迹为2条(中受害-低欺凌-上升组、低受害-低欺凌-稳定组);(3)网络欺凌受害的独立发展轨迹和网络欺凌受害与网络欺凌的联合发展轨迹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更多卷入网络欺凌及受害。研究结果为大学生网络欺凌受害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支持和依据。

Tenement Network and Women's Social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

本文研究了20世纪早期北京城内平民区的四合院之中的贫民妇女社会网络的形成和运作。通过调取刑事案件档案,文章认为四合院房屋提供了一个性别化的城市空间,妇女以此建立、扩展和维护了灵活而动态的耐久关系网络。在这种集体关系的基础上出现了邻里网络,它仍然是个人化、个体化、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要受个人情况和目标的驱动。这种网络不是为了任何政治运动而产生,也不涉及更广泛的女性团结。然而,当下层阶级妇女处于情感、家庭或经济危机中时,四合院空间和邻里网络的存在为贫民妇女提供了一些紧急保护和缓冲措施。在改革和革命的动荡年代,这一空间网络是妇女从强烈的国家控制和经济动荡中自我崛起的重要资源。

子女代际支持行为对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的影响——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自我老化态度是衡量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变量。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探讨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的影响。控制变量中,居住地区、受教育程度、收入、健康状况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存在显著影响,60~69岁、有配偶、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健康的城市男性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最积极;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能够显著地正向影响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三类代际支持中精神慰藉对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影响最大,其次为生活照料与经济支持;就性别而言,老年女性在获得子女支持的总量上高于老年男性,女性比男性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更积极。

攻击性初中生的类别:一个潜在类别模型的应用

旨在对攻击初中生进行分类,以攻击行为特征来划分初中生。294名初中生参加了为期一年的短期纵向追踪研究,在一年中分四次完成问卷。用潜在类别模型分析了初二到初三时攻击性青少年的类别,结果表明初中生存在三种攻击类别——高攻击型、低攻击型和混合型。研究还发现相比于低攻击型,混合型攻击初中生在初二及初三中期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被“活埋者”的控诉——关于小说《蓝调石墙T》

小说《蓝调石墙T》讲述一位叫洁斯的美国犹太裔女孩,虽然有着女性的生理结构,外表和性格取向却十分男性化。因为她“不男不女”、难以界定的社会性别身份,她的整个成长历程遭到来自家庭、尤其是来自社会的性别暴力的强力干预和粗暴对待。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边缘人”世界的痛苦和渴望,控诉了刻板的社会性别分类对自由表达生命形式的暴力摧残。

女权与阶级:论曼斯菲尔德小说中的女人们

曼斯菲尔德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反映了男权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和阶级问题,主要包括富女人与富男人、穷女人与富男人、富女人与穷女人的关系。富女人有女性教育、反传统角色和维护阶级地位的问题;穷女人涉及提升社会地位和摆脱性剥削的问题;贫富女性在与男人的关系中关乎阶级和性别问题。从女权主义的多视角分析她多篇小说中妇女在教育、婚姻家庭、社会角色、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方面交织的性别和阶级问题。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性别视角的潜在类别分析

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应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存在五种代际关系类型:亲近型、亲密有间型、近而不亲型、疏离型和矛盾型,且其个体和家庭特征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老年父亲相比,老年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更亲近,但年龄越大越可能有矛盾。女儿比儿子与父母更亲密,且年龄越大关系越亲密。虽然有更多子女可以疏导代际矛盾,但是儿子数量越多越可能造成代际关系疏离。

性、阶级和狂欢化:《朱丽小姐》的新阐释

巴赫金在他的拉伯雷研究中将狂欢化用作一种批评方法和视角,奠定了文学批评的狂欢化诗学体系。狂欢化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和认识斯特林堡笔下的朱丽小姐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新视角。在朱丽小姐堕落的过程中,狂欢的氛围和情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戏剧里,狂欢暂时颠覆了正常的阶级和性别关系,但是却不能够完全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和思想,狂欢前后两种生活形态的冲突是造成朱丽小姐悲剧的根源。

西方城市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述评

从文学的城市地形学描绘、城市空间及环境研究、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观念、性别与城市再现、文学中的人群、大众与阶级形象等方面对于西方城市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加以评述,分析了西方城市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问题。认为结合社会历史批评和传统的城市史研究方法,从个体作家的文学城市地形学的研究、大都会文学地图的描绘到城市文学史的书写一直主导着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文学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城市空间、风景、生态环境受到关注,同时,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主题也成为研究城、乡二元关系和相关的文化与伦理观念的重要资源;随着女性主义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性别、人群与大众作为现代都市的主导意象受到关注,从社会学、心理学、修辞学和美学意义等视角研究文学与大众政治的关系。

影响女性阶层上升流动的社会性别因素——北京职业女性阶层流动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研究发现,不同阶层女性的上升流动经验差异明显;在争取向上流动的机会方面,女性个体较男性面临更明显的社会性别因素限制;女性个体反抗社会性别因素限制的力量有限,其“代价”也主要由个体承担;女性个体承担的“代价”对女性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负警示作用。因此,社会性别因素对女性上升流动的影响强化了落后的社会性别观念,不利于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实现。

阶级、性别与身份:民国时期“太太”的文化建构

民国时期的"太太"不仅是一种称呼,还是一个社会类别。其具有阶级、性别与身份的文化内涵:太太是上流社会男性妻子的专用称谓,这些男性包括达官贵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尽管她们受过教育、具有现代性,但是因其缺乏独立人格和国民身份,受到知识分子的批判。此外,她们仍然处于传统的社会性别权力秩序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