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的伦理风险、成因透析及治理建议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家庭传统设备逐渐被赋予新的技术架构,使其能够感知周围环境和自动决策,智能家居产品快速发展并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智能设备逐步将家庭成员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同时也衍生出伦理风险,表现为技术剧本的性别歧视、机器神话的虚无主义、家庭时间的去休闲化、家庭空间的去秘密化、万物互联的数据殖民主义等风险样态。研究基于STS视角透析智能家居伦理风险的成因,既有智能技术自在的不确定性,也有技术营销、社会环境、技术受众的因素。智能家居技术的良性发展需要构建涵盖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治理体系,实现智能家居从开发到使用的全过程治理,引导智能家居更好地为人类福祉服务。

不一样的“水浒”——间接翻译与形象构建

目标语导向下,间接翻译具有与直接翻译相同的功能,这使其成为翻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领域。本文从形象学视角出发,聚焦《水浒传》间接译本Robbers and Soldiers,探讨间接翻译如何影响中国文学与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由于中介译本的滤镜效果,间接翻译抹去了儒家传统的忠义思想,增加爱情和女性母题,给西方读者呈现出一个浸润着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间接翻译虽受到中介译本的影响,但它对中国文学文化形象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

追光动画电影中女性身体消费的伦理反思

追光动画电影中的《白蛇》系列影片是对白蛇IP的最新动画电影演绎,进一步充实了“新传说宇宙”体系的世界观,并突破了以往以男性主角作为叙事逻辑的做法,展现了动画电影中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视角,塑造了两位新型的东方女性形象。本文将聚焦《白蛇:缘起》和《白蛇2:青蛇劫起》中的女性形象,从在他者凝视下女性身体所呈现出一种被动的“完美”形态,进而在消费主义的言说逻辑之下转变为一个奇观化的赛博格“女战士”形象,再到情感伦理中对于自身情感需求的探索和女性身份的再建构,从而达到在性别伦理之下关于女性身体的消费性书写。电影中的女性身体从他者、自我等多个视角展现了对于女性身体消费的伦理反思,从而凸显了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语境中女性如何突破传统的叙事框架,去寻求自身价值的深层含义。

跨性别技术的伦理困境

跨性别技术作为能够实现跨性别者身心统一的性别特征的医疗手段,其在诞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伦理困境。主要囊括前提意义上的存在困境和后置水平上的运作困境,具体表现为存在的合法性、风险性以及运作的可获得性与限制性。这些困境的显现造就了技术之“真”与伦理之“善”的嫌隙,启示社会要从个人层面上的心理建设、社会层面上的大众科普以及制度层面上的规范运行来帮助跨性别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伦理意义上的“在一起”。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武则天:成因、功绩及局限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武则天的出现是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父亲男性化的培养、母亲积极性别意识的影响和确信“女主天下”预言的耦合之果。在共情伦理的作用下,掌握国家政权的武则天给同时代女性带来了福祉。反儒为束缚在伦理纲常下的女性松开了枷锁,母服制革新打破了“家无二尊”的局面,婚姻家庭制度改革有益于提高女性地位,调整政治、娱乐、祭祀活动可助力营造对女性友好的氛围。受制于封建父权制和性别阶级分化的共同作用,武则天的性别意识和行动亦有局限。父权统治的基调注定了女性的政治和社会参与会严格受限,即便特权阶级女性以实质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公领域,也难以改变社会中下层女性的处境。

黑格尔“家庭”伦理思想中的性别问题探析--以《法哲学原理》为契机

探讨黑格尔“家庭”伦理话题,其性别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黑格尔“家庭”伦理思想中的性别关系,可以概括为:其一,静态的男性/女性的性别二分对立关系。立足现代性父性哲学视域,构建作为女性“他者”的家庭伦理共同体的自然存在,形成自我与“他者”根本对立的格局。这种对立的现实形式为:神的规律—女性—家庭—自然伦理共同体,人的规律—男性—社会—国家普遍伦理共同体,男女性别呈现为等差性对立;其二,动态的男性/女性作为“对立物体”,女性客观上从属于男性的相互转化统一过程;其三,女性—家庭—神的“否定性”存在。其深刻的政治哲学意义在于揭示了“国家”这个普遍实体存在,遭遇“他者”解构的必然性和永久持存的不可能性。客观上预判了作为“他者”的女性哲学时代到来。

宗族社会的女性叙述与性别伦理--以漳州民间故事为例

漳州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存在四种基本类型,即贞洁者与依附者、“神性”与“中性”之人、两性和悦相爱相长的女性、既定秩序的反叛者与反抗者。这些形象类型及其背后的多元性别意蕴表明,健全社会的两性关系,在男女尖锐的性别对抗的偶见现象之外,还存在稳定的走向相爱相长的基本模式。因为讲求关系和谐与宗族情感的中国传统社会,很难孕育出普遍化的性别对抗,而每一个故事文本中的性别伦理,都是由故事原语境中的性别意识、故事讲述者的性别观念、读者或听众持有的两性立场所“层累”而成的三元矩阵。民间故事中的性别对立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后来的故事讲述者、听众自身所赋予的。更深入的研究要求我们摆脱狭隘的二元论性别对立思维,剖析故事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故事生产者那里被不断建构、传播所铭刻其上的不同意义层级,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社会形态与文化语境的故事阐释与文本分析模式。

祖辈的育儿支持策略及其运作机制

以多子女祖辈与青年子代的育儿互动为例,对祖辈的育儿支持策略及运作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青年子代性别结构构成祖辈育儿支持实践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儿女双全的性别结构下,“儿子优先”成为祖辈的实践原则;在多个儿子/多个女儿的性别结构下,“紧迫性”成为祖辈育儿实践的原则。而“情感共通”构成祖辈育儿支持实践的有效运作机制,它使得祖辈的育儿支持实践获得了子代的理解,并由此消解了家庭矛盾。养老预期、“父母心”等代际伦理与兄弟姐妹“相互扶持”的代内伦理构成了这一机制的文化伦理基础。在女儿养老贡献日益凸显的情境下,祖辈的育儿支持策略及情感共通机制运作的伦理基础可能发生某些变化,由此,可能引发祖辈育儿支持力度和家庭资源分配结构的调整,并出现女儿优先的境况。

产前诊断中的伦理问题

产前诊断是胎儿染色体异常产前检测的主要手段,也是临床咨询的"金标准"。然而该方法多为侵入性的,具有一定的风险,且检验结果具有内容的多样性和解读的复杂性,临床处理要根据多方面的因素来综合评估,因而涉及许多伦理问题。就产前诊断临床实践,如咨询环节、孕周及胎儿异常类别、性别检测、操作过程、辅助生殖技术受孕者等方面所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以便更好地指导临床工作。

性别伦理美学——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批评的新方向

性是伦理审美的一大障碍,二者难以调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关于性的种种沸沸扬扬的纠纷,往往由伦理学而起。把伦理学纳入审美的视界,便给性别审美某种让步。这不仅拓展了审美的范畴,也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批评提供了新的方向。

当代伦理学的新发展:女性主义伦理学评介

女性主义伦理学是当代伦理学中反主流规范伦理学中的一支。它将女性身份作为反思西方社会生活的一个符号代码,试图以性别分析方法剖析伦理学领域内性别权力的运作,以结束使女性受压迫的伦理意识和谋划,达到更合理的对伦理道德的理解。同时它批判了规范伦理学的普遍主义理论体系与论证方式,质疑了主流伦理理论的基本预设与价值建构。女性主义伦理学探究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代伦理学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中,女性主义的探究为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

论女性自画像中的性别再现视角与伦理矛盾

对自画像的关注与思考可以让我们切入社会文化问题的各个层面,包括性别再现问题层面。自画像是对人的自我呈现结果的记录。女性自画像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样式,具有独特的形象性和蕴含性,对于人们思考性别问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艺术家在自我形象塑造、人际关系表现和表达途径尝试方面的独特追求。女性艺术家在自我描绘时与镜子之间建立起的特殊联系及其对此的反思,成为理解女性主义思想观念的重要途径;而看与被看、出场与缺席、肯定与否定等悖谬关系中所蕴含的性别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以及对男女两性关系的全方位思考,则更加凸显了女性自画像研究的社会文化意义。

非医用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性别的伦理思考

对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PGD)性别的非医学用途,尚有很多争议。从伦理学角度考虑,非医用PGD性别选择存在文化差异,在亚洲一些国家可能会引起人口性别比失衡以及性别歧视等,在西方一些国家可能不存在类似问题。

反叛与倚重:红色经典对传统性别伦理的双重态度

红色经典与传统性别伦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错位对接关系,既大胆反叛传统性别伦理,又难以逃离其内在制约,"反叛"从话语层面应答了人们的创新求变需要,"倚重"从心理深层认同了人们的古老信念。这种反叛与倚重的双重态度正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成长历程,同时也是红色经典能够被经典化的根源所在。

当代大学生网络利用及网络伦理的性别差异分析

目的了解当代大学生网络利用及网络伦理影响的性别差异。方法调查采取整群随机抽样原则,调查男生382名,女生644名;运用χ2分析和多重对应分析方法,比较不同性别大学生在网络利用及网络伦理方面的差别。结果男女大学生在网络利用、网络成瘾症状、网络事件的态度评价、网络伦理影响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结论应根据大学生的两性差异,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网络伦理教育,以提高高校德育的效率和效果。

由“男尊女卑”到“男女平等”:“十七年文学”中两性伦理观的嬗变

"十七年文学"中两性伦理观的转变主要有:在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方面,由"足不出户"到走出"闺房",女性开始从家庭走向社会;新政权的建立、新《婚姻法》的颁布,为女性追求自由婚恋提供了外部保障,传统包办婚姻形式被打破;传统贞操观在新旧政权交替过程中受到严重冲击,但"牌坊"的倒掉也必须符合阶级斗争的原则;一种"互帮互助"的新型夫妻关系,开始取代"夫唱妇随"的旧秩序,传统家庭格局逐步瓦解。至此,政治挂帅下的"男女平等"颠覆了传统"男尊女卑"的伦理秩序,并呈现出两性性别特征趋同的倾向。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性别选择的伦理辩护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是在胚胎植入子宫前进行遗传学检查的新技术。它可对植入胚胎进行性别选择,从而引发了会增加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担忧。通过对PGD性别选择伦理风险的分析,指出其用于医学需要时不会对性别比造成危害。但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医生、患者及社会全体人员共同参与,避免该技术用于非医学目的的需要。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女性特质

女性主义法学家认为男女两性具有性别气质差异,并通过对社会性别和关怀伦理学的研究,提出了女性化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从而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独特的女性风格,而以上女性特质恰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某些传统相符。中国古代司法具有反形式化的特点,传统法官的思维是一种实质性的思维,这与女性主义法学家所提出的女性法律方法中实际推理方法所体现的注重实质正义的特征相吻合。传统法律文化以和谐为宗旨的特点也与女性注重维系关系、强调关怀的特质相符。而中国法律文化的儒家学说与女性的关怀伦理学更是有很多契合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女性特质,而此一特质仍然具有现代性。

民众两性伦理意识探微——以耿村民间故事文本为对象

与正统的伦理观一样,民众的婚恋观仍是以“道德之爱”为统领的。民间故事中所反映的两性伦理一如其代际伦理,基础还是经济或者生活的需求。“知恩/报恩”是民众理想的婚姻达成方式。它被认为是抵御“功利型”婚姻的情感基础。但实际上由“知恩/报恩”维系的婚姻与“功利型”婚姻的差别并不大,二者都不依赖夫妻双方真正的交流,都只局限于“身体化”关怀的层次。因此它们不能彼此否定。在伦理形态上,二者是同一逻辑的两个方面,前者并不比后者优越。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的性别伦理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主要通过三个途径维系与强化不平等的性别伦理,即男女空间的内外区隔、"看不见"的女性空间、以祠堂和贞节牌坊为代表的女性教化空间。传统建筑以区隔内外、分隔男女为主要手段的空间规训机制,一方面实现了建筑与空间对女性身体、女性活动的控制与限制,另一方面则实现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权力格局,并以物质标识的方式彰显了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