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中的社会性别因素--基于个人所得税视角的考察

税收政策对于不同性别群体具有影响差异,税收政策中的性别影响分析是税收精细化管理和性别平等的重要内容。本文以个人所得税为研究重点,分别从税前扣除标准、独立申报与联合申报、劳动供给影响等方面,考察了个人所得税政策的性别影响差异,对促进现行税制的进一步优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

论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母职双重税赋”

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加剧了女性工作-家庭的矛盾冲突,引发了就业率和生育率的同步降低现象。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市场经济与家庭支持政策缺场的叠加,可能进一步激化女性就业与育儿间的矛盾。通过"性别-母职双重税赋"分析框架,探求其形成的内在基础,提出该分析框架的9个命题,分解"性别税"和"母职税"独自和共享的作用机制。未来研究需进一步丰富并完善本分析视角,整合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材料,多角度、多层面地对该分析框架加以检视、修正与完善。

子女性别与家庭住房资产

中国家庭较高的住房资产占比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婚姻市场竞争性的角度对其成因进行探究,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子女性别对住房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婚姻市场压力下,育有男孩及男孩数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家庭风险厌恶程度,有男孩家庭的住房资产占比相较于无男孩家庭提高了1.42%,而每增加1个男孩可使住房资产占比提高1.25%。此外,利用第一胎子女性别进行内生性识别和考虑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解释我国居民家庭过高的住房资产占比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当前住房投资过热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生育政策和开征房产税等措施,减轻性别失衡对住房持有的推动作用,避免房地产市场过热。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个人所得税改革

个人所得税改革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但从国际经验看,个税的综合课征会存在一定的性别影响,具体体现为女性可能更多选择"不工作"或"兼职"、削弱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降低女性的非工资性收入比例等。在各国税制改革中,分别采用了适度降低最高税率、简化税率级次、调整税前费用扣除政策等措施,以激发女性投身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就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而言,可以从合理确定纳税申报主体、精简税率级次、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完善费用扣除政策等方面加以谋划。

社会保障税的性别敏感分析——基于税收政策中社会性别因素的考察

税收政策对于不同性别群体具有影响差异,甚而会产生隐性或显性的税收性别歧视。从男女退休年龄、再分配效应、劳动供给影响等方面考察社会保障税政策的性别影响差异,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保障税制设计的进一步优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

基于个人所得税递延政策的养老金性别不平等研究

文章基于指标模型构建和数据模拟,从替代率与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两个方面研究了个人所得税递延政策实施前后的养老保险性别不平等问题,并通过参数敏感性分析考察了退休年龄、企业年金个人缴费率与工资增长率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人所得税递延政策实施后,各性别群体、收入群体、退休年龄女性群体的替代率水平均有所下降,而养老金收入对比系数上升;该政策的实施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延迟退休年龄和提高企业年金个人缴费率会提高替代率水平,而提高工资增长率会降低替代率水平,但这三种因素对养老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由此,提出选择先延迟女性退休年龄,再进一步延迟男性与女性退休年龄的渐进式路径,完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减轻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等建议。

“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

文章借助"性别—母职双重赋税"理论框架和Heckman选择模型技术,探讨18～39岁男女两性在职场机会、过程和回报方面的差距。结果发现,性别之间、性别之内、母职与父职之间都存在差别。在职场参与的不同环节和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重税"呈现出3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就业门槛主要由性别—婚姻驱动,职场中断由婚姻—生育驱动,酬薪由性别—生育驱动。在传统观念有所强化和结构环境更为逼仄的背景下,生育政策的解缚将增加女性生育事件的发生次数,使她们面临更大的职场困境。通过家庭友好政策、企业分担社会责任、媒体广播平常育儿心态等手段来减轻"性别—母职重税",帮助有(连续)就业意愿之人实现理想,或许可形成从"重税"到"多赢"的转变。

中国社会性别预算改革的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基于焦作试验的考察

在性别预算的焦作试验中,结合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探求了其自主推广的路径选择。中国的性别预算改革面临着政策执行效力不佳、公民参与能力有待加强、性别预算分析工具不够完善等问题。就未来发展而言,应从地方试点的推广做起,逐步拓展性别预算的应用范围,并探索性别预算与当前深化财税改革的有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