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家庭”的父母协同教养及其影响因素

在“二孩家庭”中,父母协同教养因儿童出生顺序产生差异,长子女的父母协同教养质量在次子女出生后先下降后回升,次子女与长子女的父母协同教养存在高相关,证实协同教养指向特定儿童,且家庭子系统间存在相互影响。在父母协同教养的影响因素方面,难养型儿童是父母协同教养的风险因素,父母性别角色信念、婚姻质量均与“二孩家庭”的父母协同教养有关。今后可基于“二孩家庭”父母协同教养的影响因素模型,关注我国生育政策所造成的生育间隔过大在父母协同教养中的作用,从进化心理学视角考虑“二孩家庭”的父亲协同教养,考察亲子依恋、同胞关系、社会支持等其他关系系统对父母协同教养的影响。

体育活动预测大学生性别角色发展的研究——基于昆明高校的数据

目的:针对“男性女性化”话题进行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探讨体育活动与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方法:对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的大学生发放《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50)和体育活动调查表,回收有效问卷1 030份。通过交叉表卡方检验对体育活动的每次平均持续时间、周运动频率、运动强度等是否对性别角色的表现形式有统计学意义进行检验;然后将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纳入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以确定体育活动的各要素及其水平是否对性别角色的表现形式起到预测作用。结果:交叉表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每次运动持续时间、运动频率和运动强度对性别角色的表现均具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未分化的性别角色,与每次运动持续时间小于30 min、每周1次的运动频率、无汗和微微出汗的运动强度相比,在男性化和女性化模型中,除了每周2~4次的运动频率对男性化具有正向提升之外,每次运动持续时间、运动强度、运动频率等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双性化模型中,大于60分钟的运动持续时间、更高的运动频率、出汗较多和大汗淋漓的运动强度对双性化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体育活动的每次持续时间、周运动频率、运动强度等都可能是影响性别角色发展的重要原因;每次1小时以上、高于每周1次的运动频率、出汗较多的运动强度,都是双性化性别角色的有效预测变量;可以通过体育参与的情况对大学生的性别角色进行初步的判别,或通过大学生的性别角色来初步判别其参与体育活动的可能性。

全面两孩政策后性别角色态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人口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自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呈下降态势。基于此,文章使用CGSS2017年、2018年与2021年数据,考察了2016年中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性别角色态度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情况。除了基准回归外,还考察了夫妻相对收入水平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以及在不同人群中性别角色态度对生育意愿影响的不同表现。研究发现,性别角色态度趋向平等显著抑制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再生育意愿,且对三孩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程度大于二孩生育意愿。边际效应分析显示,性别角色态度趋向平等会增加不愿意生育小孩与只愿意生育1个小孩的概率,降低愿意生育2个及以上小孩的概率。夫妻相对收入水平在其中的调节效应显著,具体而言,“男强女弱”的家庭收入模式强化了性别角色态度趋向平等对生育意愿与再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此外,男性、农村居民、“90后”的性别角色态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更大,随着受教育程度提升、家庭经济水平提高以及社会阶层认同变高,性别角色态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大小分别呈倒U型、倒U型与U型变化。最后,针对现阶段性别角色态度趋向平等会显著抑制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这一矛盾的客观现实,提出了提高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政策建议。

社会性别观念对育龄群体离婚风险的影响

在中国,婚姻是生育的前提,在目前国内人口负增长趋势明显的严峻形势下,婚姻稳定性一直受到学界关注。本研究使用2012年至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构建社会性别观念指数,探究了社会性别观念对于育龄群体离婚风险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不同性别、已育和未育群体间影响的差异,且进一步分析了生活幸福感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会降低离婚风险,这一影响在女性和已育群体中更为凸显;另外,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除了直接降低离婚风险外,还会降低育龄群体的生活幸福感,从而增加他们做出离婚选择的可能。

小学生性别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市S小学的实证分析

儿童时期是性别意识形成、性别认同型塑的关键时期。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向C市S小学521名小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并结合对家长、老师和小学生的访谈和观察,探索小学生性别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小学生整体上的性别认同程度比较高,女生的性别认同高于男生,3年级是小学生自我性别认同的关键期。从影响因素来看,个体认知是影响性别认同的主要因素,家庭承担性别认同教育的主体责任,学校是性别认同型塑的重要场所,大众传媒也是不可忽视的长期潜在影响因素。

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性别差异:认知风格与性别观念的影响

通过将多维性别界定为生理性别、大脑认知风格和性别角色三种维度,以2018—2019学年736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可探究多维性别对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代表社会性别的大脑认知风格和性别角色对于大学生创造性思维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性别角色在生理性别与大学生创造性思维间存在显著中介效应,双性化性别角色的中介效应值最强;(3)大脑认知风格在生理性别与大学生创造性思维间存在显著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受到双性化性别角色的调节。基于此,家长应鼓励幼儿阶段的孩子进行多样化性别表达,避免在早期用性别刻板印象限制孩子性别角色的多样化发展;建议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为学生们提供有利于个人性别角色多样发展的环境,营造更为平等友好的性别文化氛围,支持他们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多样化性别表达,使双性化性别角色的人格特质得到进一步发展,进而最终实现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提升。

认同或重塑:社会性别角色对女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研究

女性创业对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女大学生作为高素质女性人才,其创业意向的提升能够有效扭转女性生存性创业的局面,推动社会创新发展。创业意向的性别差异一直存在,社会性别角色被认为是影响女性创业意向的重要因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22名有创业意向的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性别理论建构分析框架,在女性主体性视角下探究社会性别角色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及其自我调适策略。研究认为:女大学生的创业意向是其主体性建构的结果,自我实现与创业结果预期的价值拟合是女大学生产生创业意向的起点;不同环境中的社会性别角色感知是女大学生产生创业意向的扰动项,女大学生通过社会性别角色的自我调适推进创业意向的建构。研究结果不仅可以丰富和拓展高等教育与女性创业的相关研究,也可以为高等教育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启示和建议,以更好地支持和鼓励有创业意向女大学生群体的发展与教育。

性别刻板印象的变与不变?来自内容、方法与影响的证据

性别刻板印象作为一种社会认知,是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属性和行为的普遍信念。在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下,研究者通过传统方法(过去-现在-未来评价范式、横断序列设计、横断历史元分析)和新近技术(词嵌入)探讨了性别刻板印象变迁。虽然有少许研究声称性别刻板印象未随时间发生变化,但大部分研究基于社会角色理论,都支持性别刻板印象已随时间发生变迁。变迁模式主要表现为:认为女性在男性化特征(如能动性)上不断增长,而男性在女性化特征上(如共生性)可能有所增长。这些变迁对缩小经济上的性别差异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可能会给家庭和健康带来消极后果。未来研究应在多学科交叉、多方法融合的基础上,以细化方式、网络视角去考察性别刻板印象变迁,尤其要重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该主题的探究。

“好父亲”的社会建构——基于“情境—身份”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境—身份”分析框架,以15个家庭父母双方的访谈资料为基础呈现当代中国社会中“好父亲”的建构过程、机制及后果,结果显示:在父亲身份可能被唤醒的交往情境、抚育情境及消费情境中,“好父亲”的社会建构表现为父亲身份与抚育者角色和家长角色的聚合以及与消费支柱型角色的偏离;由于缺乏结构层面的角色模范,行动者层面的父亲身份建构呈现出个体化与模糊化特征,“好父亲”的展现严重依赖于母亲的配合表演。上述发现有助于将“父亲身份的社会建构”带入家庭与性别社会学的研究中心,还为理解当代社会的性别平等进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爱弥拉姑娘的爱情》

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女权主义的第三次浪潮,由西方国家逐渐蔓延至全球。它倡导的是一种更加整体和相互关联的世界观,强调人类、自然及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平衡。王蒙的新疆题材小说既有着根植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汉文化思想的辐射,同时又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达成了某种默契。他的作品既关注女性的命运,同时又表现生命与自然的互动。该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爱弥拉姑娘的爱情》中爱弥拉姑娘的故事进行剖析,试图探讨王蒙在创作中流露出的平等和谐的生态女性主义观,以及生态环境、性别角色和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个体的身份和行为。

高质量家政教育助推角色自由与女性解放

当前,中国需要完成从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的转变。职场潜规则、就业面狭窄、工作、家庭难以两全等依旧阻碍着女性解放的步伐。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就需要破除这些不平等待遇。这些不平等待遇主要源于女性在家庭、社会角色上的摩擦以及这些摩擦带来的家庭、工作冲突。因此,探寻缓解摩擦的手段和办法是现阶段中国女性解放的关键。家政教育作为沟通家庭与社会的桥梁,是化解家庭-工作冲突的润滑剂,是实现女性角色自由的重要手段。大力发展家政教育,实施家政观念、家政教育的革命性变革,是助力现阶段中国女性解放的必由之路。

民族传统体育参与中女性角色的变化——基于“撒尔嗬”的个案分析

文章以“撒尔嗬”的女性参与实践为个案,考察女性在民族传统体育参与中的角色变化。研究发现,女性在“撒尔嗬”参与中经历了从“缺场”到“在场”的角色变化,这种角色变化呈现在参与人数、参与行为、多元角色扮演3方面。但女性角色转变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来自社会、文化制度和观念等方面带来的阻碍,为获得“在场”角色,女性在性别关系下进行了性别权利、性别分工与性别文化的博弈与协商,动力与阻力同时存在。

城市出口扩张与个体婚育行为

本文利用外国进口需求来刻画中国城市的出口扩张,再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和中国人口普查1%随机抽样数据,考察了城市出口扩张对个体婚育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出口扩张显著降低了个体结婚和生育的发生比,导致婚育水平下降。分样本检验的结果表明,出口扩张导致的婚育水平下降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东中部地区的个体以及女性、中低学历、初婚年龄及高收入个体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女性经济实力的增强及个体婚育观念的转变,是造成上述结果的重要渠道。

女同性恋内化同性恋嫌恶与自我概念清晰度的关系

目的:考察女同性恋内化同性恋嫌恶与自我概念清晰度的关系,并探索性别角色冲突及孤独感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选取女同性恋510人,采用内化同性恋嫌恶量表(IHS)、性别角色冲突量表(GRCS-SF)、自我概念清晰度量表(SCCS)、孤独量表(UCLALS)调查。采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模型4检验性别角色的中介作用,采用模型14检验孤独感的调节作用。结果:IHS得分与SCCS得分呈负相关(r=-0.11,P<0.05)。性别角色冲突在女同性恋内化同性恋嫌恶与自我概念清晰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09,95%CI=-0.13~-0.05);孤独感在女同性恋者的性别角色冲突与自我概念清晰度之间起调节作用(B_(simple)=-0.17、-0.30,P<0.01)。结论:本研究提示女同性恋者的内化同性恋嫌恶与自我概念清晰度相关,性别角色冲突在其关系间起中介作用,孤独感起调节作用。

互联网对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庭分工的影响

性别平等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促进性别角色观念和性别分工平等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教育等影响因素相比,互联网在信息、知识和文化传播及共享方面独具优势,可能在“男外女内”等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向“性别平等”现代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观念常常主导行为且考虑互联网的经济效应,互联网的发展也可能促使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发生变化。性别角色观念和家庭分工趋于平等不仅有助于缓解女性遭遇的工作-家庭冲突,也将减轻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给男性带来的压力。本研究利用“宽带中国”政策准实验,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互联网对性别角色观念和家庭分工的影响。一方面,从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变来看,互联网能够显著促使个体形成现代性别角色观念,使个体在能力、职业权利和家务等维度上的性别角色观念更加平等。对女性和男性分组回归发现两者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均持有更加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并且男性受到的影响更大,意味着未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深化可能在更大范围上缩小男女性别角色观念差距。进一步分析主要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拓展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渠道,促使人们接触和了解更多有关性别平等的信息,增加了人们对性别平等的关注度,进而影响人们的性别角色观念。另一方面,从家庭分工的变化来看,当前互联网在改变性别角色观念的同时对家庭分工的影响仍然有限。尽管妻子的工作时长相对于丈夫有所增加,但夫妻家务时间配置即家务分工未发生显著改变,“男主外”已松动而“女主内”依旧稳固,这可能加重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上的负担。进一步检验表明家庭分工的转变仍受到传统社会规范和相对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与较多受到传统社会规范约束的地区、丈夫相对资源较多的家庭相比,在较少受到传统社会规范约束的地区、妻子相对资源较多的家庭中,妻子的工作时长相对于丈夫显著增加。在互联网的作用下,性别平等观念得以被广泛接受且男女性别角色观念差距减小,然而性别分工平等进展较为缓慢,性别平等实践任重道远。

教育婚姻匹配对父母育儿分工的影响研究

育儿分工作为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面向,不仅影响夫妻劳动参与、婚姻质量与儿童发展,对家庭生育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教育扩张进程的推进,中国教育婚姻匹配模式逐渐发生改变,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针对育儿分工的协商互动也随之变化。文章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学年追踪数据,使用分数响应回归模型,考察了青少年家庭中父母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对各类育儿活动分工安排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父母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对照顾子女日常生活起居的分工安排影响较为有限,母亲的投入时间始终多于父亲。其次,辅导子女功课学习的分工安排受到父母教育婚姻匹配模式的显著影响,由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的一方主导,但双方受教育程度相同时,母亲会付出更多时间。最后,在男高女低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下,父亲更可能与母亲共同参与陪同子女娱乐玩耍,但不会成为该项育儿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实证结果表明,父母育儿分工既包含基于相对受教育程度的理性考虑,也受到社会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两种机制交互作用,在不同类型的育儿活动中塑造出不同的育儿分工安排。总体上看,母亲仍为育儿任务的主要承担者,父亲更可能以辅助者的角色参与育儿活动。基于此,研究从增强育儿的性别平等化观念、提供有针对性的育儿政策与服务等方面为促进家庭和谐发展与扭转低生育率提供建议。

山东省1527名男护士职业发展需求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近年来山东省各级医院男护士职业发展需求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男护士职业发展需求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及性别角色冲突量表对山东省1 527名男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男护士职业发展需求得分为(114.86±18.60)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自我效能、家庭支持、朋友支持、追求成功和成就、限制性情感表达、工作、学校与家庭的冲突是男护士职业发展需求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男护士在职业发展进程中主要在职业探索与规划、管理策略、人际关系等方面需求较大,管理者可通过增加社会支持、增强自我效能感水平、提高对成功和成就的渴望与追求及减少工作/学习与家庭冲突,进一步推动男护士职业发展。

男护士工作形塑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男护士工作形塑行为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和整群抽样法,抽取山东省16个地市1 527名男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工作形塑量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性别角色冲突量表进行调查,分析影响因素。结果 男护士工作形塑得分为(80.71±17.67)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中朋友支持、其他支持2个维度、工作自我效能及性别角色冲突中追求成功和成就、限制性情感表达、工作/学校与家庭冲突3个维度是男护士工作形塑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可解释总变异的68.4%。结论 男护士工作形塑行为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可通过加强社会支持力度、增强工作自我效能、提高追求成功和成就意愿、减少工作/学校与家庭冲突,制定有效干预措施,提高其工作形塑水平。

性别角色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生育意愿是人们预期生育行为的体现。文章基于中国当前“不愿生”的特征事实,通过CGSS2013至2021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利用OLS回归和有序Logit模型探讨了性别角色观念对生育意愿(包括生男孩意愿和生女孩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性别角色观念对生育意愿以及生男孩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相较于男性、农村、30岁及以下、高教育水平群体而言,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城镇、31岁及以上、低教育水平群体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父母以及配偶的受教育水平在性别角色观念和生育意愿的关系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据此,为了防止性别角色观念作用于个体生育意愿的多米诺效应,提振生育率和优化人口结构,文章认为,提高生育意愿、推动人口均衡发展,一方面,需要消弭角色观念固化的影响,从而提高生育行为的自主效应;另一方面,可以从家庭层面入手,加强亲代和伴侣的干预效果,利用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引导个体性别角色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日常性家务劳动对老年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

基于第六次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横断面数据,探究家务劳动对老年健康状况的影响及作用路径,旨在为我国健康老龄化政策的精准布局提供参考依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日常性家务劳动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发现日常性家务劳动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有负面影响(β=-0.077,P<0.01),在性别上对老年男性自评健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β=-0.085,P<0.01),而对老年女性的影响不显著(P>0.05)。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在日常性家务与老年人自评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是不同的,低社会经济地位(SES)老年群体的影响最大(β=-0.368,P<0.001),中SES群体次之,高SES群体基本不受影响。不论是体育锻炼参与还是抑郁情况在日常性家务劳动作用老年健康过程中都发挥着遮掩效应,效应量分别为4.52%和21.6%。研究表明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情境下,经常从事日常性家务劳动不利于老年健康,特别是老年男性。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调节家务劳动带给老年人健康的负面影响。通过提高体育锻炼参与和降低抑郁情况的作用路径,可以有效发挥家务劳动对老年人健康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