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强化风险干预联合抚触在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患儿护理中的作用研究

目的:探讨主动强化风险干预联合抚触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HIE)患儿风险事件及发育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本院新生儿科收治的70例HIE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35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联合抚触干预,研究组实施主动强化风险干预联合抚触干预。分析比较两组风险事件,体格生长指标、精神运动及智力发育情况。结果:干预期间,研究组风险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身高、体重、头围增长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两组精神运动发育指数(Psychomotor development index,PDI)、智力发育指数(Mental development index,MDI)评分均较干预前升高,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主动强化风险干预联合抚触能减少新生儿HIE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还能促进患儿体格发育、改善精神运动及智力发育。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制度层面的反思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本身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它提示我们还应该从制度层面进行思考。不仅需要反思研究者个人、研究团队、研究者所在机构的政策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更需要反思我国各部委在相关规范管理范围的衔接和一致性等方面的问题。如何从预防和完善的视角和进路进行思考,是本文的基本立足点。产学研转化以及机构利益冲突政策,是我国很多机构在管理框架的薄弱环节,也是可能存在漏洞的地方。此外,还针对创新和规则意识以及胚胎和胎儿的道德地位以及孩子的利益该由谁判断和代言,提出了文化层面需要进行的反思。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工具理性批判

工具理性在利用技术手段达到技术目的的过程中创造了支撑现代社会的技术和物质。但工具理性也因过度重视技术和“去情感化”、“对象化”等特征忽视人的价值意义。在众多被工具理性主义渗透、强力冲击的领域中,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细胞按照既定目标进行编辑就是被工具理性控制的例子。将人类胚胎视为研究对象,崇拜唯技术论、机械思维主导、道德情感缺场,展现社会责任虚化,导致社会信任危机。把作为主体的人客体化为试验对象进行基因人为修改试验,违背法律规定,挑战伦理界限,是未能有效引导工具理性导致的技术事故。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法律及伦理规制探析——以CRISPR/Cas9技术为例

近年发展迅速的基因编辑技术,其CRISPR/Cas9技术因简洁、高效的特点,应用最为普遍,但也存在较大的脱靶风险,故国际禁止将其应用于人生殖系细胞的基因编辑。2018年11月"贺建奎事件"的披露,反映出国内在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上的法律监管缺失、伦理审查制度流于形式及少数科研人员的科研自觉淡漠。故我国对之应尽快完善相关立法、严格实施伦理审查、加强科研伦理教育。

新时期医学期刊编辑应提升伦理素养——基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作为医学研究论文伦理审查的最后防线,"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给医学期刊敲响了警钟,必须加强对医学研究论文的伦理审查。编辑伦理素养高低影响着期刊伦理审查水平,应按照了解基本的伦理理论、掌握基本的伦理原则、熟悉基本的伦理规范、关注最新医疗技术的伦理要求等基本要求,并通过提升编辑内在素养、改善外部环境、加强编辑伦理实践等相关途径提升编辑伦理素养。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侵权行为的法律性质分析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以下简称"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学界对基因编辑技术法律规制问题的广泛关注。在我国相关民法规范体系滞后于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情况下,为了保护事件中被侵权人的民事权益,明确被侵权人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现行卫生立法并未明确界定"医疗行为"等原因,目前学界对事件中侵权行为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这首先反映在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这一行为的法律性质认识模糊。由此将导致司法实践中法院适用法律依据错误,影响侵权损害的认定和评价,使被侵权人不能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以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为切入点,对事件中侵权行为的法律性质进行了深入辨析。从行为目的角度来看,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属于临床试验,而不属于医疗行为;同时,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对于基因编辑婴儿是非治疗性临床试验,对于受试者又是治疗性临床试验。事件中侵权人实施的整体行为是由辅助生殖的医疗行为和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构成,因此事件中的侵权行为包含非法行医和临床试验两种侵权行为。由于事件中的侵权人构成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被侵权人可以根据《合同法》或《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择一主张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