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语境下的文学解读与“务探诗人意旨”的文本阐释——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意蕴

《诗经原始》是中国《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本文在文学与经学不可分离的诗学解释学背景下探讨了《诗经原始》文学解读的可能性,强调《诗经原始》无论是以经学教化的眼光看待《诗》,还是对《诗》做出富有美感和诗意的阐释,都能立足于文本,以“务探诗人意旨”为目的。它所提出的“读《诗》当涵咏全文,得其通章大意”等解读原则与方法,以及从诗体自身看待《诗》之正变、以“托辞”言《诗》等,都做到了从文本出发、重视文本细读,重视读者涵咏体验在《诗》的解读活动中的重要性。这一切,相对于中国诗学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自得“”私意”参与作品的释义、轻视本文客观释义的理论来说,无疑体现出新的特征,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本诗学理论的内涵。

现代阐释理论与音乐演绎

音乐演绎是一个复杂的活动,其中包含着理解、创造等一系列哲学、美学问题。音乐演绎中如何面对"原作"?音乐作品蕴涵与演绎的统一等,历来是理论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阐释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就以上问题发表看法。

祈向多元——中国诗学解释学基本阐释向度论

"人凡有理解,就总有不同"——现代西方解释学的多元意义观和理解观在中国诗学解释史上从来就是一种自觉承续的阐释实践。在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多元共存思想的滋润和涵养中,中国诗学解释者始终对作者意图及本身固有的情理悖论和逻辑矛盾保持着清醒的质疑,对诗歌文本独特的本质属性与理解的多义性之间的关联持有深刻的体认,对读者自身主体性和能动性所生发的丰富多样的意义世界一直报以肯定的态度。所有这些质疑、体认和肯定也最终注定了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基本解释向度是多元论。

论对《里斯本协定》的认识误区——兼论《里斯本协定》与TRIPS协议的异同

学术界对《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存在错误认识,这限制了该协定在原产地名称国际保护中的作用。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解释规则对相关条款解释发现,相对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地理标志保护条款该协定对缔约国的要求并不太高。它并不要求缔约国必须制定保护原产地名称的专门法律;"质量或特征"属于原产地名称的选择性因素;原产地名称并不优先于在先权;一国可以拒绝保护其他成员国与在先权冲突或属通用名称的原产地名称。

杨伯峻《论语译注》质疑

在尊重前贤译注著作质量的前提下,试提出个人管窥拙见:作者有时引注无力;或释难成训;或译文欠附原文。

试谈小说情节素材的文本解读价值——以《儒林外史》三则情节素材的考论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的许多情节都有其素材渊源,作者在化用素材时一般会熔铸己意、别有寄托。因此,从素材的角度把握某一情节的意蕴和题旨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文本解读新方法。对《儒林外史》中三则情节的素材考辨可以说明,通过情节素材解读小说文本不仅可以更全面和更深入地把握作品题旨,而且也是对古代小说素材研究的一个开拓和推进。

文明起源理论入华之争的文本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谁“误读”抑或过度诠释

文明起源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也指国家起源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美籍华人历史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的"连续与破裂"的"文明起源新说"传入国内后,引发我国学界对摩尔根—马克思文明起源理论的反思和检讨,由此出现了种种中国人"误读"摩尔根、马克思之说。究竟中国学界是否存在这种"误读"?文本分析显示:第一,不存在中国人"误读";第二,存在对摩尔根理论的"过度诠释"。作此诠释者是恩格斯。

从原文文本到翻译的创造性

本文认为,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这是由原文文本的特点所决定的。本文试图提出"衍生文本"的概念,从分析作者意图、文本意图和诠释者意图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原文文本、衍生文本和译语文本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阐述了翻译的创造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创造性的限度。

英语世界的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译介研究

文章对英语世界译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七个版本情况进行了概述,并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异质文化语境中的七个译本进行了分析比较:对词牌名的翻译处理、对标题的翻译处理、对苏轼标题后的说明的处理以及对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原文本中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五处的解读。

《水经注》地理研究初探

《水经注》是一部以河川为纲目的地理书,随着研究平台逐步完善,地理研究也应逐步走向前台。《水经注》原文的地理学解读和绘制现代版地图集是《水经注》地理研究的基础工程。

文本阐释视域下的杜诗“诗史”之名缘起

"诗史"思维源自中国早期社会"诗史合流"的传统,在漫长的理论架构和文本阐释过程中,杜诗"诗史"说形成"少陵生前流传""贞元、元和之际产生""宋代形成共识"等几种主流观点。用文献考证和文本关照的方法对上述诸观点甄别析辨,可知"唐代尚未出现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杜诗‘诗史’之名在学者中形成共识应该是宋代的事"的论断较为审慎,更多文献的考证是对"诗史"之名缘起进一步界定的关键。

习见中求是反正——袁传璋先生《论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系合本子注本》读后

《文学遗产》2022年第1期卷首刊发了袁传璋先生的新作《论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系合本子注本》。文章有力地论证了裴骃《史记集解》施注方式为“合本子注”,清理了自清儒到当代“三家注原先都各自单行……《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著录《史记集解》八十卷”这一流行两三百年观点的致误所在。文章信息量大,给人启发良多。文章从积累有年多创获、《史记》版本源流、“《史记集解》八十卷”的误称误传及其缘由、文献功底深厚四方面,评价了袁先生此文中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精神。

国内“康德研究”学术史中的若干问题

国内康德学之学术史,应当包括原著翻译、配套研究资料与学术论著三大类。翻译应该准确、可靠,让人充分"信得过",必要时也应给读者一张"云水相接"的"导游图";配套研究资料除了对原著章节阐释之权威论著之外,最有实用价值者是"逐字逐句"的注释串解,这是康德自己的要求,亦是康德研究者之共识。

法律先见与海商法解释

通过对海商法解释中原意论解释方法缺点的剖析,论述了法律先见对法律解释的创新作用,提出了在海商法解释时应该将法律先见和法律文本进行视域融合,并分析了如何将该理论和法律实践结合。

“痴”之迻译:被消解了的神情意味——文学翻译中的文本解读个案研究

准确的文本解读是产生合格译本的前提。“痴”是《红楼梦》一书的一个关键词,译者在处理原著中反复出现的“痴”字时,需要深入剖析各处的具体用意,以便更好地传达作者本意。本文拟结合实例分析《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痴”的传译,探讨某些译法的意义流失问题及可能的补偿办法。

译者惯习对巫宁坤译《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影响

任何译者的翻译实践都是在译者惯习的支配下进行的,译者惯习的形成有其历史性和社会性。巫宁坤的教育经历、职业生涯、社会经历形塑了其译者惯习。从译者惯习的角度解读巫宁坤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译本,分析巫宁坤的译者惯习对原作选择、原作解读、及翻译策略的影响,可以为客观的看待文学作品的译本提供一定借鉴。

从心所欲不逾矩——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的心态取向

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一方面受到原文本的制约,具有"否认自我"的心态;另一方面,译者作为译文本的原创者,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主体能动性,具有"张扬自我"的心态。成功的译者,就要努力在两种心态之间寻求最佳的均衡点。

从《简·爱》译本谈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的主体性是现今翻译研究的热门话题。通过对黄源深《简·爱》译本的分析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阐释和表达等方面都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强调译者的主体性既可以使译者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还可以提高译者在学术界的地位。

《共产党宣言》初心意蕴探析

《共产党宣言》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共产党人必须时刻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习近平关于"初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源头。一是阐明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具有先进性、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二是阐释共产党的最近使命,包括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促进无产阶级团结联合;三是抓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批判各种反人民的社会主义流派。

宇文所安译者惯习研究

文学经典外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愈加重要,译者惯习研究对于明确译者在文学经典外译中的动态角色而言不可或缺。宇文所安是唐诗译介的重要学者,《中国文学选集》和《杜甫诗》是宇文所安翻译生涯两个不同阶段的代表性译著。对比两本译著后发现,宇文所安翻译惯习的形成和强化受到教育经历、职业生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进而影响了其对作品的选择、解读及翻译策略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