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创新创业活跃度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抓手,也是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7—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该结论同样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高收入水平、青年组、高教育水平、高数字素养省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驱动效应更明显。

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困难挑战与促进对策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防止规模性返贫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对近年来农民增收形势的分析发现:多年来,在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同时,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更快,这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近两年,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放缓、困难加大的问题凸显,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的重要性、紧迫性明显增加。在此基础上,从增收难度和减收风险等角度,分析了当前乃至今后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并从推进帮扶机制建设、加强能力培训、创新发展机制、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公共服务支持、提振发展信心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的对策建议。

教育公平视角下区域性低收入群体长效增收机制研究

区域性的教育水平通常与该区域的经济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经济水平的高质量发展往往带动教育发展水平的稳步提升。教育资源在区域间分配不均衡使得区域间教育质量差别过大,甚至随着社会进步有进一步拉开差距的趋势,为促进区域低收入群体的长效增收,教育公平被摆在关键位置。通过改善经济不发达区域的教育基础设施、合理共建优质生源基地、优化教育扶贫管理、对口帮扶低收入地区中小学及职业教育、落实定向免费师范生培养计划和开设多种类培训课程使低收入群体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收入稳定增长,科学有效地建立起区域性低收入群体长效增收机制。

非遗传承助力乡村振兴——以“藤富之路”项目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该项目以传统藤编手艺为基础,将碳中和时代下追求个性化、自然主义的消费市场作为核心,利用“非遗+产业”的发展模式不断创新,通过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提高藤编市场占有率,扎实推进藤编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扩大就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

最低工资“提低”作用的研究综述

最低工资制度的初衷与共同富裕建设中的“提低”要求是一致的;然而,最低工资在起到劳动保护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失业等副作用。文章梳理了最低工资发挥“提低”作用的可能路径,从收入(分配)、就业(创业)、培训等环节总结了最低工资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其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最低工资覆盖部门,如果最低工资标准适当、未造成明显失业、企业不减少培训等情况下,最低工资可以起到较好的“提低”作用;如果政府能通过培训补贴等惠企政策分担企业用工成本,最低工资的“提低”效果会更好。

合作住宅:扶持中低收入阶层和扩大内需的良策

中低收入阶层的家庭买不起房 ,房地产商开发的房子又卖不出去。房地产开发对内需的促动作用如何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合作住宅政策是可以借鉴和大力推广的一项启动房地产市场的措施。采用这种策略能够更好地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解决房地产业的供需矛盾 ,同时能够有效地带动房地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期 ,并通过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带动扩大内需。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农村低收入户现状分析及增收对策的思考

农村低收入户群体是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和突出矛盾,这一阶层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已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利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将农村的低收入户作为一个阶层,从主导产业、收入渠道、货币化程度、生产要素、人口状况及文化素质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在分析其现状、特征及成因的基础上,着重提出了促进农村低收入户收入增长的具体措施.

山区低收入农户增收对策研究 ——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

低收入农户大多分布在山区,选取北京市门头沟区这一纯山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山区自然条件和收入特点,提出低收入农户的增收对策。研究认为,在保障“输血”的前提下,更应因地制宜地“造血”,在“扶志”的引领下,“扶智”才能更有效率。对于无劳动能力和因学致贫者,应纳入日常社保体系;对于有劳动能力者,应开展技能培训,深挖“扶智”潜力,确保增收的可持续性;同时,应结合本地区域功能和特色,选择适合的特色产业,发挥山区生态优势,实践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发展绿色产业,比如高端民宿等,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统筹协调各方帮扶力量,用好社会帮扶资源,形成帮扶合力,提高帮扶效率。

城市保障房精细化管理的指标设计及贡献度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辽宁省已初步建立了多层次保障性住房体系,但是保障性住房在政策法规建设、融资方式、投资金额、建设规模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问题。针对目前保障房的运行现状和问题,需要对城市化保障性住房精细化管理指标加以设计。基于VAR模型对经济适用房的销售总额、销售面积和建设规模三个指标进行贡献度分析,其研究结果同样适用于保障性住房的问题研究。保障性住房体系的精细化管理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建立长期有效的多主体资金供给模式,按需调节不同保障房类别的规模,设立严格的准入—退出机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脱低帮扶工作的模式与经验--基于北京市30个低收入村案例

2016年,北京市按照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116万元的标准,认定了7.26万个低收入户,234个低收入村。2020年这些低收入户、低收入村全部实现“脱低摘帽”。通过调研其中30个低收入村的脱低增收的经验归纳出几种主要模式:“村集体+专业大户+农户”的村集体主导模式、“合作社+村集体+农户”的合作社主导模式、“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公司主导模式、“园区+N”的产业园区主导模式,总结其发展经验有三:一是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提前到位;二是村“两委”领导班子坚强有力;三是因地制宜促进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创新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多种经营主体合作共赢。建议未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要从自发到有序规划,减弱政策依赖,重视市场机制,发展过程要重视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另外,政府也要推动人才振兴,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支撑。

舟山市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增收问题探讨

针对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增收难的现状,从舟山市特殊的群岛型地理特征出发对舟山市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展开详细调查,通过对比分析,比较了高低收入组、渔村居民低收入户与整体渔村居民户收入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找出导致舟山市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增收难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促进舟山市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增收的对策。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主要思路和对策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而要切实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就必须根据各个低收入群体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其中调整优化收入分配关系,尽快提高在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水平,实施积极的就业和再就业政策,争取实现充分就业,把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等,是现阶段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基本途径。

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 夯实健康发展之基

在我国国力繁荣的背后 ,存在一支庞大的低收入阶层队伍 ,这不仅有违社会公正 ,而且也不利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 ,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

社会保障制度转型若干问题探讨

平稳实现社会保障制度转型已成为当前关系我国改革开放成败和经济健康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头等大事 ,笔者对此进行了三方面讨论。指出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采取“渐进式”方式 ,逐步完成从过去的现收现支向先积累后使用的制度转型 ,这一过程的突出矛盾现在集中爆发为社会保障基金严重不足。而关于社会保障基金补偿的依据 ,作者认为 ,不仅是人们现在基本认同的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从而造成对国有企业职工的欠帐 ,从更根本的角度看 ,更应该归结为现收现支向先积累后使用的体制转型所致。“欠帐”不仅包括国有企业职工 ,而且包括集体职工和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

保障房建设资金和房源“开源节流”的路径分析

加强保障房建设可减少高房价的负效应,但房价"越调越涨"和农村人口向城市陆续迁移等因素,致使保障房刚性需求不断扩大,而保障房建设资金和房源筹集方式单一与保障房建造和分配管理漏洞等原因,又令保障房建设资金和房源供给面临诸多困境。同时,部分地区商品房库存居高不下。因此,通过完善保障房租售管理核查监督制度,利用保障房"去库存",激活"沉睡的"公积金与宅基地等路径,为保障房建设资金和房源"开源节流",对实现保障房建设的正外部性,推动保障房市场和商品房市场长期共赢均衡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促进低收入农户快速增收机制的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低收入农户快速增收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低收入农户的界定,低收入农户的主要特征、低收入农户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对策等四个方面。

基于生计资本的低收入农户长效增收自主适应机制——以陕西榆林地区为例

低收入农户长效增收存在自主适应机制,利用陕西省榆林市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截面数据,采用OLS逐步回归模型识别生计资本对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影响,有利于探究生计资本的作用机制、增收效应与异质性。结论如下:(1)低收入农户长效增收机制是在政府计划适应下农户自主适应,通过改善生计资本实现农户增收的机制;(2)生计资本对农户增收存在抵消和协同作用;(3)生计资本对农户增收具有异质性,因此农户长效增收机制具有异质性;(4)提能、强基以及结盟是低收入农户长效增收的自主适应策略。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户贴息贷款对低收入群体增收效应研究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金融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农户贴息贷款的减贫效应和增收促进作用,对防止贫困人群返贫、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以新疆南疆四地州2017年起实施的“政农通”农户贴息贷款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并借助“建档立卡”信息系统提取相关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贴息贷款对农户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收入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政农通”农户贴息贷款政策有效促进了南疆四地州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时滞性,总体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趋势;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相对较高收入人群的增收递减效应较为明显;农户贴息贷款具有趋利性和风险规避性,信贷资金用于养殖业项目的增收效果优于种植业和创业性项目。为检验农户贴息贷款对收入增长促进作用的机理,使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模型对投资意愿、种植面积、养殖规模三个代理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三个中介变量置信区间内均不包含零值,验证了中介效应成立。最后,基于以上分析建议在贴息贷款政策连续性、信贷产品创新、农村地区金融素养、数字普惠金融等方面发挥长效机制,以期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

个税免征额调整对家庭收支行为的影响——来自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证据

本文基于城镇住户调查(UHS)2010—2012年家庭收支月度信息,利用收入组群的纳税差异,分析个税免征额调整对居民家庭收支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个税免征额调整显著提高了受个税改革影响家庭月均自报可支配收入8.3%—10.1%,其中工资收入增长10.1%—11.2%;同时增加了消费性支出2.5%—3.2%,其中食品支出和服务支出分别增长3.2%—4.3%和3.1%—4.9%。自报收入增幅远远高于消费增幅的原因可能是改革前家庭低报收入,而改革后家庭低报收入的程度有所降低。从收入组群和家庭支出负担异质性来看,减税会显著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增加有债务支出和有子女教育支出家庭的总消费和食品消费。本文还发现,家庭工资集中指数越高,个税改革的减税效果越小。

增加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新思路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增加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更有效提高低收入居民收入必须从控制性政策入手。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控制性政策对于提高低收入居民收入有根本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