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创新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最为重要的成果,一直指引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依据。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标准的结合,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创新发展,在学理方法上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标准各自所包含的观念逻辑与理论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阐释,最终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新内涵、新形态。由于此种新内涵与新形态是以不断变化着的当代中国文学现实为基础,以文学批评的思想、内容、形式、功用为进路,通过打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历史性、审美性、人民性标准与中国文学批评“道”“文”“质”标准,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逻辑、情感逻辑、伦理逻辑与知识逻辑的统一,因而它可以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在理念与实践两个方面成为一种统一文学创作、鉴赏、教化、批判与行动五重目标的全新文学批评共同体。

贵州台江革一黔东统杷榔组沉积环境初探

贵州台江革一杷榔组出露完整、富含化石,其中—上部层位产有类群组合多样的杷榔动物群,为杷榔动物群的一个重要产地。本文通过详细的野外观察,结合生物化石保存情况及岩石薄片的分析结果,对革一杷榔组沉积环境及其海平面变化规律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革一杷榔组的沉积位于盐度正常、较深水的陆棚环境,生物生活环境多为氧化—弱氧化环境,富含化石的层位经历了快速沉积事件,整组的沉积由底向上海水经历了由深至浅的变化过程,但其间经历2次小的波动,水体变深后变浅,并出现还原—氧化界面的波动。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译学审思——“反向格义”抑或“中西会通”

"反向格义"与"中西会通"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的两种认知取向和方法选择。近现代中西学术交流在反向格义过程中完成了对中国学术的形塑,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学术对西方话语的依附,给中国学术带来相当的片面性偏差。对中国学术而言,不能为了避免西方话语的反向格义而在学术上走向自我封闭,会通中西方已有学术资源进行思想创新是建设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应有的实践智慧和理性诉求。中国学术的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地"去西方话语",而是要以中国立场寻求与西方学术的深度对话,唯此才能避免在格义天平首鼠两端,在中西会通基础上建立中国学术话语的主体性。

格义的再现:法家学说与法学对等关系之建构

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为了促成中国人对于佛教名相的理解,竺法雅开创了格义之法。清末民初,在西方法学传入中国的早期,格义之法再次浮现:外来的法学被理解为中国的法家学说,法家学说与法学之间的关系,逐渐被建构成一种虚拟的对等关系。其中,严复运用格义之法,以中国固有的"法家"解释西方的"法学家";梁启超、沈家本、胡适等人以外来的法学解释甚至取代中国固有的法家学说,则是对反向格义方法的运用。反向格义也是格义。无论是以法家学说解释法学,还是以法学解释法家学说,都表明格义之法乃是中国现代法学兴起的一个环节。回顾法家学说与法学对等关系的建构及其终结,省思格义与中国现代法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是当下及未来中国的法学实现理论自觉的必要前提。

“格义”之法与中国比较文学——一种跨文化传播的范式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其教义、教理等很难为中国人所理解;但是,佛教的"空"跟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无"等概念形成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共鸣;于是,早期佛教的传习者,特别是魏晋时期的佛教传习者,便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跟佛教思想相近的概念来解释佛教的"事数",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概念跟佛教的"事数"进行一一比配,于是便有了"格义"之法。"格义"在佛教传播中土初期起到了文化上的"摆渡"作用,为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某种"方便法门"。虽然后来佛教的传习不再需要借助于"格义"之法,但这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方法,仍然为后来的文人和学者使用;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便借助于中国经籍中的"天"向中国人解释"上帝"的观念。同时,"格义"一法作为古代中国融通中外文化的一个先例,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较早的源头之一,并对当今的中外文学、文化的交往和沟通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义解:移花接木——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

中国佛学对印度佛典的理解与解释近乎一种文化"嫁接"。最初的佛典讲解者必须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置入汉民族的生活语境中,因而采用了一种用中国儒道学说来比附印度佛教学说的"格义"的阐释方法。关于"格义"的使用年代与确切含义的理解,学界有不同看法,但考其精神实质,应是一种"傅会中西之学说"的方法。"格义"方法充分证明了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这一阐释学原理。自东晋至隋唐,阐释佛教教义的"疏"、"论"大量出现,学术争鸣通过对佛典文本的阐释差异表现出来:因对同一经典的不同阐释而形成派别,因对不同经典的阐释而形成各种师说,因对不同经典的尊崇与发挥而形成不同宗派。通过对《法华经》"方便"一词各种解说的考察,可发现中国佛教的经疏有四个特点,即阐释的附会性、扩展性、细密性、多元性。佛教义学的疏论,是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典范之一。

“格义”:唐代景教的传教方略——兼论景教的“格义”态势

唐代景教流播华土达两个多世纪,既苦其心志,又劳其筋骨,最终竟落得个"了无痕迹"的悲戚结局。既未能让华夏民族皈依上帝,成为基督的羔羊,也无法使中华文化吸纳福音的光芒,甚至自身的文化身份都无力获得全面的显彰。毫无疑问,如此的命运,同其效法佛教初传华土时的"格义"方略间不无关系。那么,景教"格义"的动因何在?景教"格义"的态势如何?此乃本文拟将开掘和阐释的论旨所在。

《人间词话》“境界”理论的英译对比研究——以涂经诒译本与李又安译本为例

文章围绕着《人间词话》“境界”理论及其衍生的“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隔”与“不隔”等核心概念,对该著涂经诒、李又安两个译本的相关英译做了系统、深入的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从理解认知层面来看,较之涂译,李译对于“境界”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更为细化的把握,这对于西方读者深刻理解“境界”说理论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意义;从翻译策略层面来看,涂译应当属于“格义”处理,而李译则更加具有“正名”性质;在中国文论的国际传播方面,涂译在英语世界可以起到认知铺垫的作用,而李译在西方学界则可以更多地发挥概念还原的功能;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宏大背景之下,李译的“正名”译法较之涂译的“格义”处理更加贴合时代的主题。

格义之学的兴衰及其佛学背景的演变

作为一种解经方法,格义用儒道经典中的概念来解释佛经术语,为佛教概念的普及提供了便利,但其在方便理解的同时也出现了背离佛教思想的倾向。随着道安等人提出的"附文求旨"的解经原则的确立,加上建立在《阿含》《毗昙》《般若》等经论之上的佛教概念体系的建立和佛教内在理解路径的畅通,格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逐渐淡出中国佛教的视野。

假玄立论 以无为归——释道安佛学思想探微

所谓格义,即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利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以诠释佛经奥义的做法。事实证明,释道安对格义之法并不反对,他所否定的只是机械比附。无论是他的佛学本体论还是他的禅数思想,可以说都是通过借鉴魏晋玄学建构起来的。在处理外来文化时,在不扭曲其本质精神的前提下,却能将它与本土文化的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的明智做法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通过释道安佛学思想的建立,我们可以再次看出我国早期佛界学人的博大心胸和高超智慧。

后格义时代的译释现象研究

全球化时代迎来了后格义特征的中国典籍译释行为。通过考察这一时期以安乐哲为代表的译释活动,发现了其中译释所具有的特征,即双向性、译释和经释的交织、“物性”和“事件性”的发问方式、从概念格义到观念格义的过渡,同时也识别出了译释所具有的文体类型,即评注、话语、叙事和构述。

会通与格义——辜鸿铭儒经英译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它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辜鸿铭会通中西文化并推崇儒家文化,适应了当时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其选择的格义策略也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应成为典籍外译的一个原则。

支遁诗文援《易》解佛探幽

东晋高僧支遁留存下来的《支遁集》存在大量援引《周易》词汇的现象。从支遁诗文援引《周易》义例中可以看到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中国僧人是通过"格义"方式解读领会佛教理论的。一定程度上,《周易》与佛教的思想相通是支遁对《周易》思想熟稔运用的基础,支遁个人对《周易》的学习与接受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其长期局限于比较研究的“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中西互释”单纯方法论视角,缺乏两种阐释学原理意义上的疏通与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出本土化的重要实绩。要推进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本土化,须以文学心理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心理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才能实现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真正本土化。

论“有无”:早期佛学与道家思想之格义

"有"与"无"是道家思想的基本概念,佛教传入之初,即借用"有"与"无"来阐发其佛学思想,使佛教教义与道家思想相互融合。佛道两家由于对"有无"的理解差异,在哲学上表现为本体论和存在论的不同特色。

“附会”、“格义”:《圣经》汉译的跨文化策略

《圣经》汉译有着悠久的历史。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圣经》汉译过程中的巨大文化障碍。本文结合这些障碍产生的原因对《圣经》汉译历史过程中"附会"和"格义"这两种文化障碍跨越策略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

辜鸿铭儒经英译中格义策略的伦理审视

辜鸿铭在儒经英译中基于目标语社会的规范,采取了格义策略。从翻译伦理的视角看,这种策略符合基于规范的伦理,违背再现伦理,在提高译文可读性的同时,抹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性。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今天的典籍外译应适度采取陌生化策略,同时兼顾目标语社会的规范,遵守存异优先、兼顾规范的翻译伦理。

“生而平等”和“本性平等”:卢梭Born Equal观念的汉译

卢梭的born equal在汉译的过程中,受到多重文化语境的制约和挤压,由超验价值转化为经验意义的"生而平等"。而格义式译法"本性平等"虽能保留原文的超越意义,却无法移植源语文化"自然状态"的神性意味,同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被接受。在源语文本、文化和译语文本、文化相互纠缠的张力中,卢梭平等观的译介是视界融合的过程。翻译的绝对忠实难以在经验世界实现,但作为译者追求的超越价值,仍有不可动摇的合理性。

宣威市格宜向斜南东翼北段宣威组煤层特征浅析

通过钻孔岩芯观察、物探测井、化验测试等方法,对宣威组地层含煤性、煤层地球物理特征、煤质特征进行分析,确立该地区煤层的赋存规律、煤层对比的可靠度。结果表明:区内可采煤层赋存于宣威组地层,该地层厚度稳定,含煤层数多达35层,其中含可采煤层9层;可采煤层主要集中于宣威组上段,上段含可采煤层7层,含煤系数高达5.91%;区内煤类属焦煤,煤层硫分含量属特低硫,灰分属中—高灰。

论佛经传译中的文化取向

佛经传译过程,是佛经传译者选择、比配中土文化概念以传达佛教文化的过程,也是中土文化接纳、容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一个佛教走向中国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