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经济的生成逻辑、发展态势与政策着力点

首发经济是企业发布新产品,推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开设首店等经济活动的总称。首发经济具有首次与实质创新、时尚新潮与有效引领、高品质与市场认可、链式发展全过程等特征。发展首发经济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扩大居民消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首发经济呈现品牌首店加速落地、业态分布彰显地域特色、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等特征,但也面临着居民消费能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产品同质化严重与创新不持续、配套服务和宣传不到位、物流体系与交通网络不完善等挑战。推动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明确创新激励导向、完善配套服务体系、优化消费空间布局。

银发经济中备老人群消费特征与发展趋势研究

银发经济已成为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领域,发展银发经济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同时发力。银发经济有特定的年龄针对性,文本关注银发经济中未老阶段的备老经济。备老人群呈现身体健康状况良好、预期寿命持续延长,文化教育水平较高、消费观念开放包容,互联网普及程度较高、消费个性化、注重悦己等群体特征,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备老人群的消费将为银发经济带来巨大的增量空间。深入理解并满足备老人群的消费需求,对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良性循环、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体验经济视角下内蒙古乡村旅游预评价研究

首先,确定游客主体在体验经济与旅游活动之间的媒介作用,以游客出行、游览、住宿、餐饮、购物及娱乐6个方面为准则层,拟定预评价体系指标,同时选取内蒙古典型旅游村进行实地调研采样,收集规划建设相关数据,对拟定的指标项进行完善和修正。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预评价体系的合理性及权重进行检验,从而构建出一个相对科学、客观及可操作的预评价指标体系,在体验经济与旅游乡村规划建设之间建立起沟通桥梁,便于反复修正和指导建设构想。

数字经济、消费提振与实体经济发展——兼论消费异质与人口规模的门槛效应

选取2013—2021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从消费提振视角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考察消费异质性与人口规模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且这一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振居民消费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消费城乡异质中,数字经济更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在消费类型异质中,数字经济对居民生存型消费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提振作用。拓展性研究发现,在地区人口规模发展的不同阶段,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低人口规模时显著、高人口规模时不显著。

公平竞争审查、新质生产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质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数字化转型动力,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该制度能够显著提升行政垄断程度高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且以促进“底层技术运用”为支点撬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凸显了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通过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优化信贷资源配给、完善数字发展制度环境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和“卡点”,从而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围绕公平竞争审查标准、方式和目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呈现出对民营企业、较小规模企业的所有制和规模“偏好”,并且对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的企业作用更加明显;地区自我审查与外部监督机制较为完善时,政策能够更好发挥作用。最后产业政策的叠加效果检验显示,中央与省级产业政策均与公平竞争审查形成了制度合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推进了企业数字化进程。研究结论能够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

算法市场的兴起:概念、挑战与未来发展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发展离不开数据、算法和算力组成的“三驾马车”。其中,算法作为激发算力潜能与实现数据价值的重要技术环节,是推进“人工智能+”进程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驱动力。与数据要素市场相比,算法市场的商业化进展明显滞后,其交易机制和市场结构尚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探讨了算法市场的交易标的、市场结构及其关键特征,梳理了算法确权保护和算法流通机制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总结了算法确权和流通市场发展的实践探索。通过分析算法市场与知识产权、数据要素市场,文章发现,算法与知识产权在创新性和虚拟性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对隐私数据的依赖性和开闭源算法的差异性使其确权保护更具复杂性。同时,算法与数据要素市场共享场景依赖和非标特征,但算法更强的外部依赖性对其流通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我国算法市场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文章提出构建以政府和市场双驱动为核心的算法交易与流通机制的政策建议,通过优化确权机制、促进供需匹配、降低使用门槛以及推动跨境流通,以促进算法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广泛应用。

低空经济的内涵、特征和运行模式

低空经济作为低空飞行活动与产业融合的新型综合性经济形态,具有空间立体性、区域依赖性、数字生态性、产业融合性以及辐射带动性等特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低空经济,将其确定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地加紧布局,发展势头良好。但具体实践中仍存在发展低空经济的体制机制不畅、技术创新支持不足、新型基础设施不全、产业领域需不断拓展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文本依据螺旋理论,提出“政产学研金服用”的低空经济开放式创新生态模式。

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实质平等理念的立法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规划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民营经济促进型立法的产物。作为促进类企业立法的“总则性”“统领性”立法文件,市场主体平等原则不仅是其促进性功能的逻辑起点,更是确保该法律功能落实的关键。现代企业家精神缺失的价值失范与无法消解的所有制壁垒,不仅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障碍,也是立法须直面的前置性问题。相对应的,一方面,立法应击破形式平等面向而走向实质平等之路,并以实质平等为制度设计理念,通过政策及资源的倾斜,使民营经济在市场中取得与国有经济相当的竞争地位与发展权利;另一方面,通过资源的倾斜性供给和利导性的激励机制,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独特的竞争优势,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而赋能整个经济体的发展活力。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组态及路径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基于2018—2022年江西省1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QCA方法,融合多理论视角,探索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与组态路径。结果表明:单一数字经济要素并不构成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但产业数字化要素的必要性逐年上升,日益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关键因素;存在“数据赋能型创新驱动模式”和“技术赋能型政企协同驱动模式”两类高水平乡村振兴组态路径,两者均强调动力与保障的协同作用,共同塑造乡村振兴的双重驱动机制;过度依赖数字化治理会导致乡村治理“形式化”,进而制约乡村发展。据此,建议深度融合“数字外嵌力量”与“乡村内在基础”,打造“乡村产业数字化中心”,并加快形成数字经济多元要素协同发展合力,因地制宜地应用“动力+保障”策略,打好“组合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企业资本配置效率驱动因素的组态效应——基于数字经济视角的高新技术企业研究

为剖析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多元驱动因素,基于扎根理论识别资本配置效率驱动因素,以937家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采用fsQCA方法,探讨其资本配置效率驱动因素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是内外部融资生态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单一因素驱动的,高新技术企业高资本配置效率的条件组态可以归纳为外部驱动型、研发驱动型、成长驱动型、研发和成长双驱动型四种路径。研究结果为高新技术企业优化资本配置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完善了驱动资本配置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消费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效应

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是人口红利消退趋势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高质量方案。本文将数字消费纳入一个多部门竞争均衡的资源错配框架中,借助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了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数字消费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非线性影响及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消费规模对劳动力资源错配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影响,且我国数字消费已处于对劳动力再配置的优化阶段,该结论经一系列检验后依然具有稳健性。第二,数字消费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随着地理区位、环境规制以及资本配置效率的不同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第三,市场化进程、产业集聚以及政府经济目标是调节数字消费规模对劳动力资源错配“倒U形”非线性关系的重要机制。其中,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会导致极值点向右偏移,并强化非线性关系;产业集聚水平、政府经济目标的提高使极值点向左移动,并弱化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丰富了数字时代劳动力再配置理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了新方案和新思路。

财税激励政策对数字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246家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

数字经济是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对重组要素资源、优化经济发展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实证分析模型,选取江苏省2019—2022年的246家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数字经济企业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均可以对数字经济企业起到激励作用,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加大创新投入、缓解融资约束、增加数字化人力资本投入是财税激励政策影响数字经济企业发展的中介渠道。

数字经济背景下高校大数据与会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正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大数据与会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也需与时俱进。伴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企业对财会人才的需求逐渐由核算向管理型转变,企业对财会人才的综合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将针对目前高校大数据与会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的对课程思政的认识与重视不够、思政元素挖掘与建设不深、思政元素融入与实践性不强等问题,提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构建“一模式、三聚焦、三协同”的“一三三”思政育人体系,并探讨对应的建设保障机制,以期更好地推进数字经济背景下大数据与会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发展。

乡村创新创业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理论逻辑和实证分析

鼓励乡村创新创业发展,充分激发乡村双创活力,将为推动县域经济增长提供充足内生动能和重要发展机遇。利用浙大卡特−企研团队2023年公布的“乡村创新创业指数”,基于中国2014−2021年1836个县域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乡村创新创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乡村创新创业能够显著推动县域经济增长。乡村创新创业水平每提高1%,推动县域GDP增加4%;(2)在劳动力流出地区、实体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较好的地区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推动作用更为显著;(3)机理检验表明,乡村创新创业主要通过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激发消费活力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县域经济增长;(4)乡村创新创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政府介入力度维持在合理区间时,推动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5)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创新创业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区域绿色低碳,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应进一步支持乡村创新创业融合发展,以就业、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为重点,以提升政务服务效率、推进有为政府建设为保障,为县域经济增长乃至高质量发展凝聚充足动力。

早年贫困经历降低了老年消费福祉吗?

在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持续攀升的背景下,发展银发经济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举措。文章使用CHARLS2014年中国居民生命历程调查和2018年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早年贫困经历对老年人消费的影响。文章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发现早年贫困经历不仅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还抑制了消费结构升级;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仍然成立。研究基于劣势累积理论发现早年贫困经历对老年人消费会产生三重劣势累积效应,即通过塑造节俭型消费习惯,降低认知能力以及弱化健康水平,使老年人消费降低。由于个体向上社会流动以及积极良性的社会互动可以缓解早年贫困经历的劣势累积过程,文章关注家庭社会资本与互联网应用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发现家庭社会资本会弱化早年贫困经历对老年人消费的不利影响并提升消费;但是受到数字鸿沟的影响,互联网使用没有对老年人消费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早年不同类型的贫困经历对老年人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健康和经济贫困经历对消费的负向影响显著,但是食物贫困经历的影响不明显,这意味着早年的健康贫困经历和经济贫困经历存在显著的劣势累积效应,从而对消费水平产生抑制作用。文章的政策启示是:发展银发经济要充分认识生命历程中早年贫困经历对老年人消费产生的影响,在家庭层面应积极构建社会资本培育体系,扩大家庭的社会网络;在社区层面应开展提升老年人认知能力和数字素养等方面的培训活动,增强消费能力;在政府层面要优化老年健康服务和社会保障政策,削弱储蓄动机;通过家庭、社区、政府共建体系降低早年贫困经历的劣势累积效应。未来公共老龄政策服务体系要以覆盖全人口从童年、成年以及老年整个生命周期的视角切入,兼顾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人群的差异性需求,以政策干预的方式打破劣势累积过程,增进老年人福祉。

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农业产业链韧性:指数测算与效应检验

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是保障我国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重要举措,以数字经济促进农业产业链韧性提升逐渐成为关键路径。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分别测度了数字经济、产业融合以及农业产业链韧性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业产业链韧性提升,且农村产业融合在二者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农业产业链韧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但对本地农业产业链韧性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对邻近地区农业产业链韧性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以品质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及其创造力经济效应

中国正迈入后工业化、后人口转型和城镇化后期阶段,城镇化发展模式将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内涵型转变,意味着长期形成的工业化、城乡人口流动和城镇化互动格局面临新的变革,城市品质成为城镇化新阶段的关键变量。城市品质吸引创造力人才集聚,推动创新活动和创业活动的空间集聚,带动由创造力驱动、以创新创业活动为基础的创造力经济发展。为此,必须优化城市“软”环境,推动人才自由流动,建设创新型和创业型城市,培育和发展城市创造力经济。

金融化的奥秘——《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撰写的《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是一部值得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重视的新著。其中可获得七大启示:(1)与其说金融化是推动当代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原因,不如说金融化是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必然结果。(2)虚拟经济的繁荣不过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的衍生物。(3)一旦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那么虚拟经济欺负实体经济的底气就来自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4)之所以有人质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或许是因为混淆了价值和价格的区别。(5)明斯基之所以在今天享有如此高的声誉,不是因为明斯基真正揭示了金融不稳定的根源,而是因为明斯基比马克思更能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接受。(6)资本主义社会负债攀升的逻辑链条,隐藏在“透支与过剩”的悖论之中。(7)金融化的真正奥秘,在于通过极限施压的方法来增加利润增长点。

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数字信息时代,数字经济引发了生产要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正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文章在系统阐述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发展核心机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数字经济助推绿色经济转型面临的诸多现实阻碍,提出要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和数字人才建设,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治理效能,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赋能效应。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强度: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云计算等高新技术,已成为引领社会变革的推动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分析数字经济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碳排放强度倾向于降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通过“技术创新效应”“贸易规模效应”和“贸易结构效应”对一国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本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国家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一国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我国应持续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挖掘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并搭建数字化平台,积极推动碳减排技术的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