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司法抑或经权司法:立足宋代的理论与实践辨正

情理司法通常被作为传统中国司法的代表性模式来讨论,但这种学术概括存在时空局限和理论缺憾。在时空上,情理司法说主要提炼自明清司法实践,难以融贯解释此前,尤其是宋代的司法模式。在理论上,它难以解释情理司法源于何种理论及其在整个国家司法制度中的功能、作用和旨趣等核心问题,还会带来理论误导和价值遮蔽。追根溯源,情理司法根源于传统经学中的经权理论。传统经权理论在宋代获得了实质性发展,从中可以提炼出义统经权、权即是经、情时而权、圣贤行权等创新性命题。宋代士大夫官僚作为新经权理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将其引入司法实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经权司法模式,并呈现为怀法用权、缘情用权、相时用权三种运行机制。宋代经权司法是在守法的前提下,因个案之情、理、时等因素而行权裁判,目的是补救机械守法裁判之弊,让司法合于中道价值。由于经权司法主要体现为缘情理而行权,所以常被称为情理裁判,进而被概括为情理司法。正本清源而言,宋元明清时期的经权司法是儒家经学影响司法实践的典型形式,与汉唐时期的春秋决狱共同构成了帝制时期传统司法中的救弊型司法,二者均属于特别司法模式。

法律适用统一的路径和方法分析

在成文法体制下,法律适用统一是司法的一项基本理念和原则。该原则的实施关系到成文法体制语境中,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问题。在我国,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主要有三种路径:行政性路径、法律性路径以及学理性路径。这三种路径的作用机制和效用各有所不同。尽管行政性路径和方法直接、高效,但基于司法行政化本身的结构性弊端,从今后的发展来看该路径应当调整、限缩;在法律性路径中,救济程序中的上诉审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和充实,通过设立法律审强化其法律适用的统一;学理性路径和方法是今后应该大力充实和发展的方向,但这一方向面临着学术与司法实践大环境的调整且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023年度司法应用报告

指导性案例的应用效果备受学术和审判实务界关注,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批13例指导性案例,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的39批224例指导性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收录的裁判文书作为实证研究样本,从多个视角出发,对指导性案例发布和应用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对11286例应用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在整体和个案应用的研究基础上,详细分析案由专题、应用法院、应用主体和应用内容等要素。综述中通过数据展现指导性案例在实体和程序指引的不均衡、失效运行机制的规范以及赋予指导性案例刚性效力等方面的建议,呈现2023年度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变化与发展。

司法行政部门指导高职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加强行业指导是遵循职业教育规律,整合教育资源,突出办学特色,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司法行政部门作为司法高职院校的主办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对高职法治人才培养加强行业指导的必要性,切实履行对高职法治人才培养加强行业指导的职责,着力推动司法高职院校法治人才培养与司法行政事业融合发展,促进司法高职院校不断提升关键办学能力、更好地赋能司法行政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同案同判:价值理念、实现困境及解决对策

在司法改革中,实现司法公正和法律统一适用至关重要,而同案同判则是司法公正和统一法律适用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保证。实践中存在的大量同案不同判现象使人们容易对司法公正产生信任危机,妨碍了司法改革进程。同案不同判现象违背了公正性、平等性、安定性等价值理念。同案同判的实现困境成了实务界与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破解这个困境亦是一个难题。具体实践中可以从三个方面探索实现同案同判:构建完备的类案检索平台,通过法律规范对类案的判定标准与类案检索结果冲突适用机制作出详细规定以助力同案同判的实现;完善指导性案例的生成、遴选、编纂、适用全过程,并强化案例指导制度的指导性;通过合理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强化法官维护个案公正的主观意识、增强法官专业素养等手段来保障同案同判。

家庭教育指导的司法化及其适度调试——以《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为背景

《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我国家庭教育指导的司法化色彩趋于浓厚,集中表现为由司法机关主导设立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在庭审中增设家庭教育指导环节、发布家庭教育指导类文书等。司法机关的积极探索促进了家庭教育指导联动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但亦出现了职能承担的过度延伸、形式规范的轻重失衡以及效力追求的理想化趋势。为予适度调试,司法机关应在指导机构的设立上遵循立法规定的配合性定位、从主导回归至辅助,同时着力推进指导类文书的规范化和统一化,而对其效力则应摒弃单一的强制推行思路,将重心置于家庭教育指导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等相关制度的衔接上。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022年度司法应用报告

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被应用是案例指导制度的重要体现,以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的37批211例指导性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的裁判文书作为实证研究应用样本,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从多种维度对指导性案例发布和应用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在案由、地域、援引类型、应用结果等分析要素的基础上,新增指导性案例对同案由案例审判数量的影响分析。综述中通过数据分析指导性案例在发布和应用案例方面的不平衡性、明示和隐性援引的发展以及提高参照规范性方面的建议,整体呈现2022年度指导性案例司法应用的变化。

论建设中国式判例制度的司法价值与实现路径

法律适用统一事关公正司法长效机制建设的成败,数字时代的新型案件给法律适用带来了挑战,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及时发布权威案例以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在司法实践中,指导性案例等制度定位不清晰、类案检索等实体应用不健全等法律适用不统一问题,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因此,构建立足于解决新型疑难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中国式判例制度将成为一种抉择。建设中国式判例制度将有助于促进权责配置改革与激励体制建设,发挥司法发展与人民司法需求间的矛盾调节器作用,建设实现路径包括:明确判例制度的法源效力、加强判例制度与制定法适用的程序性衔接。

我国民间借贷利率规制的演进、评析与优化路径

民间借贷的蓬勃发展使法律对其核心要素——利率进行规制。1991年和2015年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民法典》及2020年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制在自由放任、管控、适度放开与再度收紧之间徘徊。在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制的制度演进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演进各阶段进行评析,总结利率规制反复与回归的态势,以及利率规制伴随着打击高利贷制止犯罪的特点,进而指出利率规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利率规制难以适应民间借贷负外部性可能引发的公共风险;政府监管部门对利率规制的态度摇摆与暧昧;司法对利率规制的效果仍有待提升等。为此,应当转变利率规制理念,树立“疏”主“禁”辅的理念;建立健全放贷人制度规则,平衡借贷双方权益;探索制定民间借贷利率分类动态指引,提升司法治理效果;引入激励相容法律规制,创新民间借贷监管模式。

现代刑法背景下兜底条款明确性的价值与完善

因应现代社会抗制新型风险的需要,现代刑法大量使用兜底条款的立法技术,可能与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明确性存在矛盾,二者关系需要审慎认定。兜底条款明确性具有现实价值与规范价值。兜底条款的明确性应结合是否颁布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否科学合理以及是否存在情势变更等因素综合判断。兜底条款明确性的完善路径包括对不明确兜底条款进行提法修改、删除或另立新罪;赋予法官对兜底条款明确性的法律解释权并建构多维社会监督机制;完善最高司法机关涉兜底条款的案例指导制度、注重判决书的说理作用等。

我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适用之困境与出路——以127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情况判决滥觞于二战后的日本,作为一种经由个人与公益博弈后使得法治原则妥协于既成事实之裁判形式,有其适用的特殊时代背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亦有类似立法,它无疑在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发挥了作用。然该判决形式却是以法律逻辑无法自圆其说、削弱相对人权益保护及法治原则之背离为代价。它实则是实质法治观念的产物,但现阶段诸多法律制度尚未达到至臻至善的地步,或可以利益衡量定位情况判决,缓解司法实践中情况判决上诉率高,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效果甚微之困境。故亟需规范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明确其适用范围与适用标准。谦抑性适用《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强化利益冲突时利益衡量之论证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正当解释,制度环境成熟时或可考虑情况判决之摈弃。

刑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困境及完善路径——基于106个指导案例的实证研究

刑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旨在通过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统一司法的标准和尺度,在统一司法适用的尺度、填补刑事立法的空白、规范司法人员的裁量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检察实践中,存在着刑事检察指导案例供给不足、案例遴选方式不完善、指导力不足,以及现有数据库不完善等诸多问题。立足于基本国情,在检察职能原则的指导之下,提出解决检察指导案例制度运行困境的对策:提升刑事检察指导案例的质量,推广刑事检察指导案例检索的智能化,保障检察指导案例的运行机制,明确检察指导案例的适用方式等。

清代的司法成案研究

清代司法成案是由某些业已生效的典型案件判决汇集而成,其形成目的是为弥补制定法的僵化性与滞后性缺陷。成案制度的社会功能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稳定社会秩序、进行伦理教化、遏制资本主义萌芽和巩固传统农业的核心地位,法律功能是诠释判决的合理性、增强判决的权威性以及在“律/例无正条”的情况下“以案定罪”。成案适用的一般方式是直接援引成案进行案件裁判,证成律例与现审案件之间的对应性,或者为刑罚裁量提供参照基准。远年成案不适用和情节歧异排除适用只是从消极方面肯定成案法源的效力,真正对成案法源效力构成否定性影响的仅有“未经通行”。

《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司法适用相关问题研究——兼论醉驾应否一律入罪

《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在司法中的适用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也能够保证罪与非罪判断的准确性,体现了司法者对立法者的尊重。我们不能因为"但书"条款在司法中有可能被随意适用而否定"但书"条款司法适用本身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为《刑法》总则第13条有机组成部分的"但书"条款,理应适用于包括危险驾驶罪在内的《刑法》分则规定的每个具体犯罪。应正视醉驾各种情形的差异性,在综合考察案件所有情节的基础上,对一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适用"但书"条款,不认定为犯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以131份判决书为视角

作为新型网络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在案件数量、地域分布、被告人情况和刑罚情况等方面均具有较为独特的特征。具体考察该类犯罪的司法适用情况可知,在主观"明知"、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犯罪、帮助行为、情节严重等构成要件要素的认定过程中,司法实践均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应当通过合理使用推定"明知"的判断标准、加强对被帮助对象的行为所构成犯罪的查证、完善对"帮助"行为含义的解释、严格规范"情节严重"的司法认定等途径予以解决,从而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确适用。

“情节严重”司法解释的纰缪及规范性重构

有关“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普遍存在将曾受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等反映特殊预防必要性大小的预防刑情节作为责任刑情节对待,将导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自杀、自残、精神失常之类的小概率事件,将事前、事后的超出本来构成要件评价范畴或者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事实,将不能反映法益侵害程度的违法所得数额,将不能为违法性提供根据的国家工作人员等特殊身份,将极具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所谓“恶劣社会影响”等情形,认定为“情节严重”的现象。“情节严重”在阶层犯罪构成体系中,应属于违法性要素,不应包括有责性以及反映特殊预防必要性大小的预防刑要素。应从个罪所保护的法益、所属的犯罪类型以及罪刑是否相适应等方面,准确认定“情节严重”。“数额+情节”模式,可能是未来刑法立法的方向,应根据数额与情节在个罪法益侵害程度评价意义上的差异,具体厘定数额与情节的关系,避免造成“一刀切”以及罪刑失衡的结果。

《民法典》合同司法解除规则的程序法解读

《民法典》确立的合同司法解除制度,包括基于情势变更的司法解除和非金钱债务违约方司法解除两种类型。前者在实践和理论上有较为扎实的基础,后者则争议巨大。法典编纂过程中,学界普遍对《合同法》第110条存在一定误读,试图以合同僵局说来论证违约方司法解除的必要性。结合民事抗辩和确认之诉的法理,程序法的检讨表明《合同法》第110条并不存在引发合同僵局的法律漏洞。司法解除制度的立法原因有合同法理念调整、确认之诉休眠和一定的偶然因素。司法解除属于不必要形成之诉、无溯及力的形成之诉,基于《民法典》的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理,其司法适用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情节严重”的解释误区及立法反思

虽然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决定了"情节严重"的中国式立法不可避免,但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可以恣意地进行解释。有关"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存在混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违反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及平等适用刑法原则;有悖法益保护原理;无视犯罪类型;超出构成要件范畴进行过度评价,有违规范的保护目的及罪数原理;不符合期待可能性原理;将引起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精神失常的案件事实认定为"情节严重",形成间接处罚;将造成所谓恶劣社会影响认定为"情节严重",使司法活动流于恣意;规定不具有一贯性,显得过于随意,等等问题。至于立法上,存在表述不统一、过于跳跃、随意等问题。

民间规则的司法识别:程序、内容与机制

当下我国的司法审判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法官在审理复杂疑难的案件时,面对国家法的空白、漏洞、不足时,如何对民间规则进行司法识别与适用,并作出适当的审判。一起婚姻家庭案件的司法审判过程表明,我国司法审判的法源是国家法,民间规则的司法适用只是为了填补国家法的漏洞,应当严格适用条件,防止滥用,因此,民间规则的司法适用必须进行识别程序,这个识别程序包括民间规则的主张、举证以及查明三个环节,其中当事人与法官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当事人主张存在某项民间规则并予以举证;法官识别与适用该项民间规则。法官对民间规则的识别内容包括规范识别与效力识别两个方面。在相关的制度设计上,我国应当建立民间规则的司法识别机制,主要包括设立法官识别民间规则的标准、以民间规则的汇编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等。

大学生就业期望值问题分析

扩招后“就业难”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还没有形成“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的“大众化”就业理念 ,对自我期望值过高 ,使得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分析了大学生的择业误区 ,强调通过学校的教育和引导使学生树立起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 。